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副研究员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村上春树的“反核宣言”对历史若隐若现的话语方式与他疏离历史的话语方式相类似，也与核时代日本国家的核策略的隐蔽体制相一致。
早在1980年代，大江健三郎就断言，日本不可能从美国核战略的前沿基地脱身，所以他一直试图用文学来揭露日美安保同盟的真相，打破日本政府和国民暧昧的核态度，激活日本民众对核的恐怖想象，吁求每一个日本民众参与到反核行动中，从而将对核按钮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少数当权者手里。
陈言 江苏宿迁人。1993-1997年就读于徐州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97-2000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2006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6-2008年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做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领域主要是殖民地文学、战争时期中日文学关系(1937-1945)、冲绳问题，兼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合著，2006)，译著有《冲绳札记》(2010)，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三·一一东日本大震灾之后，日本在遭受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将长时间地生活在核辐射引起的恐慌中；而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的表现让日本遭遇国际公信力的质疑。
不论是否愿意，1945年8月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1954年名为“第五福龙丸”的日本渔船及日本附近海域遭到核辐射的记忆再次被唤醒，声称对核过敏的日本成了第三次遭遇核辐射的国家。
面临着财政和金融问题、产业和能源构造问题、情报信息问题、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世界环境方面等问题的日本，在这次复合型灾难之后，产生了巨大的挫折感和危机感。
他们的思考将带来怎样的改变？是以灾难为契机，进行深刻反省，清理出恶的累积；还是闭目塞听，让记忆暧昧化乃至空白化？日本将往何处去？日本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是否能将原子能与原子弹做关联思考、连接起历史与现实，避免第四次遭受核辐射呢？这一系列问题使日本的文学思想界面临严峻挑战。
我打算通过选取该次核事故之后日本学界有影响力的作家、学者的发言，并结合其发言在日本社会的影响，来谈一下日本社会关于核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历史的思考，为理解日本战后历史乃至东亚历史提供途径，并且探讨文学在重大历史和自然灾难面前的责任与功用。
村上春树：一向刻意保持与重大灾害的疏离态度
2011年6月9日，作品被翻译成45国语言、最负世界声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荣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国际奖。在颁奖仪式上，村上春树通过电视、youtube等媒介瞬间向全球人传达了他的“反核宣言”；此后，各大网络采用“村上春树：日本应继续反核”为标题，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延续并深化村上的反核诉求，接着被迅速转载，被认为是比一生致力于反核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学者柄谷行人、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以及电玩专家饭野贤治、导演岩井俊二和原本就以反核闻名的作曲家坂本龙一等发出的声音更有力、更震撼。
这份宣言在打破他对核能、核灾保持沉默的同时，让我们在玄妙、恍惚中进入了村上春树为我们搭建的关于“救赎”的“心灵迷宫”，从而完成了对村上春树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的想象。然而一旦跳出恍惚，我们却发现，这一份赢得举世欢呼的、令人赏心悦目的讲演其实充满了陈词滥调和暧昧，以及对历史和战争责任若即若离的游离态度。换言之，一份出自知名作家的文学文本，既非揭露同时代状况的证言，也不具有预言性，是一份既缺乏自我和历史批判、也没有现实观照、并且是欠缺未来视野的梦幻宣言。
从地震、海啸之后引发了核灾的3月11日起，到村上飞往西班牙领奖的6月9日，历时近三个月。其间，日本各大城市爆发了几十起反核示威游行，渔夫村妇、不分国籍的学生都参与其中；文艺界人士或走入示威队伍，或发表讲演、举行座谈，从多重角度阐述反核思想。在核安全神化破灭之后，“反核”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想，已非少数预言家的警示。作为一名在国内拥有上百万读者的日本作家，面对严重的核灾以及日本政府对待核问题的暧昧态度，震灾时远避美国小岛的村上春树面对国内读者一直三缄其口，三个月之后，远赴西班牙领奖之际，他突然发出“反核宣言”，竟然惊骇了世俗！抛开他一贯迷人的行为方式、语言魅力和文体特征，就反核而言，对既定事实进行评价和解释，这种工作并不难，也就是说，他的反核意识和见解并不高于日本大多数普通民众，甚至相反：落后于时代。
很显然，是他具有表演性质的反核姿态而不是反核思想吸引了世人的瞩目。他所说的日本人是被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的观点，早在1970年代就成为“原爆文学”作家和学者的共识，忽视和歪曲的只是政治家、媒体和部分民众。作为一名文学后辈，在言及“核爆”时，既闭口不提早期的文学家原民喜、峠三吉、井伏鳟二等人，也不言及1970年代之后的栗原贞子、林京子、小田实、井上厦、大江健三郎、高木仁三郎等作家在“核爆文学”上的贡献，以横空出世的反核英雄出现，如果不将其视为对反核先贤缺乏尊敬，那么至少可以认为，他对核能、核爆问题缺乏历史性的把握与思考——能够拿来作为佐证的，是他历来的作品，村上春树一向刻意保持与重大灾害的疏离态度。他曾经说过“暴力是理解日本的关键”，却仅仅将核灾归咎于对“效率”和“便利”的追求，不去触及日美安保框架下躲进美国核保护伞下的苟且与核武装企图，无视核基地上冲绳的牺牲，没有洞察到福岛核事故之后，东京电力将危险的工作转嫁给下级机构和个人、所具有的明显阶级差别，反而使用伦理道德范畴内的用语进行描述，这种去政治化的意图表明村上对战后日本历史和政治缺乏深刻洞察。
姑且不去理会对村上春树的赞扬，我们先来听一下村上春树“反核宣言”在日本所遭受的批判之声，就可以明白，在日本废核运动为何如此难以推进。村上的“反核宣言”在被过度解读的同时，也被日本某些网民视为有自虐倾向，甚至有人因此称村上为“非国民”。而日本政府的某些官员在一如既往地推进核电建设的同时，极力歪曲核事故原因，推卸责任。如，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称福岛核事故是“神的事业”，强调将对事故所负赔偿责任加于东京电力的身上有失妥当(5月20日)。而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则声称意大利废核运动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6月15日)。菅直人因为推行“去核电化”而屡屡被政府高层敦促辞职。这些声音告诉我们，一个仅仅喊出反核口号、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知名作家都被日本一些人视为“非国民”，对于遭受三次核辐射的日本来说，让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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