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澎湃新闻、新京报消息
编者按：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编辑、学者和评论家，前美国科幻奇幻协会主席詹姆斯 冈恩于2020年12月23日去世，享年97岁。作为美国科幻黄金时代最后的见证人，他同时也是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给科幻所带来的影响最为敏感的人。科幻小说，对于詹姆斯 冈恩来说，始终都是“变化的文学”，“其本身正是变化的最好例证”。
据国外媒体报道，著名科幻小说家、学者、评论家，曾任美国科幻奇幻协会主席、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的詹姆斯·冈恩（James Edwin Gunn）于当地时间12月23日上午，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市（Lawrence)去世，享年97岁，其生前任教的堪萨斯大学官方发言人确认了这一消息。
1923年7月12日，詹姆斯·冈恩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1947年，冈恩成为职业作家，并于1949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通讯系统》，当时他使用的是埃德温·詹姆斯这个笔名。1952年，冈恩开始用真名发表作品。冈恩擅长短篇小说的创作，即使是他的长篇小说，读来也似短篇小说的组合。至今，他已发表80多则故事，出版了19本书，短、中、长篇皆有。
詹姆斯·冈恩（1923年7月12日—2020年12月23日），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编辑、学者和评论家。曾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和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堪萨斯大学英文系名誉教授，以及堪萨斯大学科幻小说研究中心主管。“科幻之路”系列和《交错的世界》是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冈恩的主要作品有《这个堡垒世界》（1955年）、《星际桥梁》（1955年）、《空间站》（1958年）、《快乐制造者》（1961年）、《长生不老的人》（1962年）、《倾听者》（1972年）、《校园》（1977年）和《危机》（1986年）等。除小说创作之外，冈恩的评论和学术专著也为他赢得了不少荣誉：1976年，他荣获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的“朝圣奖”；同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授予他的《交错的世界》雨果奖特别奖；他撰写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奠基者》赢得1983年的雨果奖最佳非小说作品奖；1992年，他又荣获“伊顿终身成就奖”；2007年，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在星云奖颁奖典礼上授予冈恩“达蒙·奈特纪念大师奖”，以表彰他的终身成就。
作为美国科幻黄金时代最后的见证人，詹姆斯·冈恩同时也是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给科幻所带来的影响最为敏感的人。对于冈恩来说，科幻小说始终都是“变化的文学”，“其本身正是变化的最好例证”。首次出版于1975年的《交错的世界》为冈恩赢得了雨果奖特别奖，在该书的最新版本中，冈恩补充了全新的章节，将时间线提至21世纪并充实了亚洲部分，使之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权威的世界科幻小说史。目前，《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中文简体版已由世纪文景引进，并于今年9月出版。
正如冈恩所说，《交错的世界》是一部科幻小说图史，但这部书所展现的不仅仅是插图和历史，还有一种独特的成书方式：通过梳理科幻小说的成因以及影响其后续发展的各种因素，来对科幻小说加以阐释。《交错的世界》试图给科幻小说下一个定义，指出科幻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如奇幻小说、乌托邦小说和“主流”文学）之间的差别，并说明科幻小说是如何发展到今天，又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他获得雨果奖特别奖的著作《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中文简体版于2020年由世纪文景出版。
他在《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中如数家珍地讨论了影响整个科幻小说流派，以及在科幻小说发展道路上发挥作用的作者和代表作品，为不断变化的科幻小说勾勒出清晰的脉络。本文为科幻小说家刘慈欣为中文版所作的序。谨以此文纪念这位科幻研究泰斗。
著者：[美]詹姆斯 冈恩 著
译者：姜倩
出版时间：2020.8
出版社：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科幻的原力（代序）
刘慈欣
科幻文学的发展伴随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部分近现代史，对它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近年来随着西方科幻小说的大量翻译引进，也有一些国外科幻文学史的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
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科幻文学有着更加丰富的不同侧面，因为它涉及科技与文学两个领域，在这里，科技与文学不是简单的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的关系，会产生更加丰富的内容；同时，它的文本既有大众通俗文学类别的，也有偏向主流文学的；以上因素产生了科幻文学丰富多样的复杂景观。科幻文学的这种复杂性当然也反映在不同的科幻文学史著作中，这些著作对科幻史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的差异之大，甚至让我们怀疑它们说的是否是同一种东西。
国内最早译介的科幻文学史著作应该来自苏联，我曾经看过一本这样的篇幅不长的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名字也记不起来了。其对世界科幻小说史的介绍主要侧重于由科幻小说所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和腐朽，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对像《1984》这类政治性较强的作品所做出的另一种解读。国内后来译介的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冈恩的《科幻之路》，主要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展示和分析来勾勒科幻文学的发展历史，很具体形象，对国内科幻研究和创作都有一定影响；再晚些有亚当·罗伯茨的《科幻小说史》，从宗教的角度来研究科幻文学的历史，认为科幻小说的出现和发展与基督教新教有重要关系；奥尔迪斯的《亿万年大狂欢》作为西方科幻经典译丛的一本在国内出版，这部被认为是科幻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但奥尔迪斯作为科幻文学新浪潮运动的主要作家之一，是个典型的文青，纯粹从文学角度研究科幻史，在长达六百多页的洋洋巨著中，像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这样的现代科幻巨头在其中只占了寥寥十几页，且笔调极尽轻视与不屑。
我们面前的这本《交错的世界》，是目前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科幻的视角写出的科幻文学史。
本书生动地展示了科幻小说是如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书中叙述了不同阶段科技的发展对科幻小说的影响，从蒸汽机到计算机，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些影响深刻地决定了科幻文学的走向。本书研究了科幻文学形态的变化与当时科技大发现和发明的密切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的结尾有两个表格，其中之一列出了科幻小说中出现过的主题，每一个都与科技密切相关，同时列出了与每个主题相对应的代表作品；第二个表格很长，名为“西方文明、科学、技术与科幻小说大事记”，列出了从史前火的使用到iPad的问世之间整个文明史中的主要科学和技术进步，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列出了相应时期代表性的科幻作家和作品。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和老科幻迷，读这本书时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像在看自己的少年和青春。这种感觉在阿西莫夫为本书第一版所写的序《我爱你，科幻》中也有所体现。这倒不是说欧美的科幻文学史与中国的相似，事实上两者有很大差异，这种相似是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本书准确地再现了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时代特征，那时，世界已经进入电气时代，技术开始显示出它改变生活和世界的巨大力量，并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科学也在产生着革命性的突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让人们眼中传统的世界图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宇宙开始以更神奇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科技尚未像今天一样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的许多划时代的技术突破尚在孕育中，科技的负面作用也尚未充分显示出来。科技仍在人们的心目中保持着神奇感和疏离感，这使得当时的读者对科技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充满了向往，也对科学所揭示的神奇宇宙充满了好奇心。当这种向往和好奇心被生动的文学形式所表现时，如干柴遇烈火般得到了广泛共鸣。
这种感觉可以被称为科幻的“原力”，这种“原力”像一种神奇的催化剂。不得不指出的是，科幻黄金时代特别是初期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从故事性还是文学性上都是相当拙劣的，但“原力”这种催化剂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让这些作品在科幻读者的眼中焕发出无穷的魅力。这种感觉每一个科幻迷读者都经历过，且不分国籍和地域。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读到的那些科幻小说，其中许多即使以当时的标准看也都故事简单平淡，人物平板，文笔粗陋，但仍然很让我着迷，因为那里面有科学幻想。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看过的每一篇这样的科幻小说，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的《科学画报》上刊登过一篇译自东德的科幻小说《神秘的马希纳》，说一个机器人从银行抢了钱后扔进垃圾堆，被追捕直到没电被抓，整个故事没什么悬念和转折，十分平淡无趣，更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但我当时很喜欢这篇小说，就因为其中有机器人。阿西莫夫曾经说过一句很让人吃惊的话，大意是：需要给年轻人提供大量的粗陋单纯的科幻小说来阅读。这话在今天看来确实不可理解，这里面就有科幻“原力”的因素。他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中生动地描述了那种感觉：
……我只是一个爱看科幻小说的孩子，从阅读中体会到了那种莫名的快乐。
我嫉妒那个孩子，因为后来我再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快乐，也不再有这种指望了。我也经历过其他带给我快乐的事情……但没有一个能带来不掺任何杂质、让人全身心投入的彻头彻尾的快乐。当你伸手去拿一本新出的科幻杂志，攫住它，捧着它，打开它，读啊读啊读啊……你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
……这是一种由衷的快乐，因为它与日历相关：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心中的渴望越来越强，直到新一期杂志拿到手的宝贵瞬间，这种渴望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狂喜。
童年时读过的那些科幻小说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发出比太阳还要耀眼的明亮光芒。
这段描述就像是我自己在回忆，这种铭心刻骨的感觉很难向外人说清楚，我也很少对别人说起，怕被笑话，但科幻迷之间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与阿西莫夫已经阴阳两隔，但“原力”让我们跨越时间心灵相通，那时，力与我们同在！
科幻“原力”还具体体现在书中所述的黄金时代科幻小说的文学特点上，书中对此有精到的论述：
在科幻小说中，想法比什么都重要，而场景比人物更重要，人物只是传达想法的精炼了的工具……在科幻小说中，人物的复杂性或敏感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宇宙的视角来看他的存在是否合理，他的观点与我们所知的统治世界的物理法则是否冲突。通常情况下，科幻小说呈现的都是处于陌生环境下的非复杂人物，他们在熟悉的情感推动下做出不同寻常的举动……也就是说，在科幻小说中，人物总是不变的，变化的是环境。作为读者，我们无法同时接受不一样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人物，因为这让我们彻底失去了参照点，失去了让我们理解变化意义的标准，也失去了意义本身……
“原力”对科幻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曾经是它最本源的精神动力，是“原力”创造了科幻的黄金时代。但大部分学院派的科幻文学研究没有意识到科幻“原力”的存在，或者意识到了，却认为它是不成熟和幼稚的，也是“不文学”的，对科幻文学的提升和发展没有什么意义。正因为如此，以前看过的科幻文学史虽然资料丰富，体系完整，却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交错的世界》在学术上的探讨并不太深，但对科幻“原力”的表现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科幻杂志在科幻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书中科幻杂志的历史占了相当的比例。科幻文学可以分为两个时代，在专业科幻杂志出现以前，科幻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像凡尔纳和威尔斯这样的大师，还出现了大量的传奇式科幻，但这个文学体裁并没有独立的自觉，科幻小说借助以前的哥特小说、探险小说和侦探小说框架运行，甚至连“科幻小说”这个名称也没有出现。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体裁的出现，是以科幻杂志的出现为标志的。
首先杂志聚集和造就了读者，如书中所述：
根斯巴克最初的一大发现是科幻读者的热情和投入，那是亟待表现的天生科幻迷的特质。就好像一群被人遗忘的海外犹太人流散到了一个国家，由于散布各地，谁也不认识谁。如今，通过《惊奇故事》，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天堂，他们可以在精神上聚集在一个新的“犹太人区”当中，温习他们早已忘却的宗教仪式。
在这一点上，国内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也与之十分相似。
中美科幻发展史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它们在作为一个自觉的文学体裁发展的早期，都具有强烈的科普倾向。《惊奇故事》和《新奇科幻》的科普取向相当直接和明显，当时的科幻作家和读者交流谈的也大多是科技内容，最早期的科幻迷组织直接就叫“科学通讯俱乐部”，如书中所述：
科学通讯俱乐部于1930年成立，该俱乐部致力于“推动科学的发展，在大众当中普及科学，最终达到人类的完善”。根斯巴克认为科幻小说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科学家，这个想法得到了许多人的推崇。
后来的坎贝尔所宣扬的科幻理念也与此十分相似。国内科幻曾经使出吃奶的力气把科幻与科普分离开来，但矫枉过正，以至于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美国科幻的这一重要阶段。科幻的科普取向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这一文学体裁的工具化，更可能是吃饱的三个包子中的第一个，不可能只吃后两个。
但对于科幻杂志与科幻文学的发展的关系，国内与美国也有着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差异。
《惊奇故事》和《新奇科幻》这样的杂志确立了现代科幻小说基本的创作理念的发展方向，与之前的传奇式科幻渐渐分离开来。在坎贝尔的《新奇科幻》周围聚集的作家们都遵循同样的创作纲领。中国的《新奇科幻》—《科幻世界》周围也曾经聚集着中国科幻的主要作家群，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纲领。按照相关人士的说法，当时的美国科幻杂志有一定的数量，而现在中国基本上只有这一家，如果《科幻世界》提出创作纲领，则有作茧自缚、使中国科幻文学失去多样性的危险。这也许是事实，这个差异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最后，本书的作者把目前科幻文学的衰落也归结于杂志的式微：
没有了杂志作为中心，科幻小说将不再是一个统一体，新浪潮科幻就是一个征兆。当科幻小说分解为上百个不同的市场，分解为上千个独特的不同视野，它所依赖的那种众口一致的未来观和哲学立场也会崩塌。
作为一个老科幻迷和由此成为的作家，我翻开这本书后立刻对自己说：“哇，他是我们的人！”这种想法无疑是狭隘和浅薄的，好在本书的作者并非我这种狭隘的“科幻原教旨主义”之人，冈恩对以后来的新浪潮运动为代表的科幻文学的多样性发展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承认了它们的价值，这在他之前编撰的《科幻之路》中也有明确的表现。要指出的是，这种宽容性在《亿万年大狂欢》中是不存在的。同时，冈恩也以豁达和坦然的心态面对科幻文学的衰落：
科幻小说仍处于变化之中。它仍在不断演变。当它到达最后的终点时—且不管这终点在哪里，它已不再是科幻小说。
……在那之后，未来的发展将是模糊不定的，科幻小说的漫长旅程—从荷马到汉密尔顿、海因莱因、赫伯特再到哈兰·埃里森的如同奥德赛一般漫长的历程，即便没有到达终点，也到达了一个休憩地，一个坐下来思考的时候。明天，这个无尽的旅程将再次开始……
不管世界科幻的未来是怎样的，科幻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它那“奥德赛一般漫长的旅程”，它将用想象力创造出属于中国的“另外的世界”（本书书名直译），原力与我们同在！
原文作者丨[美]詹姆斯·冈恩
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小说的脚步。
这是1975年本书初版时的开篇语。这句话在2018年显得更为合适。
1975年，我想说明什么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的趋势，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世界、科幻小说又是如何改变了世界。在这次新版中，这仍是我的目标。
科幻小说与世界。它们创造了彼此，而这个共生的过程，正是本书所关注的。外部世界对科幻小说的影响显然更加巨大，但科幻小说对世界的影响却更有针对性。两者扯平了。
况且，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这一点毫无争议。我们周围随处可见新秩序的种种迹象：我们的生活和父辈相比大不一样，与父辈的父辈更是截然不同。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我们不是被它裹挟向前，就是被抛在后头。我们骑在科技这匹飞奔驰骋的骏马背上，如若冒险跃下，必然摔断脖颈。我们——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坐在起居室里观看能够移动和说话的图像。我们乘坐时速达100英里的汽车奔驰在横跨大洲的宽阔柏油马路上，或是乘坐速度接近声速的飞行器在空中飞行。我们在气温可自动调节的房屋里居住，在耸入云霄的高楼里上班。我们—或至少是我们中的某些人——手里掌握着摧毁另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力量。我们——或至少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登上月球。
以上是我在四十多年前所写的话。它们依然真实，但已平淡无奇。今天我们已建造了一座空间站；我们观测到了木星、土星和海王星；我们已测绘了火星，我们的机器人探测了火星表面；在轨道望远镜的帮助下，我们扩充了对宇宙的了解，通过巨型加速器分辨出了最小的分子结构；我们克隆出了羊和猪，转而讨论是否该克隆人类；我们破解了人类基因组；我们消灭了天花这样的疾病，却又发现了足以消灭全人类的新型疾病；我们桌上使用的电脑，其运算能力足以与四十多年前那种房子大小的机器相媲美；我们在互联网上做买卖，与人交流，网络让我们能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保持联系。不管是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还是纽约或上海的大街上，我们通过移动电话与人交谈，或是收发信息；有时我们通过戴在手腕上的设备就可以拍摄电子照片，并将它们即时传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时刻不停地从新闻媒体那里获得消息，而这些媒体在1975年时还压根不存在呢……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这难道不是一个科幻世界吗？
四十多年前，人们向科幻作家提出的问题已经从“你们这些疯狂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变为“人类现已登上月球，你们还能写什么呢？”。而今，当科学技术每天都将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变为现实时，这些问题已变得无关紧要。四十多年前，艾萨克·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就曾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宇宙飞船和核威力（以及核战争威胁），比声速还要快的飞机，抗生素，登月（在阿西莫夫看来，这是最称得上美梦成真的事了）——这些都是他和罗伯特· A. 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还有其他作家在1939年和1940年代初所描写的。
本书第一版面世的二十五年前，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正走向终结。约翰· W. 坎贝尔（John W. Campbell）和他的《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杂志是黄金时代的霸主，但到了1950年，随着《奇幻与科幻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和《银河科幻小说》（Galaxy Science Fiction）这两本新杂志的诞生，文学科幻和社会科幻的新纪元由此开启。我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就是在此前一年发表。而再往前回溯二十五年，即1925年，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正在筹办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奇故事》，这本杂志后来使科幻小说正式成为一种文学类型，也使美国科幻成为其他科幻看齐的典范。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但是科幻小说的历史并非始于1925年，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
早在1863年，从第一部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Five Weeks in a Balloon）起，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就开始描写源自科学家实验室和工程师绘图板的种种奇迹。库尔德·拉斯维兹（Kurd Lasswitz）于1897年创作了《双星记》（On Two Planets）；1911年，根斯巴克在美国创作了《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 41+》（Ralph 124C 41+）；而更早的时候，1849年，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发表了《未来之事》（“Mellonta Tauta”）——他的书和故事描写了未来的种种奇迹，以及畅游奇妙美好、让人兴奋的未来世界的伟大旅行。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1926年以后，大部分人（也包括少数著名科学家）会对科幻小说当中的概念嗤之以鼻，比如比空气重的飞机、核武器和原子能，还有太空飞行等，任何涉及这些概念的作品都被认为“纯属科幻”而遭到摒弃。
《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 41+》描写了太空旅行、整容术、荧光灯、自动投币式唱机、液体肥料、扩音器、飞行器、睡眠学习、太阳能、雷达、不锈钢、微缩胶片、电视、无线电网络、空中文字1、水栽法、录音机、水上运动表演、自动售货机、夜间棒球、玻璃纤维制作的衣服、合成纤维——所有这些都写于1911年。
科幻小说基于这样的理念：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人类要么自己去适应环境，要么就让环境适应人类，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这正是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创作于1970年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的主题，作者在书中写道：
变化的狂流是如此强大，它掀翻了体制，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的根枯萎。变化即未来对人类生活的入侵过程，我们必须对它加以仔细审视，不仅要从历史的宏观角度，也要从亲身经历变化的活生生的人的角度。
如今，没有人再谈什么未来带给人们的冲击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托夫勒所谓的由“未来提前到来”所引发的“疾病”产生了免疫，而是因为变化早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不值一提。然而，在1970年代早期，托夫勒就指出科幻小说能够让人们对未来冲击产生免疫力。他引用了另一位“未来主义者”（这个术语在过去几十年里已为人熟知）罗伯特·詹克（Robert Jungk）关于教育的一番话：
如今，人们几乎只关注于学习已经发生或完成的事情。明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和习题应当关注发展中的科学、技术、哲学和人们已预测到的危机，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未来的可能答案。
托夫勒接着指出：
我们并没有“未来文学”可供在这些课程当中使用，但我们却有关于未来的文学，其中不仅包括那些伟大的乌托邦小说，也包括当代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拓展思维的力量，可以用来培养人们预测未来的习惯。我们的儿童应当学习阿瑟· C. 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威廉·泰恩（William Tenn）、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Ray Douglas Bradbury）和罗伯特·谢克利（Robert Sheckley）的小说，不是因为这些作家能够让他们了解宇宙飞船和时间机器，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引领那些年轻的心灵去探索政治、社会、心理、伦理事务的丛林，这些是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必须面对的。科幻小说将是“未来学初级课程”的必读书目。
这并不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科幻世界是科幻作家们想要看到的那个世界。有时，像雷·布拉德伯里那样的作家，他们的目的并非预示未来，而是阻止未来。没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未来的到来，而他们的读者也有别于那些害怕改变、屈服于未来冲击的芸芸众生，这些人不想等着未来按部就班地降临，而是希望通过阅读关于未来的小说提前目睹未来的景象。但是，在关于未来的小说中，含警戒意味的故事几乎和粉饰未来的故事一样多，就连最美妙的技术天堂里也有那么一两个长虫的苹果。
生态问题、人口过剩、机械化战争的种种可怕之处、核能的滥用、心理战中的洗脑术、社会对人的洗脑—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问题，早在其他人将它们视作问题之前，就已成为科幻小说家谴责的对象。
这种预示未来危机，生动表现危机带给人类的后果与启示，并提出避免危机发生的其他替代方案的能力，正是科幻小说的主要功用之一。在其生动表现力面前，科幻小说为世人所熟知的预言能力则变得黯然失色。
科幻小说为何及如何拥有这种能力，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展开。不过，假如事实的确如此，科幻小说理应被视为科幻世界的文学。那个快乐无比的时代尚未来临（这是我写于1975年的话），但这伟大的一天必将到来。
那个快乐时代也许已经到来，但人们发现，正如那些科技天堂一样，这是一个长了虫的苹果。既然1967年哈兰·埃里森（Harlan Jay Ellison）在《危险幻象》（Dangerous Visions）的导言中能这样说：“新千年就在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成就了我们。”那么，到了2018年，我们就能在回顾过去时这样说：“已经发生的一切成就了我们。”
本文节选自《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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