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翔，诗人、学者，诗作先后收录于《第三代人》（1983.8）、《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象罔》（1990）。1988年8月与赵野二人诗歌合集《风景与美学》，个人诗集的名称是《卡斯蒂利亚的风景》；另有诗集《南方》（2014），《废园的植物》（2015）。
成都，1982夏天的雨
南方
温情的紫罗兰和金黄花瓣的向日葵
这时，像做过错事的孩子
低着头，在雨中
话语虽然断断续续，在屋檐下避雨
不知不觉地又谈起了诗
谈起阴暗的木板房快要倒了
犹如孩子砌的积木
你说你喜欢大草原上那灰色坚硬的石头
被太阳晒黑了皮肤，那个男子
坐在开往南方去的火车上
穿绿色衣裙的姑娘
总是沉默地。她要走了
我的衣服已有几周没洗了
棉絮已有几个洞
蜘蛛降落，像一个跳伞的人
小心寻找着陆的地方
1982年7月14日
六月的阵雨瞬间就来临
六月的阵雨瞬间就来临
挽起裤腿在雨中行走是一件乐事
我提醒自己
不要这样，应该看粗糙、坚强的树干
生活是什么，又怎样生存下去
我说应听其自然
但我看到黑暗就想起创痛
梦也凝固
你告别了你的影子
进入另一盏灯下，可影子照样到来
你只有带着透明的躯体在山坡上行走
树、篝火、荆棘林，打字机应打出更多的词
我表达的只有一个重复的音节
我手上有两个橘子
给你一个，我留下一个
1982年6月21日
柳叶桉树的种子落在地上了
柳叶桉树的种子落在地上了
淡褐色的颗颗尖型帽
青草在雨中变得更绿
我打着伞去看开放的紫罗兰花
一只水蜘蛛在雨水上走
细长的腿，轻盈地像个舞蹈者
你不像男子，我像
而你说话，犹如碰着潮湿的木材
当我也像雨中的向日葵低着头
站在那杨槐树边
那音乐又重新响起
又是那个晚上，九点
我穿过锯木场，在黑暗中大步地走
那时，我站在石梯上看着你，直到被
树叶遮住
我一脚踩进水洼
在街上，我觉得我的影子也很神经质
我站了起来
看着清晨这个地方：雾、建筑、山和远处
发亮的江水
那天，雨水一直在下，每个车窗都关闭
拿着草帽，看着它那有纹路的园顶
我念着，我捧着幼小的向日葵
犹如抚摩你那张瘦削的脸
模糊了，一切，我将脸转向窗外
稻田、光线、红色的山
白塔在雨中像要倾倒
又触到了你的手，冰凉的，淋过雨的木材
1982年7月29日
雨中
明亮的叶片落在地上了
在雨中行走是一件乐事
路面有点滑，走路不免有点小心翼翼
雨水从树干的一边流下，一边黝黑
一边却保持洁亮
远处的房屋朦胧且隐约可见
烟囱仍冒着烟
我很奇怪它们为何没被雨水打湿
看见这一片刷白的屋墙
使我想起郁特里罗1
白色的高塔高出一切房屋与云接触
但能否冲破这淡淡的云，我保持怀疑
你皮肤黝黑而富弹性
可你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清
南方那深红色的高粱地、谷草垛
榆树细小的叶片
这是模糊的影子，富有动感
内心的感受很强烈
就像在木板上打进一颗钉子
1.郁特里罗，法国画家，以画巴黎的街道风景著名。其特点是以白色基调为主，画中主要是巴黎刷白的墙、教堂、高塔。
1982年6月
唱片
外面雷雨交加
灯熄了，一片黑暗
感到有点凉意，窗帘飘舞
我要重放那张唱片
那缓慢的音乐我要重新理解
枫叶被雨水带到了堤岸边
你在树下，由于冷而发抖
我叫你的名字
将伞递给你
我在想
人们在雨中将会是另一种情绪
1982.7.5
追寻真实之地：一首诗的产生
邓翔
诗歌的产生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纯粹来自于现场，取材于现实——一场梦境，两棵枣树，一个在雨中一闪而过的骑车人，都来自于确切的场景；一种来自于诗人的想象，神话，未能遇见的人，一场子虚乌有的恋情或战争，呈现于诗人的大脑。
若要举例的话，前者可以说卡瓦菲斯的一些诗。他有很多首以具体年月日做标题的诗，我敢断定，那一定来自于那天发生的真实事件——那张破旧旅馆的沙发，那件衣柜，那张留有余温、刚刚炽热的肉体温存过的床肯定存在过，那消失在君士但丁堡的大街夜幕中的男子也确有其人。如果文字侦探愿意追寻诗中的蛛丝马迹的话，一切都掩藏不住！而“想象写作”的例子是佩索阿，据说他写作疯狂时能在黄昏的阳台上，一口气写下十几首诗，他肯定需要编织各种不同的场景和句子，风格各异，一会儿是卡埃罗，一会儿是雷耶斯，一会儿是坎波斯，一会儿是佩索阿本人，这些无疑来自于他自身的错觉和想象。
当然，这说法也不完全对，一个诗人，或一首诗，都有可能体现了某些“场景”与“想象”的元素，只是构成的成分和比例不同，无论是卡瓦菲斯，还是佩索阿，无不如此。
若梳理自己的作品，我1982年的一些诗作绝大部分来自于第一种方式。当时正值本科大三，18、9岁，内心彷徨，正经历一场不确定的恋爱，期待着十年之后与一位女孩的会面。当时，我无法去写一些想象中的事件，而是转向了一个具体的地点，一种场景，或是记忆中童年的一些事情。
1982年盛夏7月的一天，我在科大学生宿舍2舍303的双层床的上床上，很快地写下了几天前发生的事——《南方》。
可以说，《南方》中的每一个诗句的细节都能在现实中找到证据。首先是场景，场景发生在川大与科大（当时的成都科大，后并入川大）相邻的科大校园里，更确切的位置大致在后来才盖的校“外专楼”附件。一天晚上，正和78级的营山同乡、少年时的好友何晓军散步，突降一场大雨，我和晓军只好站在一个简易木板房的屋檐下躲雨。十几米外有几盆紫罗兰花和几朵垂着头的向日葵花，在急促的雨帘里呆立着。
那晚我们也真的是谈起了诗歌，这一直是令人着魔的话题。好像谈的是王佐良的那篇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散记，以及他译的去世不久的勃莱的诗。几个月来，我们谈话的主题都是这些，我谈诗，或读我的诗；他谈绘画，他的感受，尤其是他喜欢的印象派绘画。
我们站在那儿避雨的木板房在风雨中像要垮塌。谈话中，我说，我喜欢南方乡下的红色风化的山谷，而他却说草原上灰色坚硬的石头更为性感。那时，我们都有一种对色彩的奇怪癖好，这是一种令旁人感到诧异的话题。
而让我焦急的是，一切都在匆匆地告别——不知分配去向的78级毕业生，友人的离别，我自己拿不准的，即将到来的西师的会面。晓军分配到成都南边一个县城的筑路机械厂，他要去厂部报到。还有我们也谈及一个穿着绿色裙子的女孩，都在感叹，她多有味道：她走路的姿态，独来独往，沉默而安静地，她真的会从此不见了。而我们都不清楚，她被分配到哪里，去向何方？这既是一个谜，也是一种惶然。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南方》是一首有关未知方向的诗，前程未卜的诗，尽管诗中点名了方位——“南方”，而只有蚊帐顶上那只蜘蛛，它晓得它要着陆的地方。当然，这也是一首关于成都7月雨水的诗。很奇怪，1982年春夏成都好像雨水很多，那时候我也很喜欢在雨中独自地走。随后也就产生了其他四首与下雨相关的诗，而这些诗，同样与具体的场景关联。
202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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