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生活》中的主人公武男由留学变为流亡，又变成移民和移居，把国籍当外套，追求思想上的独立自由，在艰难环境中寻找精神缪斯和一条疏离于集体、强调个人与个性、脱离政治宣传、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之路。本文试图通过对哈金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分析来探讨流亡心态、留学心态、移民心态、移居心态，及不同心态下的写作状态和美学上的本质差异、以及对苦难主题的不同处理，并在布罗茨基、萨依德、米沃什等人的论述框架下着重剖析流亡心态和移居心态。流亡心态中对母国的精神依恋是一种美学上的恋母情结，失去祖国即失去母亲，也就是萨依德所说的“孤儿”心态；移民心态割断了这种情结后投入到移居国并把移居国当作继母；只有移居心态把母国和移居国都当作异域，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米沃什指出怎样用变换语言风格的方式来摆脱流亡心态，他认为流亡作家需要的是“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离”。移居心态的特点正是米沃什总结的三种境界，即布罗茨基式的“疏离”，或纳博科夫式的“美学上的距离”。
关键词：流亡，移居，个体，疏离，美学距离。
前言
Camus
20年前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国际流亡文学研讨会上，布罗茨基在题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发言中谈到流亡作家和政治难民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他的比较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今天仍然适用。沿着他的思路我寻找这方面的论述，发现萨依德在24年前发表的《流亡的沉思》一文中区分得更细：流亡者、难民、外籍人士、和移民。 “流亡”是最古老的现象，与驱逐或流放有关；“难民”是20世纪的政治产物；“外籍人士”是因个人原因自愿到异国居住，萨依德把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自我流亡到法国的美国作家归为这一类；“移民”是指到另一个国家定居。布罗茨基和萨依德的重点都不在分类，萨依德着重阐述一种精神，他把观察者、漂泊者、流亡者归在一类，布罗茨基的重点所在是对流亡作家进行批评和审视，他们对流亡认知的共同点在于“个体”（individual）和“疏离”(detachment)。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0-21世纪中国流亡文学和海外文学时，是否可以作类似或者新的分类？这种分类不是为了作技术上的区分，目的不在为分类而分类，更不是为了标签，而是为了对各种生存状态下的不同心态作一番探讨，并针对特定的环境和语境做进一步的心理分析。本文将以新批评的传统直接对文本进行分析，并借助哈金小说《自由生活》中的四个文学人物来探讨与文学创作相关的流亡、留学、移民、移居四种心态，尤其是流亡心态与移居心态下的写作状态和美学上的本质差异。
（一）《自由生活》故事梗概及人物简析
哈金的最新小说《自由生活》 描写了一个留学生因六四而自我放逐、为生存而成为移民、在艰苦创业成功后又放弃生意而追求精神生活、在与不同背景人士的矛盾冲突中不断成长、成熟的故事。小说中共有20多个性格不同、经历各异的人物，本文主要分析以下四个虚构人物：
武男：小说主人公。
孟丹宁：留学生，海归人士。
袁宝：异议诗人/画家。
刘满平：流亡学者。
武男1985年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在波士顿的布蓝戴斯大学攻读政治学，一年半后妻子来美探亲，1989年他们6岁的儿子来到美国与他们团聚。武男原计划读完博士学位后回国教书，但因六四事件对中国失望而决定留在美国，并放弃学业，在一家工厂当夜间看守以养家糊口。工厂关闭后武男到纽约一边给一家流亡文学杂志做责任编辑一边在餐馆打工，后在报纸上看见亚特兰大郊外一个台湾人出售小型中餐馆的广告，因亚特兰大物价便宜、房价也便宜、生活费用低，于是全家开车去那里，用积蓄买下小餐馆，以贷款方式买下房子，然后靠经营餐馆来维生并付清房屋贷款，成为餐馆和房屋的主人，从而基本上实现了美国梦。武男虽然从留学生变为厨师，但精神生活并非十分贫乏，他在纽约认识过一些中国流亡人士和美国诗歌界名流，在埃默里大学参与过诗歌朗诵、听过达赖喇嘛等人的演讲。1997年武男卖掉餐馆，在一家提供医疗保险的汽车旅馆当夜间值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思考。
小说跨度12年，从1985年武男留学美国到1997年卖掉餐馆重返打工的日子，中间穿插了对初恋女友的回忆。12年来，武男的精神伴侣是弗罗斯特、惠特曼、奥顿、杜甫的作品，他在艰难环境中对人生、写作都作过不断的思考，他从留学开始，因政治原因而自我流亡，因经济原因而移民，最终走上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由创作之路。
孟丹宁是武男在布蓝戴斯大学的同学，后来海归回国，成为畅销作家、留学生文学代表人物。美国生活对他来说是镀金、旅游，他因这样的心态写出的作品无非是游记或者关于“成功”故事的报告文学式的小说，作品虽畅销却平庸，过于迎合大众趣味。
袁宝是个比较复杂、多层次的人物，八十年代末在纽约创办流亡文学刊物，但由于经济上和精神上并非独立，其文学创作局限于传统式的怀旧，后在艺术上有所发展；海外生活是他的敲门砖，他从流亡者过渡到移民，从异议人士转为投机取巧的作家和艺术家。
刘满平是一著名学者，流亡期间近乎于索尔仁尼琴般的执著，有自立精神，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尊严感使其在西方文化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在六四纪念会上大谈中国的希望在于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在华人牧师邀请去谈台海关系时大谈中国必须统一台湾，甚至诉诸武力；在达赖喇嘛演讲会上大谈中国必须保持领土的完整。 无不讽刺的是，这位流亡异议学者的思维与留学生爱国人士洪梅极其相似。然而，由于中国民主进程的速度关系和他个人成就的有限，刘满平回归后远没有索尔仁尼琴得到的那般待遇，他死后，一半骨灰按照他的遗嘱被悄悄运送到北美，其亡灵将永远流亡。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他对于接纳他的西方的文化还没有来得及吸收，所以不可能像索尔仁尼琴那样作出批判性的思考。
陪村人物楚勇，一位台湾老诗人，当年的国民党飞行员，曾在台湾海峡上空与中国大陆空军交过锋。他声称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挡坦克的王维林是英雄，他自己的全部诗歌也不及天安门广场上的一滴血。 六四纪念会使他与刘满平、孟丹宁、武男相遇。
武男尊重所有这些人，但在心理上与他们存在隔阂。他因为六四而决定留在美国，经历过移民生活中最艰辛、最底层的生活，但精神世界丰富，在做流亡杂志执行编辑时认识了类似于艾伦•金斯堡式的诗王，在亚特兰大开餐馆时与在埃默里大学教诗歌创作的教授诗人是哥们儿——他在中西文化中游刃有余。从留学到流亡又到移民和移居的武男，把国籍当外套，他惊讶于流亡人士刘满平的狭隘民族主义，更惊讶于著名诗人楚勇会将政治看得高于文学。他追求个人与个性的、脱离了传教式的政治宣传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
（二）四种心态的特质分析
流行作家孟丹宁把留学视作旅游、镀金，作品也象是镀了一层金，光冕堂皇而缺乏深度。他的游记不过是走马观花的异国风土人情，看似有内涵但缺乏独到的个人体验；他的小说主要表现成功人士的辉煌业绩，而忽略普通人的实际生活和苦难经历。他的作品是华丽的赞歌，并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左右。从《自由生活》中可以看到，一个物理学博士沦为一个御用文人是何其容易，作家如果不自律，不有意识地摆脱集权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作品畅通无阻或畅销而迎合官方标准和大众趣味，一不留神就成为昆德拉笔下的集权主义“刻奇”（kitsch）典型 。
异议诗人袁宝在回忆录中把目光投向苦难经历，这是与孟丹宁的本质不同，但他带着放大镜去强化苦难并美化对苦难的感受，成为美学上的刻奇。袁宝和孟丹宁的共同之处是煽情多于个人的真实感受，一个自艾自怜地渲染失败和苦难，一个自我陶醉地渲染成功和幸福，其目的都是为了取悦于主流和大众，以成功和畅销为目标，满足虚荣心。当袁宝后来发现成为美国公民可以带来实际利益时，他从流亡人士变为移民，这种功利性最后也表现在他的作品中。
流亡学者刘满平有着移民的自立精神，拒绝接受任何组织的赞助，以个人稿费和妻子打工的收入维生。作为流亡人士，他比普通移民有更高的视野，在流亡人士中属于保持廉洁风范的品德高尚之士。但他念念不忘从体制内改革，把流亡当作一种政治赌博，这种政治流亡心态使他无法用多元思维取代过去的单一思维，所以他的思想和作品无法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同他用妻子的血汗钱玩股票赌输了一样，他的政治赌博也是失败的。）
小说主人公武男放弃留学生涯后选择了自我放逐，又为承担家庭责任而走上移民道路，最终放弃了辛辛苦苦创下的小餐馆生意，选择做一个普通打工仔，以便有更多自由空间和创作的时间，他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情怀在艰难环境中寻找精神缪斯，奈保尔般地摆脱了沉重的过去，写出了昆德拉式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作品。他的写作没有流亡心态下的强烈政治色彩，超出了留学镀金和旅游观光心态下的肤浅的浮光掠影和猎奇、以及移民心态下的功利心和狭隘性，但也不乏流亡的精神和视野、留学的知识面和对西方文化的吸取、以及移民的草根性和对西方社会的融入。
撇开“心态”一说（本来就有诛心之嫌），武男跟孟丹宁的区别在于对相似经历的不同的个体感受，武男更注重超越时代的经验本质，也更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和苦难经历；武男对个人苦难经历的诗性处理有别于袁宝的悲情式记载，没有刻奇的渲染，也没有迎合大众的煽情，更不同于刘满平和楚勇的浪漫主义激情。
但抛开“心态”分析就难于看清武男作为留学生与孟丹宁的区别、作为流亡人士与袁宝和刘满平的区别、作为移民与后来也成为移民的袁宝的区别。
套用爱国留学生洪梅的说法，武男是香蕉 （外表是中国人的黄肤色但内心是西方人的白肤色），武男作为第一代移民，不是传统语意上特指的那种在美国出生的华人香蕉，这里的“香蕉”是一种心态，是在经历了不同文化交融之后脱胎换骨而成为一个个体的象征，是思想上从一元到多元的过度，是美学上从取悦当下读者到超越时间的升华。
武男认为他与洪梅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宁愿做一个真正的个体（individual） ，也正是这个“个体”的心态把他与刘满平、袁宝、孟丹宁的集体心态区分了开来，使他成为一个在任何意义上来说都处于局外的地地道道局外人。
从语意学上看，“移居”是泛指，包含了留学、流亡、移民等等，但移居没有留学和流亡的精英色彩，与移民更接近，而又没有移民的稳定性，正是这种对流亡的政治色彩、留学的文化色彩、移民的经济色彩的缺失使移居心态更具有个体性。
武男并不缺乏流亡人士对政治的关心、留学生对知识和文化的关注，更不缺乏移民的艰苦创业精神，他缺乏的是流亡的患得患失、留学的虚荣和旅游者的猎奇、移民的斤斤计较，但得到的是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以及文学创作上的自由。以这样的移居心态投入写作，“苦难”是人生历炼的必要、艺术创作的源泉，不需刻奇而自有分量。
（三）哈金小说主人公武男的作品分析（省略）
（四）流亡作家及流亡心态
武男与流亡异议作家袁宝和刘满平在小说开始颇有共同语言，为什么最后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我们有必要再回头分析一下流亡作家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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