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要处理“此时此刻”
搜狐文化：你的翻译诗集《重新注册》选择了挪威诗人豪格，为什么会翻译他的作品？
西川：豪格是别人请我翻译的，一开始我不喜欢豪格。但是翻译过程当中，我觉得豪格还是挺有意思的：豪格有一种内在的疯狂，他的语言并不复杂，他的词汇并不坚硬，他的视野也并不广阔，可是他有一种封闭性，孤独感，使得他的诗歌展现了一种疯劲。不是一般理解的大喊大叫的“疯”，而是那种一意孤行的“疯”。
搜狐文化：如何看待诗歌神圣性的一面？
西川：诗歌有神圣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的工作里边，包括了一种要拆掉诗歌神圣性的努力。这要展开来说挺复杂的。但简单地说，我要使诗歌通过其创造力的展示获得一种尊严。
搜狐文化：你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有要求么？
西川：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保持我的盲目性。
搜狐文化：这个盲目性其实也有确认在里面。
西川：对于盲目性的确认，对于不可知的东西保持敬畏。我只能考虑我有能力考虑的问题。发现语言的可能性，发现个人的可能性，甚至为时代发现一些可能性。但是我并不总是清楚究竟能发现什么。
搜狐文化：你在写作中有要处理的问题么？
西川：最终要解决的是我的问题，我并不想解决别人的问题。比如我读俄国诗歌，我并不想解决俄国人的问题。我充分意识到我是生活在中国、用汉语写作的，而且是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一个诗人。这就是我的现实，我必须诚实面对现实。比如面对愚蠢，不能光讨厌它，还必须处理愚蠢。如果我要开始处理“愚蠢”的时候，这里边会有很多奇妙的东西，它也会成为我的一个题材。
搜狐文化：你说过：“二十世纪的诗歌里面要么具有广阔性，要么具有硬度；有广阔性你可能牺牲你的硬度，要强调硬度你可能没有广阔性。”对于你个人来讲，硬度和广阔性哪个更为重要？
西川：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百分百意义上的诗人，我会在乎语言的硬度，但我只是一个50%的诗人，那么这就意味着我需要诗歌的包容能力特别强，我必须形成一个对于嚣张的社会生活的吞吐能力。
搜狐文化：你的诗歌前后风格变化很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西川：从89年以后，我开始完全不按照过去那个方式写东西了，到1992年我写《致敬》的时候已经彻底就变了，彻底不是过去的那套写法了，等于我对我自己也有一个革命。
搜狐文化：为什么会去写关于唐诗的文章？你最近发表了《唐诗的读法》。
西川：我所有古代的资源全是要拿过来处理当代的。我最终是要处理“此时此刻”。一个艺术家不处理自己的当代生活，只处理一个纯而又纯的小心思，对我来讲，这和历史上真正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完全不是一回事。真正的艺术家，诗人，作家全是要处理他们的“此时此刻”。唐代诗人也是如此。
搜狐文化：九十年代你提到自己的诗歌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为什么？
西川：“知识分子”又是被歪曲理解的一个词。“知识分子”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概念，一个来源出自法国作家左拉。知识分子应有社会关怀，应有独立的道德立场和批判精神。
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当时为什么提出“知识分子写作”这个说法？是因为在之前大家说起那种比较高级的东西的时候，只有一个词叫“贵族”。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是个贵族。但是我也不是在用一个平民老百姓的口吻来写作。我只能是个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是一个被迫的选择，并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有丰富社会感受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词汇不够用，所以每个时代都要发明新词，生活才能往前走。生活往前走，而词汇是过去那一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断会有新的词出来，旧的词被忘掉，“知识分子”这个词也是变迁的产物。
一天到晚说80年代好的都属于工作不再推进的人
搜狐文化：如何看待八十年代？
西川：经常有人邀我去做讲座，有时我会问“讲什么呢？”他们就说给我们讲讲80年代吧，我说我不讲80年代。你就关心你自己当下这个时代就很好了，你把你自己的时代浪费了，光想着80年代有什么意思？这就好像，我觉得五四运动很好，我怎么不生活在那个时候？或者我觉得唐朝很好，我怎么不生活在唐朝？——这没有意义，你就观察你自己的这个时代，你从你自己这个时代获得灵感就可以了。
一天到晚说80年代好的都属于工作不再推进的人，他死在80年代了，他所有的理想都是80年代的，他所有的行为方式都是80年代的，他所有的趣味都是80年代的。如果他的工作还在推进，还在生长，还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一定不会如此。
搜狐文化：这种“自我否定”如何理解？
西川：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讲过，人们最开始只是处在一个天真状态，然后要进入到一个经验状态。之后，如果弄得好，能够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天真状态。但是更高的天真状态不等于那个最初的天真状态。后来培根讲过，一个粗通哲学的人会远离上帝，而一个精研哲学的人会回归上帝。到二十世纪美国的一个哲学家桑塔耶那，他补充了这句话，他说一个粗通哲学的人所远离的那个上帝和一个精研哲学的人所回归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真正的美的东西，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个颠覆的阶段，那个美是靠不住的。
比如儿童画简单的线条，毕加索也可以画非常简单的线条，看起来好像都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童心，但是内在的逻辑并不一样。
搜狐文化：这就需要诚实面对自己，挺难的。
西川：本来就挺难的。不要一面对生活，就想这是王维的感觉，那是阿赫马托娃的感觉。之前的心态是，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好诗人，当我想要成为一个好诗人的时候，实际上是想成为一个别人那样成功的诗人。后来我有一个转变，我也可以做个烂诗人，干吗非要成个好诗人？一旦你开始觉得做做烂诗人也行，就把绳索给解开了。智利诗人聂鲁达有一行诗：“在酸的默默作用下，钢铁千姿百态”。要想面对“千姿百态”，你也许得脱胎换骨。
搜狐文化：这个“烂诗人”也是经过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
西川：烂诗人必须越过好诗人的阶段。必须越过一个好的诗人的阶段，你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个烂诗人。
搜狐文化：你现在的语言从哪里来？
西川：原来我的语言是从别人那来的，现在我的语言主要就从生活本身来。例如，我从社会生活当中获得矛盾修辞，它变成我的语言方式。生活里有矛盾修辞，比如“红色旅游”就是个矛盾修辞，红色就是革命，旅游就是挣钱享受，“红色”和“旅游”放在一起就是矛盾修辞。这种矛盾修辞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会影响到我自己的语言。我连写文章都可能用矛盾修辞。比方我写到“王梵志身上有一种严肃的济公式的吊儿郎当”。这就是矛盾修辞。
艺术家必须诚实：究竟能逼视自己到什么程度
搜狐文化：如何看待Bob Dylan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西川：中国人老操那么多别人的心。瑞典人愿意给谁就给谁吧，那又不是你设的文学奖，你给文学下的定义。有些人会不平，说为什么不是这个人而是那个人获奖，问题是诺贝尔奖跟咱没啥关系，你如果不平，你给人家另外诗人一个奖不就完了嘛，就这个心态你摆平了就完了，但问题是中国人们摆不平。
中国现在有一帮子人，西方的认知就是他们的认知，哪天西方打他一嘴巴的时候，他就晕了。原来告诉他文学是这个样子，现在文学又变成另外一个样了。对他们来讲，就是对他们的趣味的一个蔑视。
很多诗人都是自以为是的，这次瑞典皇家学院颁奖给Bob Dylan等于是对他们的趣味的蔑视，使得他们受不了。同时他们又对诺贝尔奖有一个崇高的认识，可又被他们觉得崇高的一个机构蔑视了一把，受不了。每一个号称是诗人的人，支持他的身份一定有一套他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朝他脸上啐了一口，“你丫就是一傻逼”。他就疯了。
搜狐文化：创造力对艺术意味着什么？
西川：没有创造力艺术家就死掉了，作为一个艺术家走得很深入以后，需要面对很多东西：能不能诚实地面对你自己的处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当中？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欲望？有什么欲望是见得人的，什么是见不得人的？真正的艺术家全得面对，而有些人可能打马虎眼就过去了。
同时，艺术家面对这些的时候必须能够把它转化成艺术。好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还要有控制力。一个没有控制的疯子是成不了艺术家的。有些人对生活充满了不满，但是他无法把“不满”转化成艺术。有一些人有疯狂的“想象”，但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想象。
搜狐文化：如何看待艺术的“诚实”？
西川：“诚实”是一个道德词汇。当然艺术家必须诚实：看究竟能逼视自己到什么程度。
搜狐文化：什么样才是伟大的艺术家？
西川：达.芬奇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很快就把其他的场景画完了，只有耶稣这张脸他不知道怎么画。没法把基督画成人，但是神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他思考基督这张脸应该怎么画，思考了14年。等到他把基督这张脸画上的时候，画从底下已经开始剥落了，所以这个画从来都没完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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