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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米沃什是怎样看待流亡的，30多年前他在《流亡笔记》（1976）中写到：“接受流亡为命运，如同接受一种不能治愈的疾病，应该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自我幻觉。” 他认为流亡作家需要的是“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离”。 达到这个境界可以通过“变换语言”，或者改用移居国的语言，或者使用母语但改变风格以接纳新的读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流亡心态。他总结到，在国外住久了并不会使语言风格自动枯萎，而是，在新的语言环境里可以以新的方式感觉母语，对母语的新发现可以在不同语言的背景下凸现出来。
米沃什教会我们怎样用变换语言风格的方式来摆脱流亡心态。在日常生活中怎样体验布罗茨基所说的成为“沙漠中的一粒沙子”呢？加缪曾于60多年前在《纽约的雨》（1946）一文中写到这种感觉，那就是在纽约的人山人海中“让自己永远消失”（lose yourself forever）。
（五）移居心态
心态并不等同于生存状态，而是一种境界。真正的精神流亡者在自己的国家也会有“流亡”感，正如德国哲学家和批评家阿多诺在流亡时写到的，真正的家园既不在原居国也不在移居国，而在写作中。他甚至把这种自我放逐精神上升到道德层面，他认为“道德的一部份就是在自己家里也感到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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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依德还引用了十二世纪萨克森州（今德国）的一位哲人僧侣“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the St. Victor）的一句名言：“一个认为自己的家园甜美的人还是一个脆嫩的初学者；一个把每一片土地都当作祖国的人是强壮的；但只有把整个世界都视为异域的人才是完美的。” 没有离开本土的雨果却写出了关于流亡的最深刻的文字。这里的“完美”我理解为“真正的自由”。从这个层面上来区分流亡、移民、和移居心态, 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移民心态接受移居国为自己的国家，把原居国和现居国均视为祖国，比起流亡心态，他们更自由、心理上更强壮、更没有包袱。但如果即使移民成为移居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之后仍然以疏离的心态来看待这个国家，把过去的祖国和现在的祖国都视为外国，才是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自由状态。
1996年1月29日，布罗茨基逝世的第二天，美国PBS电台采访了米沃什和当时的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米沃什这样概括了布罗茨基的处事态度：“他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疏离状态（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was sort of detachment）”。布罗茨基本人在1988年接受PBS采访时谈到他追求的是“个人主义的精神（spirit of individualism）”。
“疏离”和“个人主义”决不是指摆脱过去的文化，相反，布罗茨基认为文化是唯一值得拥有的东西；萨依德也说过，流亡者起码拥有两种文化，母国的文化和移居国的文化，他认为流亡作家应具有这种双重或多重文化视野。
布罗茨基的“疏离”是移居心态的特点，要达到“疏离”的状态就要保持“美学上的距离”，这也是文学批评家在谈到纳博科夫的心态时常用的一个词。
美学上的距离需要有意识地去对所处环境进行疏离。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启程》（Departure）中的主人公反反复复地说要“离开这里”，就是一种自我鞭策，他不带干粮的原因是为了在沿途上吸取新的文化营养。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反面的文学例子。纳博科夫在柏林流亡期间写的第一部小说《玛丽》（Mary）里有一个老诗人，Podtyagin，流亡之后写不出诗来了，因为他即放弃了故国的文化，又没有吸收移居国的新文化，而是被对祖国的回忆而弄得焦头烂额、才思枯竭。纳博科夫在柏林期间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礼物》（The Gift）里的主人公是一位青年诗人，他在新的环境中不断寻找新的诗性语言，同时也不忘过去的母语文化，以过去来推动自己找到未来。这部小说里谈到俄国文学、普希金、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借小说主人公之手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传记，既然是小说中的传记人物，让我在这里姑且把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作为一个文学人物来处理吧，小说主人公笔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一个流亡后失去文学声音和新的语言的流亡作家，他即没有好好利用过去，也没有充分利用现在，他的思想变得简单、语言变得枯燥乏味。小说主人公通过对老作家的审视而为自己发现了一条成功的文学创作道路。
不懂得“疏离”就会陷入过去或陷入现在，而失去更高更远的视野。“疏离”过度就是与世隔绝。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萨宾娜流亡到纽约后，刚开始有着萨依德所说的那种双重视野，后来断绝了和所有捷克人或捷克文化的联系，在一对美国老夫妇的庇护下过起了隐居生活。昆德拉没有直接说她的艺术生命是否长久，但她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正面的文学例子很多，真实例子更多，细细品读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的作品就能发现他们的适度疏离，和疏离后的眼界、思想境界和语言更新。《齐瓦戈医生》里的主人公和《自由生活》中的武男都是很好的文学例子，但《齐瓦戈医生》没有写到主人公的文学探索和创作经历，《自由生活》填补了这一空缺。武男在经历了流亡、移民之后进入移居心态，在批判地吸收两种文化之后把自己疏离出来，对所熟悉的两种文化保持美学上的距离，从而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文学上的独立和自由。
武男的移居心态和刘满平的流亡心态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即两人对民族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立场。如本文第一部分已提到，刘满平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在这一点上很难把他这个流亡异议作家同“爱国人士”区分开来，这是流亡心态的最大悲剧，也是最大的讽刺。
萨依德在《流亡的沉思》中指出，“民族主义是关于群体的，而从最尖锐的意义上来说，流亡是在群体之外所体验的孤独。” 相当数量的中国海外异议作家在强调自己的流亡身份或异议立场及孤独状况时，又念念不忘过去所依附的集体和制度以及曾经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往往情不自禁地以代言人的身份发出所谓“集体”声音，在批判过去所附庸的体制时忍不住流露出依恋与怀旧，在痛惜自己的所失的同时又从思维方式上摆脱不出过去的框架，在批判的旗帜下做着回归的美梦，一旦所批判的对象与外来文化或外来民族发生矛盾或与新思想新体制发生冲突时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捍卫那个旧体制。
哈金笔下的武男与中国海外主流异议作家群体的区别在于强调个体经验和自觉反省。一个作家不必把为本民族、本群体发言作为己任， 而应怀抱一颗谦卑的心，写大环境下的个体经验，越是个体的，越是人类共有的，因而也越容易引起更广泛的共鸣。武男描写个体感受但又不局限于个体经验，他从个人立场出发，对历史和现状作宏观的思考。只有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和自身进行审视，就像布罗茨基对自己所处的流亡状态进行审视一样，其作品才会有深度和力度，才会有生命力。武男的作品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超越了个体经验、超越了民族主义、超越了民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越了时代。
（六）并非结论的结语
《牛津版流亡文集》的前言里并非戏言地指出，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流亡者，有了人类以后人一离开母胎就开始了流亡，“我们是（离开）母亲子宫的流亡者” 。那么，流亡心态对故国的依恋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恋母情结，失去祖国即失去母亲，也就是萨依德所说的“孤儿”心态，因这种心态而反应出来的痛苦不堪或怀旧或民族主义情怀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学上的恋母情结。留学/旅游/观光都是暂时的离开母亲，所以没有太深刻的感触。移民安居乐业后有了绿卡和公民身份如同有了继母，或相处融洽或怀旧心更切。走向成熟首先是摆脱这种情结。移民心态虽然割断了这种恋母情结，但在投入到移居国之后把移居国当作继母，还是没有真正地独立。只有移居心态把母国和移居国都当作异国，从而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萨依德引用的雨果所说的“把整个世界都视为异域”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独立，达到这个层次可以按照纳博科夫那样保持“美学上的距离”，具体说来就是米沃什指出的那条路，“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离”，最简洁的方式就是布罗茨基的“疏离”，即自觉地有意识地既保持文化传统、吸收新文化又同一切参照体系保持距离的冷峻。这是一种独立而不偏执、随俗而不落俗、对时尚和主流永远保持警惕、时时反省、拒绝自命不凡或自艾自怜、拒绝煽情、拒绝自我刻奇的高度自觉。
（根据《自由生活》英文原文版而写。注释省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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