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对巴特的理解是全面的，接受也是完整的，尽管有时也会批判。她早期的形式美学，既强调形式，也不排除内容，甚至是同样看重内容，结合形式与内容为一种“意志的样式”，并关注一种并非激进形式主义美学的成熟美学观。将巴特与桑塔格并举而观，得以进一步发现在对桑塔格早期批评思想的批判中很多误解产生的前提与出发点：忽视桑塔格理论提出的具体语境与背后意图，以及以表面的分析忽视对发出自己声音的真实理论氛围的尊重。巴特以形式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叙事分析所提出的三原则：形式化原则、适切性原则及多元化原则，更是直接影响了桑塔格的文学创作。巴特坚持的形式化原则，也即坚持文本分析追求形式而非内容，其目的不在于阐明文本，而是在本文能指形成之前，便生成一种态度及语法、一种揭示叙事综合体的结构语法。也就是说先有创作者自设的所指，后有文本的能指构造事件，这与通常符号学家相信的能指先于所指、所指与能指对应的符号理想，具有极大的不同。桑塔格得益于这种既关注艺术文本能指形式构建、又关注作为所指的作家世界观内在图景展现的文本发生机制。至于适切性原则所强调的叙事分析应设法发现叙事中形式区分与内容区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则为桑塔格的内容形式化与形式内容化的创作观、批评观，提供了很大程度上的依据参考。至于巴特所说的多元化原则，那种对可能意义场所的肯定及对意义多元化的相信，更是令桑塔格得益匪浅：反对阐释并不是解构意义的虚无，而是重新建构一种阐释的多元化及多元化的阐释方法。桑塔格和罗兰·巴特一样，并不反对阐释本身，也根本不反对意义，而是相信意义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的东西，而是若干种可能事物的本质，即多元事物的本质。
罗兰·巴特还是散文作家，同时兼长于文学艺术性和语言理论性：更确切地说，他建构自己的理论时即依仗这种文学的艺术性方式，较为突出的是其格言警句式的语体风格。他以文化批评与文学分析形式对传统哲学性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理论发轫的出发点，也是桑塔格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对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后转”的认识，应分为“人生观”与“认识论”两个方面：就文学理论认识论方面，巴特具有强烈的理论分析能力，前后思想一脉相承，并无所谓理论上的根本转变；而作为文学意识形态的研究者，他则是通过强调形式主义本身，间接表达着一种人生观虚无论。欠缺这种对二者的区分看待，我们往往会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作为理论家的巴特的稳定性，而忽略了作为文学家的巴特的变动不居。桑塔格与巴特，同样既为理论批评家，亦为文学家，她本人就爱称呼自己为“散文作家”。桑塔格的身上也历经了理论建构的转变：简单说来，她是从注重形式的美学散逸类体系的建构走向关注历史的文化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其世界观而言，是从虚无怀疑走向确定的期冀与怀疑的虚无并存。其理论体系与创作的不稳定，是信仰危机重重划过生命的强音痕迹。
桑塔格对巴特投桃报李。她对自己御用出版商斯特劳斯宣扬巴特在法国的声名，并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帮助推进巴特作为作家的创作生涯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桑塔格携手布罗茨基，在社会学家理查德·塞纳特的人文学院竭力打造一个知识分子的世界中心，后来巴特赴美，即是以该学院作为其美国行程的首站，由此可管窥二人之间交往的热烈互动。
桑塔格写巴特，是变相写自己。寄居土星也好，身在地球也罢，符号的碰撞总是难免的。一个又一个精神象征的符号，既是在告诉着我们什么，也是在砥砺着我们，在召唤也在禁止。“命随土星”，生命不止步，精神追求亦不止息！ (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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