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Meet 域外典藏
主持旁白
宇秀
宇秀（Yu Xiu），祖籍苏州，现居温哥华。文学、电影双学历。《南方周末》、《高度》&《她乡》周刊（加拿大）专栏作者。做过大学教师、电视记者、编导、独立制片人、报刊编辑、文化活动策划人/主持人、自由撰稿人、餐饮业主等。2017年应邀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做女性和文学主题演讲，演讲文流行于网络。著有散文集《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诗集《我不能握住风》、《忙红忙绿》等。曾获“中国电视奖”、第13届叶红全球女性诗奖、第40届中国时报文学奖新诗首奖，“2018年十佳诗集”奖、“2018年十佳华语诗集”奖、“2019年度十佳华语诗人”称号等。
起初，我想当然地认为，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英文主流文坛安身立命、且名闻遐迩的作家哈金，自然是会推荐小说家的。然而，非我预期，他说正再做一个长篇不得分心，而他课堂教授的小说又都未有翻译。除开这些事务性的缘由，其实他曾多次谈及“偶像”契柯夫对自己创作的影响，至于一些目前被奉为大师的美国作家，哈金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他们其实都是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像近年中国作家特别追捧的雷蒙德·卡佛就是契柯夫的“徒弟”。而自己作为一个外来者，要找到文学上的师父，就要找到这些作家们的师父。哈金说的正是寻找文学血脉源头问题和经典传承的关系。稍后，他发来一篇类似创作谈的短文，开篇就推荐给读者，或者更准确点说，是推荐给文学写作者们的三位具有共同”读者意识”的诗人：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斯基、美国本土诗人罗伯特·科利里和约翰·贝里曼。
我读后，立刻会意了这三位诗人的创作原则对于哈金努力于创作“伟大小说”的启示与鼓舞。在我有限的阅读和聆听中，发觉哈金在谈创作时，总是能够具体感性，又切入本质和源头。我告诉他，这篇文字配合文中所提到的三大诗人的代表作品，就是一个极好的“经典推荐”。他说很高兴我喜欢他这篇文字，并慷慨地发来收录了此文的《湖台夜话》全书电子文档。读完第一部分“重建家园”，我领悟到哈金的所有文学写作便是他在异国他乡、在一个异质文化的土地上“重建家园”的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而如此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重建”工程，如果内心没有自己坚定的“理想读者”，只是机会主义地找寻市场读者的话，是很难就既定的宏大目标持之以恒的。而他对“理想读者”的坚守，正是从三位大诗人共同的创作原则中汲取的灵感与经验。哈金指出他们都是在写作时“目中无人”的诗人，也就是他们并不考虑现实的市场的读者，而是听从他们内心读者的召唤，这个内心读者可能是诗人的亲人、情人，也可能就是另一个自己。正如贝里曼说自己的写诗动机，乃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诉说”。
哈金指出的三大诗人在读者意识方面的共同性，拨开了一层读诗的迷雾。
一般读者读诗的难度之一，也在于他们不知道谁是诗人在诗中的倾诉对象。哈金告诉我们一个读诗的秘籍：那就是不要把自己直接就放在诗人的倾诉对象的位置上，因为这些诗人根本就没考虑我们这些读者，我们只能学会假设自己是诗人倾诉的对象“你”，然后“偷听”诗人对“你”说话，从而获得诗人与“你”沟通的秘密。我很庆幸没有把栏目“推荐者语”设为“推荐理由”，使推荐者免于拘泥于具体文本的评释。而对于诗歌文本的具体解读，不仅是一件困难的事，也往往容易误入歧途，诗像音乐，让人感受，而不是给人说明。哈金自己是诗人，深谙此道。他英文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诗集。他的长篇《自由生活》里的男主就是在艰难维持生计中还不肯放弃成为诗人梦想的人，小说结尾用了二十多首诗，“表达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超脱”（哈金语）。
哈金的这篇“推荐语”，揭示了三位诗人共同的“读者意识”成为他们创作的秘径，同时也让我们窥见到，他和那些“目中无人”的诗人一样，不为市场考量的特定读者写作，这也是一个纯粹写作者应有的姿态，“这种没有特定读者的心态才使作品变得纯粹”，作品才有可能具有经典意义，拥有终极的理想读者。伟大的小说，一定蕴含恒久的诗意，诗意令人回味咀嚼，自然不是快餐式的东西。难怪在他三个身份中，他把诗人的身份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小说家、教师。我想，经典文学的作者都是那种有勇气和毅力沉下心来、让理想读者找到自己的人，如同布罗斯基的“黑马”寻找骑手。
饶舌两句，本期的音乐特别选择了美国极简主义音乐代表人物菲利普·格拉斯的《蜕变2》，似乎与科利里、贝里曼的诗歌有一种暗合，他们都是美国当代诗坛转型期的重要诗人，他们的作品也呈现出从传统到现代和后现代的蜕变。
经典荐读
约瑟夫·布罗斯基
约瑟夫·布罗斯基（Joseph Brodsky， 1940-1996），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生于苏联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一个犹太家庭。十五岁辍学，开始创作诗歌并发表于苏联地下刊物。因“社会寄生虫”罪获刑五年，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72年被苏联政府当局强制遣送离境，随后前往美国定居，先在密歇根大学任驻校诗人，继而在其他大学任访问教授。1987年，由于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年他47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外，还曾获得美国国家书评奖、“美国桂冠诗人”等。其代表作品有诗集《诗选》、《词类》、《致乌拉尼亚》，散文集《小于一》、《论悲伤与理智》等。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在纽约因心脏病突发于睡梦中离世，享年55岁。
黑 马
约瑟夫·布罗斯基
黑色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
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
在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篝火旁边，
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
我不记得比它更黑的物体。
它的四脚黑如乌煤，
它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
周身黑咕隆咚，从鬃到尾。
但它那没有鞍子的脊背上
却是另外一种黑暗。
它纹丝不动的伫立，仿佛正在沉睡。
它蹄子上的黑暗令人心惊胆战。
它浑身漆黑，感觉不到身影。
如此漆黑，黑到了极点。
如此漆黑，就像子夜的黑暗。
如此漆黑，如同它前方的树木。
如同肋骨间的凹陷的胸脯。
恰似地窖深处的粮仓。
我想：我们的体内是漆黑一团。
可它仍在我们眼前发黑！
钟表上还只是子夜时分。
它的腹股沟中笼罩着无边的黑暗。
它一步也没有朝我们靠近。
它的脊背已经辨认不清，
明亮之斑没剩下一毫一丝。
它的双眼白光一闪，像手指一弹。
那瞳孔更是令人畏惧。
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
它为何在我们中间停留？
为何不从篝火边走开？
驻足直到黎明降临的时候？
为何呼吸黑色的空气，
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作响？
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吴笛 译）
罗伯特·克利里
罗伯特·克利里 （Robert Creeley ， 1926-2005），美国当代诗坛三大主流派别之一的黑山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阿灵顿，4岁时左眼不幸失明。二战时期曾在印缅作战，战后回哈佛大学求学。1954年应奥尔森之邀到黑山学院任教，并编辑著名的《黑山评论》。曾在危地马拉、西班牙和美国多所大学执教，其中在包括纽约州立大学和布朗大学教授诗歌。因对美国诗歌的贡献，于1999年获得博林根奖，也是兰南基金会终生成就奖得主。他一共出版过60多部书，诗集主要有《一种行为关于》《女人的形式》《词语》《白日之书》《镜》《7和6》等。他开放游离的散漫诗风、呈现经验片段的小浮雕式的作品，为20世纪美国诗歌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提供了借鉴，也使他成为当代美国诗坛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免得
罗伯特·科利里
免得我想
重新让自己
落到往日旧情的
控制之下
低声下气
和痛苦，弯曲
成为一根
拔不出的钉子。
亲爱的，难道
心迹无法表露
就如此
关系重大?
我们彼此之间
能够感情相通?
还不是像个锤子
重新敲击
把弯曲的钉子
打进旧伤痕里。
（赵毅衡 译）
约翰·贝里曼
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 ，二十世纪美国自白派诗歌奠基人之一，对美国当代诗歌影响巨大。1914年生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麦克阿勒斯特市。1936年肄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在多所美国大学任教。1956年以《《向布雷兹特里特夫人致意》获得广泛赞誉。1965年凭借《梦歌77首》获得普利策诗歌奖。1969年《梦歌》的第二部《他的玩具、他的梦、他的休息》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全书共收入385首“梦歌”，诗中的主人公亨利和艾略特创造的普鲁弗洛克一样，成为20世纪美国诗歌中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早期创作受到叶芝、奥登、霍普金斯、克兰和庞德等影响。后追求“自我声音“，其诗充满对个人生活经历和个人情感体验的描写。他的一生没有摆脱11岁时目睹生父在自己窗外自杀的打击，1972年1月7日，他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华盛顿大道桥上跳河自杀。
梦 歌（13）
约翰·贝里曼
上帝保佑亨利。他活得像只老鼠，
起初头上
头发浓密。
亨利不是个胆小鬼。根本不是。
他从未放弃过任何事；相反
他挺着，当同情之类的东西越来越稀薄。
所以亨利或许是个人。
让我们调查一下。
……我们调查过了；很好。
他是个有人情味儿的美国男人。
是这样。我的情人儿在刹车。
我的厚脸皮在疼。来吧，蔑视我吧，安排我出路。
上帝是亨利的敌人。我们在做交易……那么，
什么交易必须弄清楚。
死路一条。
我和它像得不能再像了。——勃恩斯先生，
当我仰望金黄天空，
你如此卑鄙地打动了我
亨利的理解
他看书看到很晚，在缅因州，理查德家，
32岁了？理查德和海伦挺在床上，
我的好老婆挺在床上。
我要做的不过是脱光了上床，
把书签插到书里，然后睡觉，
醒过来，一顿热扑扑的早餐。
正对着海滨是一座岛屿，普蒂马南，
从理查德家的草坪过去，海岸几乎是垂直的。
凌晨四点的一阵寒意。
创造一个人只需几分钟。
此时此地的一片专注。
突然，与巴赫不同，
真可怕，与巴赫不同，我想到
一个夜晚，我不是穿上温暖的睡袍，
而是脱下所有的衣物
穿过这又冷又湿的草坪，走下海岸，
走进可怕的水中，永远走下去，
从海底一直走向那座孤岛。
（冷霜 译）
推荐者语
哈金
哈金（Ha Jin），本名金雪飞（Jin Xuefei），华裔美国诗人、小说家、英语写作教授，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1956年2月21日出生于中国辽宁一个偏远小镇，14岁参军，21岁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在山东大学攻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申请到布兰迪斯大学英语系的奖学金，1993年获博士学位，并移居美国，现任教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他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两度获得福克纳奖的华人作家。此外，他的小说还获得过海明威奖、弗兰纳瑞·欧克纳奖、欧亨利奖等，并曾入围普利策奖，是目前以非母语的英文写作、并在英文主流文坛享誉最高和成就最卓著的华人作家。其代表作为《等待》《好兵》《战废品》《沉默的间歇》《疯狂》等。
你的读者是谁？曾有朋友问我怎样才能抓住美国读者，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并没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因为我心里根本就没有特定的读者。由于我一开始是写诗的，我的读者意识也多少是诗人式的。英语诗人很少在乎读者。约瑟夫·布洛斯基（1940-1996）常用“真空”（vacuum）一词来指读者。想想看，在你说话时面前空无一人，这就是“真空”，就是说诗人面对的是零读者。罗伯特·科利里（1926-2005）在《不诚实的邮递员》一诗中表达了类似的读者意识。他说：“那首最卓越的诗对无人的空间说话——这是必备的勇气。”显然，在布洛斯基和科利里的心目中根本没有读者，他们只考虑诗作本身，相信作品凭自身的力量能找到读者。所以，“目中无人”是英语诗人写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诗人约翰·贝里曼（1914-1971）在一个采访中被问及他“为谁写作”？他回答说：“为你所热爱的、已经死去的人写作（for the dead you love）”。他是在说自己心里有理想的读者，即使这种读者不存在当下。贝里曼热爱17世纪的美国诗人安·布兰德斯璀特，视她为“怨姐”（Bittersister），他甚至在有的诗中直接对她倾诉。他的这种读者意识更复杂些，要超越时空以追求直接的理想读者——就是那个想象的“你”。同时，这种做法也将读者植入诗中，使作品本身拥有直接的倾听者，而我们作为一般读者只能“偷听”他对“你”说话，就是说我们是终极读者。其实，这是诗歌中传统的做法，大部分抒情诗里都有直接的倾听者，只是倾听者大多活在当下。这种诗人的基本姿态是不在乎我们这些终极读者的，只跟诗中的“你”沟通。
批评家托马斯·艾略特说读者并不仅仅存在当下，也存在于过去和将来。这种说法表达了另一个文学观念，即读者是纵向的，而不只是横向的（当前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学作品会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读者都有影响。现在和将来的读者我们不难理解，因为如果作品足够优秀，就可能比作者活得更长久，也会拥有将来的读者。那么现在的作品怎样影响过去的读者呢？艾略特著名的《传统与个人的才华》一文中说一部优秀的作品一旦出现，整个文学传统都将变动以接纳这部新作品，这样新的作品也修改了传统的作品。由此作家写作往往也会意识到对过去的作者和读者的影响。
艾略特是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谈论读者的构成，而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通常做得更直接。我的导师，以色列小说家阿伦·阿珀尔费尔德（AharonApplefeld），1992年在波士顿大学教小说写作时告诉班上的研究生们：“你写作时，必须同时读一本伟大的老书。”当然多数同学并没有遵循老师的教谕。我想一部古老的书不但可以成为你风格和精神的辅助，也能让你找到直接的读者，那就是自己心目中的伟大作家。这个做法就是要在写作时建立直接的理想读者。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种理想读者其实也有实用的一面。一般来说，我们无法认同书商们相信的特定读者，因为谁都拿不准自己的书能被什么人喜欢。“特定读者”在实际运作中是变换无常的，根本不靠谱。但理想读者则不然，特别是当你把一位伟大的作家当作直接的理想读者时，就会想象出一个基本固定的读者群。想想看，每一部伟大的作品后面有多少已经被时间验证了的读者。我们当然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抵达那些伟大作品后面的读者，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最久远的，也是应该是我们终极的理想读者。我想这才是阿珀尔菲尔德老师的教谕的真谛。
因为我用英文写小说，读者的问题也更复杂些。在具体操作的层面，虽然心里没有特定的读者，我还是需要某种抽象的读者。这种读者可以概括为“英语耳朵”——我必须清楚“英语耳朵”能听懂多少外来的语言成分，这样我才能在行文中加入一些汉语的因素，好使自己的风格与众不同。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规矩可循，只能具体地按个例处理。总的来说，我是在没有特定读者的状况下写作的。
这种写作也是以理想主义为前提的。我的另一位导师，莱斯里·艾珀斯坦(Leslie Epstein)，曾经告诉我们：“一本书，只要写得好，就会有人给你出版；也许没有商业出版社给你出书，但总会有人出的。”九十年代初，我还没有写美国题材的能力，只能写中国。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好兵》被十多家商业出版社拒绝过，他们的回话常说书写得很好，富有诗意，但他们看不到市场，只好放弃。连我的中间人也对我失去了信心，我只能自己把书稿寄往独立的小出版社，最终由一家早已倒闭了的名叫ZolandBooks的小出版社接受出版了。记得有一次在一家书店朗读售书，因为出版社太小，书店不进《好兵》这样的书，我和另几位作家只得自己携书前往。我的一位写长篇的美国朋友——查尔斯·莫可奈——笑着对我说：“你怎么写了这样一本书？谁买呀。”的确，根本没人买。出于可怜我，查尔斯就买了一本。那次我只卖掉一本书。可是第二年《好兵》获得了海明威小说奖，接着被美国最大的平装本书商 VintageBooks 发行。多年来此书重版多次，仍有许多读者。
其实，我的头三本小说（包括《光天化日》和《池塘》）都是在心中没有读者的状态下写的，都是由小出版社发行的，初版都是在1500和3000本之间，但这三本书都获得了同行的尊敬。也许正是这种没有特定读者的心态才使作品变得纯粹。多年来，如果做不到“目中无人”，我起码要在心有直接的理想读者之时才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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