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 Brodsky
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1987）一文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力图恢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作用、他的权威。他主要考虑的对象当然还是远在故乡的同胞们，不过在险恶的异国他乡的同辈流亡者中他也想鹤立鸡群。他对自己处境的形而上意义采取鸵鸟政策，而全神贯注于眼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意味着对处在同样困境中的同行恶言相向；对竞争刊物大动肝火；接受不计其数的采访——BBC、德国之声、法国公共电台电视台、美国之音；以及数不清的公开信，媒体声明，大会——所有你能想到的，举不胜举。” 布罗茨基的描述之形象以及审视之深刻，使我们不难看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预示了90年代中国流亡者的状况，这讽刺性的预见或预见性的讽刺是否引起过中国流亡学者和作家的警醒？流亡作家的另一个特征是怀旧，如布罗茨基所述，“流亡作家大体上是追溯、向后看的存在物。”“ 他在写作上会死抱着过去的那些熟悉材料不放，写出来的东西无非是老作品的续集。”
布罗茨基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同那些因为战争、饥荒、贫苦而背井离乡的难民、偷渡客、移民比起来，流亡作家的苦难并不是更多，面对他们，“我们很难再煞有介事地谈论流亡作家的困境”。
作为一个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对流亡作家群体的审视是极其深刻而透彻的。并不是所有流亡作家都有流亡心态，反之亦然，移民和移居身份也可以有“流亡”心态，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下意识的自我定位，或取决于作品中流露出的自我感觉。简单归纳起来，流亡心态的三大特点是：受迫害感，用放大镜看待个人所受的苦难；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于普通难民和移民；怀旧感，念念不忘过去和母国。这样的流亡心态下导致的写作风格也带有这样的烙印，如布罗茨基所描述的，“流亡滞缓了风格的演进，使作家变得更为保守。”
布罗茨基的这篇发言当年没有得到积极反响，他指出流亡作家和政治难民的共同点是两者都离开了更坏的环境走向了更好地环境、离开了专制走向了民主，但他尖锐地指出了流亡作家的病态，即以上归纳的三个特征。在他看来，“流亡”是一瞬间的动态，只适用于被驱逐的那一刻，在那之后处于新环境下的状态不再适合用“流亡”这一凄凉的字眼。他还认为流亡最大的好处是教会了人谦卑，“放下你的虚荣吧，……你不过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不要用你的笔杆子朋友来衡量自己，而要用人类的无穷无尽来衡量自己。”
无论最初的那一刻是政治流亡、被驱逐还是自我放逐，走出“流亡”的光环之后，保持一颗平常心，对人生和生命进行更宏大的思考，才能写出传世之作，如米沃什、加缪、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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