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生活的余绪
访谈者：岩鹰
岩鹰：你的第一本诗集最近就要出版了，这也是你的第一本诗集，有些什么感想？
普珉：感想说不上。首先是感谢朋友的支持；其次，就是觉得自己在诗歌写作上可以真正地放一放了。多年来，保存和修改诗歌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负担。现在诗集出版，这些负担都放下了。我可以转而做些别的事情，甚至什么都可以暂时不做了。
岩鹰：你的第一首诗写于何时，是否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是什么使你走上写作之路？
普珉：不好说，像我这么大的人中小学都写过所谓的诗歌的，中学时代，诗歌、散文、小说都写过。现在看来那阵子是什么也不懂。我是怀着作家梦考进大学中文系。但是说懂得文学还要过很多年以后吧。
1980年底到1981年初，我旁听了唐祈先生在甘肃师范大学举办的两次诗歌讲座（一次是介绍九叶诗人，一次是介绍西方现代派诗歌）才算明白什么是诗歌，诗歌可以怎样写，在此期间又从79级学生手里借来了全套的《今天》杂志和《今天诗歌研究资料》和“今天诗歌丛书”（有芒克的《心事》、北岛的《陌生的海滩》、江河的《从这里开始》），我把诗歌部分全部抄写了一遍。这些东西保证了我能在诗歌写作的学习上有一个正确的开始。大概1982年开始能写一些像样子的诗篇了。
至于是什么使我走上文学之路，我觉得就是糊里糊涂的，因为严格地说也没有什么文学之路叫我走过啊。我曾经有过作家梦、有过文学理想，但是很早就破灭了。
岩鹰：你哪一年考入兰州大学？说说你的大学生活，大学期间的诗歌写作及其一些诗歌活动。
普珉：1980年夏天从北大荒考进兰州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的事情比较琐碎，讲起来也麻烦。我大概一开始就是比较颓废的学生，一旦明白大学的学习很无聊，就全力以赴自己看书学习，所以毫无疑问是逃课大王。诗歌写作完全是练习，一直试图找到自己的声音。社团活动几乎完全不参加，1983年参加了学校社团试图做的一本比较前卫的校刊，结果全部稿件几乎完全被校宣传部长砍掉，并且指示把铅印本改成油印本。我失去信心，最后不了了之。这样大学期间也等于没有参加任何诗歌活动了。
岩鹰：大学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了济南吗？说说开始几年单位上你印象深的人和事。
普珉：是啊，直接到了济南，我曾经是个比较颓废的学生，到了单位，也基本这个样子。我对单位这种体制与形式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只有尽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此外，有几个酒肉朋友，无聊时总能聚集在一块纵酒杀时间。
由于家教的关系，我对世俗关系和生活实在懂得不多，一直显得很不成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使现在我也不能说就找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
岩鹰：我最早读到你的诗是在《他们》上，谈谈你最早与“他们”的交往。
普珉：我们班里有四个写诗的分别是，封新成、菲可、李建宏和我，我们后来就住在一个宿舍里，办了一个油印诗歌刊物叫一个很俗气的名字：《回音壁》。也许出过四期，都是些习作。后来封新成去《飞天》的“大学生诗苑”做助理编辑，有机会接触各地大学生诗歌创作的信息，比如韩东、于坚、王寅等都是这期间联系上的吧。这期间，我们看见了韩东的油印诗刊《老家》和王寅和陈东东、陆忆敏等印制的诗集。封新成因此想做一本反映全国大学生诗歌写作面貌的诗刊《同代》，1983年夏天编齐，由于种种原因，1984年夏天印出来了，质量却非常糟糕，估计散发有限，影响甚微。
1984年我来到济南后，和韩东有通信交往。1986年我出差上海，见过王寅、陆忆敏和陈东东，回来时路过南京停留三天，见了韩东、小海、于小韦、小君、任辉、贺弈。聊得很好、玩得也很愉快。这时，《他们》正准备出第三期。我留下了一些诗歌。这大概就是你看见有我诗歌的那一期。
岩鹰：你和“他们”中的哪些诗人见过面？谈谈当时见面时对其留下的印象。
普珉：除前面提到的人外，在1987年夏天我从湖南转到广州，见到了李苇和陈寅（在《他们》里又叫斯夫）。当时，《他们》也已经出版了二期和三期，大家多少都了解和知道对方，因此见面是有基础的，并没有陌生感。和《他们》中的诗人见面还是很好玩的，大家当时年纪都不大，对诗歌又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那种交流比较亲切和随意，我觉得大家都挺有信心的，但是并没有认真地讨论过未来。
我是个懒散的人，和《他们》中人的交往逐渐少了和中断，但是并没有远离的感觉，2000年小海来到济南，我们再度相见，感觉仍然非常亲密。
岩鹰：现在你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疏于联系，还是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他们是谁？
普珉：现在主要是电话和网上来往吧。但是也非常稀少，和韩东、于坚都是有事情才联络，和李苇、小海、杜马兰、刘立杆在聊天室碰见过、闲聊过。我觉得如果我们都在一地可能来往会密切，既然分散四下，没有密切的交往也属于正常吧。
岩鹰：你的诗大都发表《他们》上，你很少在公开刊物发表自己的诗作，是不屑于投稿，还是其他原因？
普珉：我也没那么清高。毕业前还是热衷于投稿，后来比较厌倦反复投递，同时觉得发表的希望渺茫，再加上写得越来越少，并且中断了若干年，这样就变成完全不投稿了，我绝大部分发表的诗歌都是编辑约稿和朋友组稿的结果。
岩鹰：你的写作是否受到过他人及其作品的影响？在哪些方面受到深刻的影响？你对影响过你的写作者及其作品如何评价？
普珉：受别人影响应该是肯定有的。但是现在谈论起来就难得一点一点地整理清楚的，只能大概说说。
在我会写诗以前，我对俄罗斯诗歌非常熟悉，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比如诗歌的抒情因素大概完全来源于此。
大学期间，先后喜欢过艾吕雅、阿拉贡、洛尔嘉、艾略特、庞德、叶芝、意大利隐逸派等等，大概可以罗列二十到三十个诗人吧。1986年因为发现阅读翻译诗歌可能会受到翻译的拙劣语文的伤害，为拒绝这种伤害就不再看外国诗歌，而转向看中国古代诗歌，一直也看得比较乱和杂，基本全看一遍，但是没有下功夫研究。1987年开始研究李商隐诗歌，但是没有形成论文，写过一篇谈论《锦瑟》诗歌的，大概有4000字左右，一直是草稿的形式扔在抽屉里，不知道还能找到不。还专门收集罗列了古代诗歌中写到月亮的诗篇诗句，想借此写个小说《月亮的诗篇》也一直没写。
1997年以后主要读《诗经》我觉得如果要说影响，《诗经》已经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影响，如果我继续写，这种影响也会继续下去。
所有的大诗人，他们的诗歌都是优秀的，但是每个人可以被我们学习的因素也并不多。只有《诗经》的艺术成就是不可逾越的，可以成为我们诗歌写作学习不朽范本。我希望自己今后的写作依旧能够接受《诗经》的影响。这样的写作是一种愉快。
岩鹰：你的写作是否出现过焦灼的时刻？是否怀疑过自己的写作？比如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写作可能性的怀疑。你如何解决它们？
普珉：在八十年代的写作里，我会经常出现写作的焦虑的，因为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声音。那个时候对自己的写作怀疑也是特别正常的。遇见这种情况，我除了等时间流逝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从不抱有什么期望的。对自己能否写作也不怀疑。因为做一个平庸的写作者，我大概能做得不坏。但是，我想找到自己的声音，就给自己带来诸多障碍与困难。我一开始学习写诗就经常唠叨一句话：“别人说过的话我不说”。实践这句话只是叫我饱尝了写作的痛苦与艰难。现在就无所谓了，现在，我觉得谁的话，我都可以再说一次，只要诗歌本身需要。
九十年代重新开始写诗，这些问题就再没有出现过。所以，我现在觉得自己曾经的学诗的笨拙与倔强也没什么不好的，呵呵。
岩鹰：谈谈你对写作的理解。
普珉：过去的诗人和作家已经有过很多的很好的理解了，我不说也罢。
我的写作有比较多的个人需求。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写作主题上，我主要涉及了个人生存的焦虑。我因为个人生存的焦虑而写作。简单的说就是写作释放了我的焦虑。
生活的变化和不变都会使我焦虑、焦虑所激发的伤感和爱、恐惧与怕、探索与求证都成为我诗歌的主题
在诗歌艺术上：寻求词与意的最默契之结合，句子与意最通透的联系；寻求词句之坦白与言外之意的无穷与轻的关系则是我一直努力去把握的。
对我而言，诗意是第一位的，诗艺也是第一位的。我对任何诗歌理论都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仅仅做到、顶多做到知道而已。我特别相信个人实践与阅读经验。
岩鹰：据我所知，你有段时间停止了写作，为什么？什么原因让你重新开始写作？
普珉：1989年春天，我母亲不足五十岁就去世了，去世的那天早晨，我穿戴一新正打算作为获奖者出去参加一个诗歌颁奖集会，走前还犹豫了一下，结果走出去关上门，我母亲就去世了。那个诗歌颁奖会自然没去参加。后来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对生活万分失望，觉得诗歌完全无用。在暑假以后就停止了写作。
这一停就是五年，我这个人除了写作大概也做不了什么的。这中间几次试图换工作也最终作罢。1993年大概觉得青春徒然丧失很无意义，再加上自己又有写的愿望就写开了，但是带点游戏和消遣的意思，试图像庞德那样写个大杂烩诗集。这就是现在编入诗集的“第五辑 对白色的歌唱”。我想：在百无聊赖的生活里，是所谓的技痒令我重新开始了诗歌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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