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鹰：你的写作实绩和你取得的名声是远远不相称的，你怎么看待名声？
普珉：这个问题有点夸大了。写作实绩什么的还是不存在的，名声呢却多少有点了，或者已经足够。准确地说，此生的利益我已经完全得到。因为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诗歌就不能给们带来社会利益，我也不指望它带来任何东西。但我觉得诗歌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一是它完善了我的人格，二是它带给我持久的阅读的喜悦，三是它带给我语文竞技的乐趣。诗歌从本质上已经改善了我的生活。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我还去要什么名声？所以说这一块我看得比较淡了。另外我觉得，在当代，所谓诗歌名声也是靠不住的，因为我觉得我要为这个努力一点，去争这个名声，我觉得可能努力一辈子也争不来这个东西。当然我在上学的时候，甚至是89年以前还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就不考虑了。而且，我觉得名声对我来说已经有一点名声了，这个名声也可以了，你还要怎么样？人家都说了普珉是个诗人，这还不够吗？所以说我觉得无所谓。你不能让自己被这个东西迷惑。
岩鹰：在网上“普珉诗文集”中看到你的一篇随笔《黑暗中的花朵》，这也是你的诗集《光阴的梯子》其中一辑的名字。那篇随笔感人至深，一个写作者最初孤独、秘密的形象跃然纸上，但它也像在表达你的写作理想，是这样吗？那个故事是真实的？
普珉：首先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我觉得那个故事主要揭示了我曾经的生活和写作的背景，我写作的动力也一直源于此。
岩鹰：记忆在你的写作中发生着怎样的作用？
普珉：发生很少的作用吧。我记忆不好，记住的事情不多，只要记住了一般都有这样一些特点：１、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可以教育自己。２、几乎都可以直接写成故事，３、基本都是可以反复使用或者长期使用的人生经验与故事。这些不多的故事通常可以帮助我对自己的写作做判断，其次可以直接成为我的写作材料。
岩鹰：有人评论过你的诗歌吗？如“他们”中的人。你是否看重、接受评论家的评论？在你的视野里，有你认为值得信赖的评论家吗？
普珉：应该说经常有人评论我的诗歌，这些评论多数来自网络读者。《他们》的人偶尔也有评论的，主要是私下交换意见。我对评论家的意见无所谓，我觉得真正懂得诗歌的批评家是罕见的，即使有，也不能拿他们的意见当真，因为评论家现在完全可以摆脱创作实践而独立存活。在《他们》创刊号封二的可以成为宣言的口号里在轮到我时就是“济南的普珉从来没有遇见值得信任的评论家”。这句话现在仍然有意义。
岩鹰：庞德喜欢艾略特的一句话：“对于想把诗写好的人，没有一种诗是自由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你在写作中感到自由了吗？
普珉：这句话比较有道理。自由总是相对的。在写《黑暗中的花朵》以前，我的确是个不自由者，但是从《诗人的背篓》开始，我的写作就是自由的，但是在某些具体的创作里，我又会陷入这句话里了，比如，我的《叹息》系列诗，这几年一直写不出来，我就觉得自己极端不自由，甚至到了完全不会写诗的程度。
岩鹰：你的诗歌风格被认为缺少变化，你自己也这么认为吗？你是否认为风格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必需的，你在不同的写作时期是否也追求过变化？当然，风格的变化有时是自然而然的、事后觉察的。
普珉：我大概算比较抒情的。但是风格还是有变化的，能变化是一种自然需求，不变化也可以，我觉得变不变都可以的。我自己喜欢变化，而且有意识地寻求改变。风格的变化应该因循你写作的对象和你当下的语言习性发生变化会更好一点。我觉得生活就是在变化，能本色地写作就能获得种种新的风格。
岩鹰：你的诗歌语言是晓畅的、奇特的、深邃的，仿佛经过了特殊的“处理”。你认为你的诗歌语言有什么特点？
普珉：你归纳的这些可能是对的。我自己对语言的态度比较明确：一是要说得清楚；二是言简意赅，特别反对话说了一大堆意思只有一点点和话说完了意思也完了；三是我只有在大白话说不清楚的时刻、逼不得已的时刻才使用狭隘的修辞手段。除此之外，我希望自己的语言完全是自然流露。我希望自己在写作完后，可以在遣辞造句是否达意上作个基本的考查与推敲。我的整个修改原则就是看字词句是否贴切达意而已。
岩鹰：比喻在你的诗歌中出现得非常多，且异常独特奇崛，是偶然、偏爱、故意为之、，还是“另有深意”？
普珉：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偏爱吧，我不是个会讲道理的人，诗歌中的道理也往往牵连不清，只能写写个人感觉和朴素的认识。但是我又不愿意寻求别人说过的话，由此，比喻技巧能在我的诗歌里普遍出现并被依赖。
岩鹰：你的写作习惯？
普珉：首先是希望有个安静的环境，其次是长时间不受他人打扰，比如不少于４个小时的时间，此外还需要一些简单的音乐和几本常读的闲书。
岩鹰：我看到你为你的诗集《光阴的梯子》写的序言——“诗歌是生活的余绪”，在这篇简短的自序里，你谈到了“即兴写作”，请你更深入地谈谈。
普珉：即兴写作在古代又叫口占。就是有诗意，马上念出或者写出。我所谓的即兴没有这么快，但是基本过程差不多，就是想什么写什么。我是1997年从《诗人的背篓》开始，完全进入即兴写作时期，在前面，甚至在八十年代也有，但是意识和个人要求不强烈。我觉得即兴写作能够使诗歌比较少的受到诗人主观意志的伤害。
岩鹰：你相信灵感吗？你认为灵感与写作的关系如何？
普珉：我很相信灵感。而且我认为灵感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中非常地重要。对即兴诗写作尤其如此。灵感或者生活中某种经验在长期积淀里经常性地爆发，都能引导我的写作走向世界与生活的本质。我不能想像自己进行没有灵感和意外之惊喜地写作。
岩鹰：目前诗歌让人失望的一个方面是，想象力在诗歌写作者的写作中的减弱与丧失，你认为想象力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如何？
普珉：我觉得你说的情况没什么可失望的。一个时代不可能出现诗人比草或者比麦子还多的局面。诗歌说到底是个人的事情，当我读到一首好诗，我只是被这首具体的诗所愉悦，而不会考虑它可能的社会功能与文学圈子或文学史的功能。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时代的诗人与诗歌能力本来就很低下，没有必要对其抱有特别大的希望。至于说到想象力，很早我就熟知芒克的一条语录：“没有联想与想像就没有诗歌（大致这个意思）”。我觉得围绕着诗歌，诗人和读者都同样需要联想与想像的能力。至于它在写作中的重要性是个不言自明的东西。
岩鹰：诗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普珉：呵呵……诚实吧，诚实和聪明。
岩鹰：很多外国诗人能够一直写作到老，而且后期写作越加炉火纯青；而中国诗人写着写着就不写了，写不下去了，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这种命运。你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
普珉：你说的这种情况大概也就在这一百多年的新诗史上比较明显，仍然不足以成为中国诗人的命运。这一百年里的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这样一些问题：１、我们现当代社会（包括诗人本身）对诗歌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把诗歌看成了与青春、爱情为伍的小道了；２、我们还没有产生自己的大诗人。
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情况在改观，于坚的写作和韩东的写作，甚至还有你今年的写作都是好的态势，如果一定要和外国诗人比较这个问题，我看完全可以再过一百年来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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