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家的中国风度让赠送礼物变得复杂。她的所有朋友都乐于赠送她礼物，而这有时候，按照她说法，变成了负累。你从不知道什么礼物会博得欢喜，但你会知道当一件礼物没有取悦受赠者，会被原物退还，毫不引人注目地，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我最成功的礼物是一双手套。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这样讨喜，但确实如此；它们实际上没被佩戴很长时间，但却出现在了她的一些照片里，被她握在手中。玛丽安将它们包在原装的包装纸里带去照相师那里。另一件很成功的礼物是一只贝葵，后来变成她一首诗“贝葵”的主题：
……它的胡蜂巢般的瑕疵
白色堆叠着白色，而紧密
依偎的爱奥尼亚式折痕
像帕台农神庙前
骏马鬃毛的线条
水果和花朵被称赞和观察，但从未，我感觉，被真正欢迎。但一条来自摩洛哥的难看的手链，斑驳的线上交替编织着圆珠和龙涎香，却深受喜爱。我有幸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见她戴着它，后来又得知，由于这条手链对玛丽安的手腕来说太大了，摩尔夫人仔细地将它缝在了玛丽安的袖边。另一个朋友试图送她一台留声机，结果变成场灾难，持续了几个月的戏剧。最终（留声机是便携的，虽然很重）玛丽安将它送回了纽约的店铺。
她喜爱展示她收藏的珠宝，其中确有一些珍品。有一次我送她一支素雅的，由红色和绿色的电气石和紫水晶镶成的胸针；她喜爱得不行，于是我又送了支手镯去配它。几年之后我从巴西写信给她询问我能在归途给她带点什么，她回信说：“我喜爱珠宝。”
知道她爱蛇，我在福罗里达时曾给她弄了一个漂亮的剧毒银环蛇标本，蛇身上英寸宽的玫瑰色与黑色的条纹被窄窄的白色条纹间隔开，明亮的蛇身蜷曲在低矮的玻璃瓶中的液体里。有好几年，这个瓶子放在她厅中的书架上，与另一端放镍币的碗遥遥相望。当它的颜色渐渐褪去，福尔马林溶液也变得浑浊，我终于对玛丽安说她可以扔掉那条蛇了。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玛丽安总算放了心；她一直讨厌那条蛇。也许只在我来访时候它才被展示。
玛丽安曾告诉我一个关于她厌恶红色的故事。她在布鲁克林的内科医生有几年是个土耳其女人，拉弗·罗菲医生，玛丽安经常将她当作健康专家引用。罗菲医生曾给玛丽安开了一大瓶红色药片，但在吃药前，玛丽安会将那层闪亮的红色糖衣彻底洗掉。一些，也许是消化不良的症状，让玛丽安把这件事坦白给了罗菲医生，后者先是怀疑，随后大为惊骇。她解释说医学天才们经过多年研究，专门为了玛丽安的好处，才发明了这她刻意洗掉的珐琅质红色糖衣。玛丽安对她自己极为苛刻；有一次，在纽约的一位医生办公室里，她被确认发着104度的高烧。医生准备为她叫辆出租车回布鲁克林，但玛丽安坚决不同意。她坚持要乘地铁回家，并真这样做了。
除了我猜想的她对红色的厌恶，玛丽安曾给我看一个圆形，浅褐色，有点像只小猪的行李箱，是为了她到西海岸朗诵的第一次旅行准备的。“你会觉得这太炫耀了，伊莉莎白”，长长的拉链在顶部由一只亮红色的挂锁锁住。我说不，这是只可爱的行李箱。“当然，”玛丽安说，“红色挂锁是最出色的部分。”
有年冬天摩尔夫人因为带状孢疹大病了一场。初愈之后，她仍需要去曼哈顿看牙医。一个有车的朋友和我去布鲁克林接玛丽安和摩尔夫人进城。摩尔夫人仍然感觉虚弱。她戴着一顶皮毛的圆帽，很有1890年的调子，貂皮的，我想，或许是黑貂，由于她不愿意挽起头发，那醒目的尚未灰白的头发编成发辫重重地垂下来。牙医办公室在一栋高楼里，电梯中有许多乘客和一个开电梯的男孩，我们乘电梯上楼。我记忆犹新的是，但我们到了应下的楼层，玛丽安和摩尔夫人一同愉快地向电梯男孩鞠躬并致谢，摩尔夫人动作尤其娴雅。那男孩不习惯这样的礼仪，但仍感到开心，并努力不像在其他楼层那样快速摇动扶手或关上梯门。电梯男孩，地铁换钞员，检票员，出租车司机——都会受到相似的礼遇，而他们，一般说来，也会愉快地感到惊讶，并给予和善的答复。
一位著名的，也很优雅的作家，在他还是个青年时就认识玛丽安，对她满怀崇敬之情，却从未像他的朋友们那样受到过坎伯兰大街的邀请。我曾天真地问玛丽安为何从未在此见过他，玛丽安严厉地瞥了我一眼，说：“他和母亲过不去。”
坎伯兰大街260号的氛围是当然古旧的，但更加是，超越凡俗的——人仿佛居住在另一个世界的潜水钟里，下降穿越20世纪尘俗的喧嚣。手握镍币离开这潜水钟，在走向地铁站和45分钟返回曼哈顿的车程中，你会在智力和道德上有小小的倾斜——这样多的事要被记住；故事，话语，不习惯的敬重，精心的被延长的礼节——这些很难与新段大街站（New Lots Avenue，纽约市地铁BMT Canarsie线的一站，译注）的标语，面对一行行冷漠脸庞的尴尬行程和解。然而我每次离开坎伯兰大街都不能更愉快了：心灵升举，甚至是倍受鼓舞，决心要变得更好，更勤奋，不再考虑别人如何想，绝不发表任何东西除非我觉得已做到了最好，不管那需要多少年——或者根本不寻求发表。
从空气的图像转变为水的图像：不知为何，在坎伯兰大街260号的各种压力之下——警告，克制，原则，朴素的斯多葛主义——玛丽安，或者她的话语，在一架萦绕不绝的闪亮气泡的喷气机中快乐地升起。我曾在预科学校学过化学；我也可以想象在这水中，或这深水玻璃中，我看见了那变成她诗歌的复杂、缜密的结构正在形成。
写作和几个作者
坎伯兰大街260号的公寓的厨房地板上，我曾见过一只用来盛苹果或西红柿的蒲式耳圆篮，其中满溢出揉皱了的稿纸，有些是打字机打印的，另一些是手稿。这篮子稿纸中被遗弃的一篇评论的草稿，不长的一篇评论，关于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一本新诗集。当它刊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篇评论十分优美，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然而，玛丽安把它从自己的文选里删除了；它没有达到她的标准。
如果她愿意在两到两页半的一篇评论上下这么多功夫，你能想象她为“飞鼠”（‘The Jerboa’），或者“He ‘digesteth Harde Yron’”（关于鸵鸟）这样的诗歌投入了怎样的精力，它们有着精美的押韵和分音步的节律。当她没有坐在桌边时，她会把诗稿夹在有纸夹的笔记板上随身携带，“即便是在我掸尘或洗碗的时候，伊莉莎白。”
她对“浅”韵的喜爱已被批评家广为论述。原则上，她说，她是不赞成用韵的。然而，当她为我朗读或背诵诗篇的时候，她显然醉心于韵律，她会从眼镜中抬起眼睛大喊那真是“让人高兴”（that was ‘gusto’）——这是她最爱用的赞誉之词。怀着极大的喜悦，她读道：
强健的狮子——如同碳石
他的眼球——仿佛堡垒的痣
他的前胸与敌人对峙：
强健，他背上栖息的小鹰，
强健地抵制潮汐，他经过的海途
浮现广阔的鲸鱼。
她崇拜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20世纪美国诗人，轻体幽默诗的作者，译注），常常因为韵律的缘故引用他那首关于幼年熊猫的诗：
我喜爱巨大的熊猫幼仔；
我欢迎它来我的阳台。
（I love the Baby Giant Panda;
I’d welcome one to my veranda.）
有一次，我发现她在查阅一本厚厚的韵律词典，她说，是的，这是“不可缺少的”；而我自己也因为将“antennae”和“many”押韵而受到称赞。
除了“gusto”之外，她欣赏“勇敢的攻击”，因此她觉得以“长长格”开始一首诗是个好主意。
在《观察》里，她似乎在自由体诗和她辅以变化无穷的“浅韵”的严格诗节形式之间摇摆。虽然她声称鄙视它，韵律在有几年仍然胜出。然而，在1951年，她的《诗选》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无情地大幅删减她的一些最美妙的诗作，而这通删减中最大的损失便是她几年前苦心经营的精美韵律和诗节。
传统的韵律和节奏的冲突发生在玛丽安·摩尔翻译拉封丹《寓言集》的7年中（1946-1953）。我自己感到很有趣的是，我已经建立起关于玛丽安的一套完全不科学的理论，她被一种独特的，不自主的韵律感和节奏感挟持，它们与任何人的都不相同。她看起来不与任何人相同；她谈话不与任何人相同；她的诗展示的智识不与任何人相同；而她关于节奏和韵律的概念区别于所有传统的概念——所以，何不相信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仍然自然悦耳的古英语节奏对她来说是极度别扭的？何不相信玛丽安天生就被安排了一种异常的音调？或者原因仅仅是她有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敏感的耳朵，由于她开始写作时正是诗歌本身经历巨变的时期，她自由地利用了这一点并做了她认为恰当的实验和改变。
这7年当中，当我偶然身处纽约，她经常将正在翻译的寓言拿给我看（或者在电话里念），并会要求我给她一个韵，或判断这个节奏是否正确。许多人都应有相同的经验。这些都是奇异的要求，这要求来自一个让当代诗人自觉粗野的人，不敢将“bone”与“stone”押韵,不敢用流水韵脚“umpty-umpty-um”。你能看到，玛丽安已经尽其所能遵循拉封丹的步子，当她觉得拉封丹在顺遂“umpty-umpty-um”，但看起来——我要再次用这个词——对她来说这样做“天生”就不可能。如果我建议，比如，“flatter”与“matter”押韵，这会很尴尬地被惊呼为神来之笔；或者如果我说，“如果你删去（添加）‘and’或者‘the’，那样音节会顺畅，”玛丽安会欢呼，“伊莉莎白，谢谢你，你救了我一命！”虽然我也被写进了这本书的前言，但我对这本拉封丹实在没什么贡献——几个韵脚，节奏的打磨和诗行的规整。但它们让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真正的原创性的珍稀，同时还有这原创性可能携带的疏离。
她谨慎而严谨的诚实可能被带入一种新教徒、长老会教徒，苏格兰-英格兰式的文字意义上的极致，这一点让我觉得有趣。我们一同去看一部罕见的美妙电影，关于非洲的彩色纪录片，有一群群的瞪羚和长颈鹿横跨原野，我们爱极了。接着出现了一群大象，密集而清晰，播音员开始评价它们的脚和踏步。我悄声地向玛丽安说它们的脚好像被看不见的踏板从地面抬起似的。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说起我关于大象行走的评论，然后突然说：“伊莉莎白，为了这句话我可以给你10美元。”你总是难以辨别她到底有多认真。我的回答大致是：“天啊，玛丽安，你竟可以拿去，”但我相信它从未在哪首诗里出现过。我有一点小小的恨意：她的确用过我的一个句子而没有注释。这在我大概是孩子气的，但我想纠正一下。有次一个朋友叫我从科德角给她买3个玻璃的浮标球，有时候也被叫做“驱邪球”，装在网兜里带回去。当我回到我住的旧旅馆，一位老门房把它们连同我的包一起接过来，当我瞧着他引我走下回廊，我对自己说：“提着浮标球的侍童（The bellboy with the buoy-balls）。”我爱极这句的音调，于是满心虚荣地在一两天之后念给了玛丽安听。之后，你会在“四只水晶时钟”第五节看到“海边的/重负，不会羞辱/提浮标球的侍童/他正努力越过/旅馆的恩客”。这件事完全不似玛丽安的所为，我从未能够理解。我有时也会惊骇地想起我无意中从她那里窃取了多少东西。也许我们都是收藏家。
最深沉的情感总是
在寂静中显现；
不是寂静，是约制。
这几句早期诗作《寂静》中的话是玛丽安的另一个确信。她和她欣赏的奥登一样，相信得体的举止——以及写作——需要某种缄默和谨慎。她告诉我：“艾兹拉说所有奉献都是寒酸的，”但是显然她在《诗选（1935）》写下这则附笔不仅是为了规避寒酸：“奉献意味着给予，而我们并不愿意将不足之物呈献为礼物；但是在我最亲近的家人中有一位‘用很特别的方式思考’，我要说，这些篇章里存在思想的力量和精髓之处，那思想以及通常那些句子都是属她的。”这则附笔说的显然是摩尔夫人，1947年在摩尔夫人去世之后，玛丽安变得越来越乐于谈起奉献；然而，当她以一位老友之名写一首离合诗时，这个词仍因为颠倒书写而被半隐藏起来。
我第一次听玛丽安公开朗诵是在她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布鲁克林的共同朗诵会上。我怕是到晚了一点。寥寥无几的听众，都坐在前排，我尽量不被人注意，悄悄走下铺着红毯的陡峭侧廊。当我走到较低的几级，她用眼角的余光认出我，打断一首正在念诵的诗，欠身说道：“晚上好。”她和威廉斯博士公用一个高而窄的舞台，轮流朗诵。台上两把高背椅，相隔远远的，诗人在朗诵的间隙会坐下来。装帧是晚期维多利亚-哥特式的，我清晰记得那些红色长绒，暗木，哥特式的尖角，旋钮，切割的线条。玛丽安戴着帽子，穿着蓝色衣裙，看起来又小又紧张。我看出威廉斯，他是相当大方的，极力地让她放松心情。当他们在讲台上互换位置时，他会对她微笑并耳语。我完全不记得那天都读过什么，除了威廉斯的一首关于海怪的诗，念的时候他发出了些高声的具有真实感的咆哮。
她很少评价别的作者，我记得的很少一些，也是含混和矛盾的。她有种将最微弱的赞美与诅咒搭配的无与伦比的技巧。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作者，我猜想玛丽安也不喜欢，有好几次因为“洗的很干净的衬衫”被称赞。某次我在纽约会见她，她说她刚好在公共图书的阶梯上碰到多年未见的杜娜·巴恩斯（Djuna Barnes，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美国女小说家，译注）。我很好奇，问她杜娜·巴恩斯“如何”。长长的噤声之后玛丽安如有所思地说，“呃，……她看起来很聪明，她的鞋擦得很亮。”
我不记得她曾提到过艾米丽·迪金森，但有一次，当我们走向布鲁克林的一个喜爱的茶馆，我发现我们所在的街道与《布鲁克林之鹰》（布鲁克林的一份日报，惠特曼曾在该报社担任编辑）颇有关联，于是我傻傻地说，“玛丽安，想象你和沃尔特·惠特曼一次次地走过同一条街道，不是很奇怪的事么？”她用她嘲弄且凶猛的声音尖叫起来：“伊莉莎白，别跟我讲起那个人！”于是我再也不敢了。另一次，当她说起她在《日冕》（The Dial）的时光，我问她当哈特·克兰走进她的办公室时，她对他有何感觉。她的回答同样出人意料。“哦，我爱哈特！我总是特别喜欢他——他是这样博学。”虽然她也同样欣赏埃德蒙·威尔森并能更确信地谈起他的博学，她曾经问我是否读过他早期的小说《雏菊之思》，当我说没有，她几乎逼迫我承诺绝不要去读它。她热爱W.H.奥登，他在布鲁克林茶室里拍过的猫咪正是供我钦慕和拍打的。
近来我读到几分女性主义者写作的对她诗歌的批评，其中之一将她描述为一个“用反复无常压制恐慌的诗人”。有时候的确反复无常，但幽默也不罕见（这些批评家们很可悲地缺乏的天赋）。难道不是所有艺术作品总都潜藏着对必死的恐慌与惊惧么？即便如此，你仍会怀疑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读过玛丽安多少作品。他们真的读过“婚姻”吗，这首诗说出了他们正在说而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的一切？它将合法化的对伤害的知觉转化成了艺术：
这间机构……
我好奇亚当和夏娃
该作何感想……
无助的海门！
某种过度生长的丘比特
被游行如不自控的评论般
机械的广告语
被亚当那场有路可退
无路可进的实验——
婚姻的仪祀
降格到卑微……
他们知道玛丽安·摩尔在她的时代也是个女性主义者吗？他们知道她与妇女政权论者一同游行吗，伊内斯·莫罗兰德（Inez Molholland，20世纪早期妇女政权轮者和公共发言人，其活动极大影响了美国的女权运动，译注）骑着白马，带领人们走下第五大道。有一次，玛丽安告诉我，她在一次为争取妇女投票权的集会上爬了电灯柱。她爬上去做了什么，发表了什么言论，我不知道，但她确实穿着长裙和衬裙，戴着大帽子爬上了电灯柱。也许是骄傲和虚荣让她免于抱怨，而这让她的不公正感通过“各种解剖刀”棱柱般的折射进入诗句。她太过骄傲不会为小事抱怨，她的愤怒带有幽默感，不过仍是愤怒，当出版商为了推出两个年轻的男性诗人而两次拖延她的出版，这两个年轻男性诗人现在已无人听闻。既然一切可被言说，可被执行，我们当中有谁能与玛丽安·摩尔相比，她努力建立起自己的规则，而它们又是最为严厉的——“自由”的反面？
在1934年我遇见玛丽安不久之后——虽然我将其隐藏了对我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开始以某种方式尝试写诗。5,6年间我偶尔会把诗寄给她看。关于它们她很少说过或写下些什么，除了她喜欢这个或这个句子，或者，很古怪的，喜欢某个头韵，而我却觉得矫揉造作了。当我问她她在布林茅斯学院写的诗是怎样的，她说，“就像斯温伯恩（Swinburne），伊莉莎白。”有时候她建议我对词汇或诗行做修改，有时我也接受她的建议，但她从未暗示过这样或这样的一句也许是受到她的影响或下意识地从她的某首诗中窃取而来，正如后来我有时候发现的那样。她给我的便条署名总是“你的桃乐西·迪斯”。
因为玛丽安，我的诗歌在1935年第一次出现在一本书里，一本名叫《实验的平衡》的选集。这本选集中的每个诗人都有位导师，导师为其诗歌写一则简短的序言或介绍，玛丽安得知这个计划之后，主动提出做我的举荐人。我太羞涩，做梦都没想到去请求她。我有两三首略微模仿17世纪晚期诗歌的作品，名叫“瓦伦丁们”，其中一首，我用“甚至尘土里的英格兰麻雀”（even the English sparrows in the dust）与“lust”押韵。她并不很喜爱那些英格兰麻雀，她也这样说了（“毕晓普女士的麻雀是不反抗的，它们只是疏远”），但她的推介促成了我的第一次发表。
一首长诗，我当时最野心勃勃的作品，显然让她与她母亲极度不安并立即引来了迅疾的批评。在我把诗寄给她的第二天她电话我，说她和母亲昨天熬夜将那首诗为我重写了一遍。（这就是那首“洗漱室”一词被审查的诗。）她们的新版本在下一封信中寄给了我。瓦萨大学有一位我很喜爱的英语老师，名叫罗丝·皮布尔斯小姐（Miss Rose Peebles），不知为何玛丽安对这个名字极为着迷。重写过的诗被打印在很薄的纸上，叠成小小的方形，由金色的星形贴纸密封，并在封皮上署名，“深情的，罗丝·皮布尔斯”。我的原诗从头到尾以严格的诗节押韵，玛丽安和母亲的版本不规则地打破了这些诗节。一些诗行是押韵的，另一些却没有，一些除了“洗漱室”之外的俗语被替换了，一两条关于圣经的引据被修正。我固执地坚持我的诗节和韵脚，但采纳了一些她们的新词。很遗憾我现在无法记得是哪些词，也无法再知道除非这迷人的交流再次发生。
1940年玛丽安给了我一本新出版的《最后的诗与两部戏剧》，作者是威廉·巴特勒·叶芝，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诗里对色情的强调，玛丽安也是一样，我写信告诉她我喜欢“马戏团动物的潜逃”以及如今耳熟能详的句子“我需躺下，在所有阶梯开始之处，/在污秽的，心灵的旧货铺。”她回信说：
我会“对你非常失望”，如果你像他的一些助手一样感受叶芝。一种“效果”，一种无穷的巨大的感受力（和感受力的失去？）以及组建词音和句子的天才。但终究，这些令人艳羡的工具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如果不是用来改变我们凡俗的精神结构。它让我想起马来的王子——被太监、艺人和脚夫簇拥；突然王子头上的华盖低下来了，因为一个更强大的王子经过。从我对W.B.叶芝的背叛你会猜到，我去听了博登·赫姆斯（Burton Holmes，美国旅行家、摄影师和电影导演，译注）的一个关于爪哇岛的讲座，还有个关于马来的讲座……
有一天她很唐突地问我，“你喜欢裸体吗，伊莉莎白？”我说总体来说是喜欢的。玛丽安：“恩，我也一样，伊莉莎白，但是有节制地喜欢。”随即她掷给我一本克拉克（Sir Kenneth Clark，英国作家，艺术史家，译注）的新书，《裸体》，这本书她刚刚收到。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