西望茅草地
文丨韩少功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
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层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和思索的深处，像我的家乡、母校和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呵，他，那么他就是我的家长、教师和保姆了。
他的一生和土地相连。在皖南，在苏北，在淮海战场，他为土地流过血。战争结束了，他有了上校军衔。国家出现经济建设高xdx潮的时候，他打了个报告要求改行，去办农场。他没有家室，喊声"走"，被包一背就走了，回到了故乡的土地上，临走时一个老上级还笑着送了个名字给他："你回乡种田去，就叫张种田吧！"是什么让我与张种田走到一起来了呢？我中学毕业时，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支边——建设强大祖国的崇高使命，党的庄严号召，这一切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父母都以为我疯了，说家里困难，希望我就业赚钱。那个金属压延厂，已经通知我去上班。我烦透了父母的劝说。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心一横，只身混上了西去的列车，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是神圣的。陌生而神奇的茅草地吸引着我们城市青年。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飞的野鸡，耳环闪闪发亮的少数民族妇女。据说这里汉、僮、瑶杂居。历史上无数次民族械斗的结果，留下一片荒凉。荒凉有什么要紧？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建设起"共青团之城"！我们将在一位老革命战士的带领之下，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剃了光头，打着赤膊的老汉，赶着马车来迎接我们。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上前递来一个旧军用水壶，客客气气地请我们喝酒。
"请，请！"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子上，据说那是当地表示恭敬的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凉茶吗？这附近有汽水卖吗？有什么水果吗？"他显得有点为难。不知是谁，发现随他来的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大家拥上去讨，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带队的副场长老杨来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那个我们早就听说了的上校吗？
他似乎不记得自己打赤膊，直往台上走，经副场长触了一下，才穿上一件白布衫。走路的时候，显出骑兵的罗圈腿步伐。
他开始讲一些表示欢迎的话，嗓门很大。他说现在的茅草地还丑死人，不过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将来这里就是那个什么歌里唱的，什么"江南……"——他"晓不得"唱。（像本地农民一样，他总把"知识分子"念成"机西分子"，"不晓得"成了"晓不得"）我们笑了。
以后这里还要有洋房子，大马路，还可以搞电影院罗，游泳池罗，还要有大工厂和共产主义大学！——不实现这些，砍掉我的脑袋！"全场肃然沉默，转而变成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带点调皮的神调，"现在鼓不鼓掌没关系，兑了现再鼓掌。
嗯？但掌声中开始的生活，在最初的新鲜感中，渐渐露出了严峻。一晃几个月，广种薄收！广种薄收！一个劳力要负担好几十亩种玉米，木薯，黄豆，甘蔗，出工两头不见天，晒得一个个像黑人。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甘蔗皮。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锄头口磨溶了几寸，棉花还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要种！种！种！朝无边无际的前方种过去。场长说过，全国大跃进，我们这个小农场也要"放卫星"，一年自给，三年建成个"共产主义根据地"。伙食也慢慢差了。"大锅饭"和"三菜一汤"只搞了两个月，然后食堂里只剩下两个"传统节目"，一是黑乎乎的干萝卜菜，像是熬的中草药；二是辣椒汤，辣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有人把它叫"感冒发散剂".肥如象的肉猪，大如桌的蜜桃，跃上龙门的鲤鱼，都停留在壁画上，不肯下来。场长有时也亲自下厨房宰羊杀猪，或是骑马去打野麂子来改善生活，但一个月毕竟难有两次。知识青年们的笑声歌声少了，溜冰场和游泳池早丢到九霄云外。
早晨，窗外常常是蒙蒙细雨，破窗纸被寒风吹得啪啪响。远处只有厨房里剁干菜的嚓嚓声。躺在床上，全身像散了架。翻个身，腰上立刻火辣辣地痛。
"咚咚"，敲门声响了。声音顺着一张张门响过来。"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呵！"——是场长的声音。我总觉得那里面有一团火，包含着激励和批评。
队长当然首先被叫起来，大家也赶紧穿衣找鞋。当然，也有人向场长讨价还价的：“场长，外面还在下雨……” “把斗笠、蓑衣带好……” “我昨天担了一天柴，腰杆子痛咧！” “放心放心，后生子只有饿死的病死的，没有累死的。你昨天吃了几两米？……一餐半斤？那还可以做得。只吃三两米的就不要出工了，关起门睡觉！”就这样，场长经常来喊工，每次喊过后，他把一杆特大号的锄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碰上雨天，套鞋就在泥水里发出叭哒叭哒的响声……很多人在伸懒腰，打哈欠，暗暗叫苦。睡在我对面的赵海光还做了个鬼脸，当着队长的面撇撇嘴溜出一句：“呸，老子右眼有一股霉气，碰了个阎王老子！”
"我不喜欢叫苦，粗声说："猴子，"——这是他的外号，"少讲怪话，走吧！
"我跟上队长的脚步。雨，还是雨，路真滑呢！
对农场的关心，使我找队长谈起来。
"队长，光苦干不行，为什么不讲点科学呢？"队长李长子，眼睛不太好，经常眯着，像刚睡醒。其实很有心计，补个箢箕，做张板凳或用胡琴拉一拉"西湖调"、"采茶调"，都是无师自通。但他有点怕场长，听我一说，眯眯眼慢吞吞说："我是个-过水丘-，只管得上传下达，你们找场长去讲吧。"场长倒显得有兴趣。"科学？"他眨眨眼，神情像平时请我们教他识字那样。
"种种种，土质情况也不明，肥料供应也不足，还有劳力安排……这样赶得上英国佬哇？危险！"一个女的放了开头炮。
你们慢点讲。"我被推选为代表。我提议缩短垦荒战线，转手抓管理，稳打稳扎。还可以因地制宜广开门路，养蜂啦，养兔啦，还可以自己制蔗糖，提取蜂王浆。农工商结合，约克夏肥猪——我尽我所知，提出了一大串建议。
场长盘腿坐地，眼睛不时眯成缝，"嗯嗯呵呵"听了一阵，最后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根烟："你晓得的新名堂还不少哇，都搞得成器啵？"据说他有次从外地搞来了些高产蚕豆种，不知为什么，种了一年连种都没保住，气得他直骂娘。
我跳起来，"场长，保证能成功！我舅舅是农学院教授，可以拉他来支援……"
"好，考虑考虑吧！"他点头了。
他不同意缩短战线——当时上面也对大开荒抓得紧。但他对制菌肥感兴趣，因为场党委正为肥源问题伤脑筋，想放个"土法造肥"的"卫星"。但这也够令人高兴了。
土温室建起来了。他的养女小雨——就是最早跟他来迎接我们的那个女孩子，也成了"科研突击队"成员，成天帮助我们烧火。场长一天来看两轮，问什么时候可以出肥料。见十多天没动静，老是在准备、试验，似乎有点沉不住气了，摸摸瓶子、温度计，揭揭蒸笼盖，显得有点焦躁。有时他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一边，讲起地上工夫如何紧张，队长们如何埋怨劳力抽得太多，讲起哪些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那意思很明显——要我们上紧。
当然要上紧。可是事难逆料，第四次制种又失败了。偏偏那天有两个不争气的"突击队员"在上工时间打篮球，又被场长撞见。
场长一个赤膊，浑身黑汗，摇着草帽扇风，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看了看我们这些穿鞋着袜的劳动力，脸色不大好看。停了停，一扬巴掌："下午挖地，都去挖地！"小雨还没听懂，"爹，我还有棉饼没有磨完呐……"他背着手走了，出几步又回头，"挖地！"又是挖地，烧荒，锄草播种，点粪。咬紧牙关，捶打自己的腰，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份，是实现理想不可怀疑的生活秩序和准则。天！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
场长好像没有这些想法。在地上劳动他是愉快的，比年轻人还肯卖力。饿了，就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他两个干儿子——一次抗洪中救起的两个孤儿，还只有八、九岁，也被他带到地上，一人一把小钯头，参加劳动。哭了也不准回去。干部们更不用说，会计做帐，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准利用工余。那个会计暗地里冲他瞪眼睛。
歇工时，他就抽燃烟，笑眯眯地讲点往事——新四军罗，"汉阳造"罗，黄桥战役罗，板门店谈判罗，扒铁路埋地雷罗，把棉絮当烟丝烧罗……
讲得兴致来了，还会应人邀请，不太准确地唱起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
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
最初，即使是不准确的音调，也常常唤起我们庄严神圣的感情，但渐渐便觉得有些乏味了，甚至觉得大刀和硝烟，还有这张老人的笑脸，突然离我们很遥远，远得模糊起来。
但我仍努力使自己摆出认真听的样子。我担心，是不是我的思想出了毛病？
幸好，小雨送茶水来了，人影和喧闹声向茶桶奔去，我也可以轻松地擦汗了。
"猴子"自称会算命会看相，他从天庭、地角、耳珠、人中、当阳之类出发，分析场长的"恶相"，逗得一些人发笑。我笑不出来。客观地说，场长有些地方还令我佩服。枪法精，出门打麂子从不空手归；扶犁掌耙有一手，估猪的重量，估田的产量，总是一眼准。他做事也有魄力，指挥烧荒时，烟火中立马登高，那架势威镇千军。何况——他还是小雨的父亲呢？
记不清同小雨是怎样熟起来的。她这个人总躲在娴静和矜持的后面。办土温室的时候，她喜欢同男的接近，但你们讲话，她只听；你们打球，她只看；难得从她口里挖出一个字来。你开她的玩笑，她红着脸不会"还击"，逗急了，只会朝你背上打一拳，然后辫子一晃闪开去。
有一次她在甘溪河边洗衣，我们呢，在木桥上放下几担棉饼，望着河水打主意。甘溪的水，从远山中流来，绿得发蓝，清澈凉爽，黑的，黄的和白的石头在水中闪动，水面漂着太阳的光花。真想到里面去打个转，可场长有命令，不准私自下河游泳，怎么办？
"猴子"朝我挤了一下眼睛，"不准下，掉下去的怎么办？"我领悟了，假装桥身在晃，"不好！"连衣带鞋跳下水去。几个伙伴马上摆出救人的姿态，衣鞋一脱，一个个"飞燕式"、"滚翻式"、"炸弹式"，"掉"下水去……
她大叫起来："不好啦！有人掉下河啦！""小丫头，胆子太小，再吓她一下怎么样？"我对"猴子"丢了个眼色。
"完全赞成！"我和他潜下水去，故意伸手挣扎，咕噜咕噜大口吐出水泡泡。
她吓哭了。当我们的大笑说明一切后，她便抹了把眼泪生起气来："好呀，你们打着鬼主意违犯纪律，我告诉队长去！"她真的告了我们一状。这家伙！
我恨起她来。碰到她，故意装作没看见；看见她劈柴劈不动，也不理；她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找我谈话，我在虚掩的门上放一个扫把，她一推门，扫把打在她头上……不过她总不恨我，主动打招呼，还帮着洗衣。
洗衣？这倒是件求之不得的事。
那时出工累死人，有时回家脚都不洗就往床上滚，臭东西当然交给女知青们去处理。日子久了，女同胞们对我们的懒惰也表示气愤。有一天她们联合行动，把我们的臭衣服丢回来，然后聚集在她们寝室里高声歌唱，吹口琴，哈哈大笑，气得我们只好自己动手……现在小雨是例外，志愿做"业余贡献".直到我们的"科研突击队"散伙了，她调到猪场去以后还是这样。"猴子"称赞她是"天下第一好人".于是，我们又和解了。
这一天，歇工时李长子找到我，劈头一句："你何事又要小雨洗衣？""我看你管得太宽了吧？""你不去看看她那双手……"我这才知道，这几天她白天喂猪，晚上还帮着队里剥甘蔗皮，几个指头都磨出血，痛得暗自流泪。
我拔腿就往回跑。完了！衣已经洗完了，晾晒在猪场边的铁丝上。小雨缠着胶布的手，在那里揪水，扯衣角。一只蜜蜂，在她粉红色的发结旁边轻轻地飞。
"喂喂！"我很慌乱，"对，对不起，我……"她抹了把汗，惊奇地睁大眼。
客气话实在没意思，用行动来表示点什么吧。我操起一个竹扫把，帮她打扫猪栏。
"你做什么呀？放下！放下！"嚓——我的衣被猪栏上一颗铁钉挂住，拉开了一条大口子。真是越急越出乱子。
"看你！"她嗔怪地皱起眉头，"快脱下来吧，我帮你缝两针。"只穿一件单衫。要我打赤膊吗？太不好意思。
"脱呀！"她看出了我的犹豫，自己的脸先红了，转过头去，口里却批评我："这有什么要紧呢……"她接过我的衣，背对着我开始缝补。这时我才看清了她：辫子像一缕乌云盘在头顶；从侧面看去，下巴柔韧有力，眼神文静温柔，而且，而且……我无意中看见她衣领里，那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洁白的肩膀，一颗黑痣。像犯罪一般，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她在说着什么。好像还在埋怨我的冒失，好像问菌肥试验还搞不搞，好像看见我那件衣的口袋里有本《斯大林传略》，于是找我借书。我大概都回答了，天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
以后，借书，还书，谈保尔和马特洛索夫，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谈"共青团之城"，她成了我们房里的常客和"老听众".但我很拘束，讲话不连贯，词汇也贫乏。活见鬼！我不是说要三十五岁再恋爱的吗？怎么就胡思乱想了呢？我努力扑灭这一星感情的火花，严厉地批判自己。"猴子"看出了其中奥妙，挤眉弄眼要给我看相，说我命里注定要当一个老革命的贵婿。我恨不得一饭钵盖在他脑袋上。
"笑话！我现在就恋爱？再说，她有什么值得我爱呢？胆子像兔子，老实像绵羊，只配当幼儿园的阿姨……"我装着不以为然，故意贬低她，可批评到最激烈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声音也显得虚飘，我发现确实有点不对头了。
唉，这里面还有一层很大的忧虑，就是她有那个难以捉摸的父亲……
小雨是劳动模范——工区的"穆桂英"。名字上了红榜。不知为什么，我尽管对农场前途忧虑，也总想自己的名字跳到红榜上去。我暗暗地努力着。不料，挫折"咣"的一声出现……
我调到机耕队，那天开着一台红色的履带拖拉机，到八号坡去犁荒。刚上坡，听到身后有人大声喊："站住！"好像是她那位父亲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吗？我赶快刹住车。
奇怪——他像头发怒的猛兽，深一脚浅一腿追上来，"你混帐！混帐！"老天！疯了吗？我躲开去，泥块碰到机窗上，碎成粉粒，留下个黄印子。
"场长……""你下来！"他大吼一声。
我赶紧下来。
"帽子戴正！"戴好了。
他扬起手里两截树苗，"你好生看看，这是什么？"我一看就明白了，树苗断口是新的——可能是刚才上坡时思想开小差，压断了路边的梨树苗。
"你的眼睛到哪里去了？简直是搞破坏！搞破坏2我讲过好多遍了！这是江西来的苗子，盘得比肉价钱还贵几倍，买都买不到，你当大少爷？你你你，你这个骆驼斯基（托洛茨基）！"他一急，记起了延安时期记下的这个外国人的名字。
地上的人都来了，有人偷偷朝我伸舌头，有些平时恨我太积极的人，幸灾乐祸。
副场长杨守胜也来了。他同我关系较好，家里也在省城，是我们下乡的带队人，所以叫他"老知青".他先把场长拉开。
场长还不肯走，冲着我点指头："你听着，你们大家都再听着，下次哪个再破坏公家财物，我……一枪崩了他！"青年人的自尊心，使我终于忍不住了，也冒火起来，"你凶什么？我赔钱！"几张钞票掏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还有硬币在蹦。
"好哇，你还是这个态度？你等着……"他终于被老杨劝开了。副场长又回到我身边，笑着帮我整整衣领，安慰了几句。大意思是要我以后注意点。至于场长，农场一草一木是他的命，性子急躁，不过一阵火发过了就没事了，当然，这个……
我本来只顾冒火，听这话，倒触得心里一热，委屈的泪水湿了眼眶。
"小马，你不要哭嘛……"我忍住不哭了。可我受不了！这个场长，什么老革命？什么共产党？军阀作风！我大吼起来："这个鬼农场！我不干了！"当劳模没指望了，我极力避开小雨。那天她找我去出黑板报，我也装耳朵聋。为什么要避开她？我自己莫名其妙。
不过地位的变化是想象不到的。不久发生了一件怪事——晚上，我提根梭标去站岗，看守工区堆放的几百根杉木。公路边有点动静，刚想去看看，突然被一根绳子绊住脚，倒在地上。还没想到是怎么回事，领脖又被一双手掐住了，掐得我两眼发花……
见鬼！什么人？
我被带进一个山洞，松明的烟火充满了这个小小的空间。火把下，一个缠罗布头巾的人踢了我一-脚，明晃晃的大刀提在手里，泻下一道寒光。"你晓得我们是什么人吗？"应该表现勇敢。
"我们是救国先遣军……"天！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天晚上全县暴动，你们农场已经被包围了！明天我们一早占领县城，改换乾坤。你这个嫩嵬子识相点……"我血往上涌，立刻想起了烈火、刑具和尸体。
"说！"对方眼一瞪，火光照亮了他的半边脸，"你们场里哪些是共产党？
你们武装部的枪放在哪里？你们的场长、书记住在什么地方？统统说出来！说了就没有你的事。""快点！"又是一张半边亮的脸。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胸口。
我愤怒了。"打倒反动派！打倒特务！"我担心迟疑会使我胡思乱想，于是不停顿地高喊口号，挣扎，咬，为了示威，也为了支撑自己的胆量。
头上是洞顶，岩石像黑乎乎的波浪。说实话，我害怕就这样死去。那黑色的波浪中有茅草地，有清清的甘溪河，有我那么多朋友——"猴子"、"大炮"、"博士"、李队长，还有她——小雨的面容。怎么能就这样快离开她？……也许，我应该想法求生？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出了洞再设法给大家报警，行吗？或者……但我知道敌人不会轻易受骗。
再见了！我所有的亲人！我忍住泪，喊出最后一句口号，绝望地望着黑色的波浪，体会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奇怪的是，过了一阵，我活着，实实在在地活着。
一只手拍拍我的肩。奇怪！场长站在我面前，腰扎皮带，下面是一条马裤。
他很激动，眼睛闪着亮光，使劲地捶了我几拳，"嘿嘿"两声，说不出话来。旁边，刚才那几张半边亮的脸也挂着笑。
"搞什么鬼？"我哭笑不得，大叫起来。
第二天我才知道，当时上级要搞查立场、讲传统、鼓干劲的教育运动，场长就策划了这一次"演习".场部开了职工大会，把我和几个青年请上台。场党委成员亲自给我们戴红花，敬酒。场长把我们一个个介绍，如数家珍。"这才是共产党的好伢子，好汉子！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靠这号人……"当然，几个没受住"考验"的，挨了他一顿臭骂……
我的名字真的上红榜了！不过我只有苦笑。
查立场，抓教育。政治的强心针，还是不能使大家持久地鼓起劲来。场长找下面的人了解情况，也找到了我。
"我没意见！"我气冲冲地说。
"你还在呕气？"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这伢，那天在地上我一时性子躁，官僚作风，其实呢，我这个人是老鸦变的，嘴巴丑。"我还是冷冷的，摆弄一把扳手。
"你心里蛮不痛快？我还有哪点对你不起？还有哪些不是？"我"哼"了一声，不知要从哪里算起，就随便点了几件大家有意见的事：休息太少罗，两三个月没看上电影罗……
他摸摸头，想了想说："这些事，好办好办。"他还算得个能听意见的，尤其他心情平和的时候，由他信任的人来提意见。第二天，他同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就宣布全场放假一天，命令场部扯起银幕，晚上放电影。片子是写抗美援朝的，他兴致大发，换片时叫来宣教科长说："今晚要看个痛快！你现在吃点苦，骑我的马到县里跑一趟，再搞两部片子来，要好看的！"科长说，看得太晚的话，大家会肚子饿。场长扬扬手："叫食堂煮饭！"结果，那天看电影一直看到半夜三点钟，几百职工还吃了一餐香扑扑的大蒜炒腊鱼——场长、副场长出钱请客。
场长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一个月工资两百来元，不搞积蓄，除了留点烟钱外，剩下的哪个要用只管开口。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这种颇有豪爽气的平均主义，方便了一些贪小利的人。
有些人经常找他"揩油".赵海光也摸来了一包飞马牌，在我面前洋洋得意，还讨来了场长一顶单军帽歪戴在头上。
"马儿，"他喊我的外号，"你也去搞双军鞋来吧，我看清了，他还有两双。
"当时我父亲怨恨我，很少寄钱来。我一双胶鞋早就底面分了家，但我不愿意去做那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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