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村上春树凭借《奇鸟行状录》获得年度颇负盛名的读卖新闻文学奖。时任该奖项评审委员会主席的大江健三郎对他说，只要他继续忠实地去探索自己内在的纯真深沉的各种题材，便足以回应读者的期望。而村上也阐明了他写作《奇鸟行状录》时理解日本社会的钥匙：暴力是理解日本的关键。尽管此后村上的写作在日本乃至全球赢得了难以数计的读者，却丢掉了理解日本社会的钥匙。恰恰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期待以反核为契机的村上春树的重生。 大江健三郎：“核时代的想象力”是抵御核的第一要务
在村上创作《奇鸟行状录》之前，大江健三郎一向对村上持批评态度，这跟此前村上自身疏离历史、社会的倾向有关。相反，大江健三郎认为作家的创作应该是同时代状况的“证言”或有关未来的“预言”，并且在灾难来临之时，作家应该最先预知危险并且最先做出牺牲。
就大江所生活的时代，最恶劣的莫过于核状况。而就日本知识界持续反核的人而言，大江无疑是最执着的一个。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原爆文学”，并且将创作“原爆文学”的作家原民喜视作自己文学的出发点。从1960年开始，大江就多次前往广岛，与不同类型的核轰炸受害者见面、交谈，聆听他们痛苦的体验，陆续记录下他们与白血病、癌症等原子病魔抗争的故事；除了关注身体的损伤之外，他还揭示了受害者的婚姻、精神异常等社会问题，广岛悲惨而痛苦的灵魂广为人知，《广岛札记》一书起到了很大的推介作用。
大江认为，广岛核轰炸是具有否定意义的事件，它完全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尊严，认为使用核武器是为了带来“真正的和平”的想法是错误的，应该追究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的责任和发动法西斯战争的日本的责任；与此同时，不逃避广岛，正面去接受不幸并且与之战斗，为了所有其他人而行动，才能为自己承受的屈辱附加上价值，才能在全面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中发出最具根源意义的呐喊。
进入1960年代末期，大江针对日本国家核政策实施现状以及民众对核的态度，连续发表十多场讲演，阐述了核时代的种种悖论。
如悖论一：一方面是向敌国大力宣扬核武器的威力，声称瞬间可以歼灭几千万，以达到有效恐吓与震慑敌国国民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对于自己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对于被关在核武器基地的冲绳日本人又必须宣传说，“不，核武器没那么可怕，我们能够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极力淡化核武器的危险性，以防民众对核产生反感恐怖情绪。所以大江要求民众必须深刻洞察核武器的悲惨性、而不是它的威力，并对其保持强烈的想象力。他反复阐明，核战争仅仅是少数人就能够发动的战争，并且导致全球灭绝，在从国民战争发展到人民战争的历史中，核战争是最为反动的逆转。
悖论二：核能的开发固然诞生了新的能源，但同时也意味着大量屠戮生命的技术的诞生，这就是核开发与核武装之间的矛盾。大江肯定在人类生命的新要素中增加核能的意义，不过他指出，要推进核开发，就必须彻底废弃核武器杀戮的一面。但日本令人堪忧的现实是，那些以政府之力推进核能开发的人，恰恰是热切盼望冲绳能够成为核基地的人！佐世保的美军核潜艇产生异常放射能，结果美国认为它与潜水艇无关，而日本政府也坚决否认本国拥有核潜艇。所以要坚决反对核武装，遭受核轰炸的日本民众必须以日本人的名义，能够切实地用自己的手亲自去检验日本绝对没有进行核武装，要与那些对核轰炸的悲惨后果没有知觉的人、片面强调核武器威力与核能威力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然后才能找到核能开发的正确途径。
正是洞察到日本核政策与日本战后政治之间的密谋，大江坚决反对核武器开发。令他纠结的是，他曾经寄予美好期待的新中国在1964年10月也进行核试验并且成功了！大江认为中国原有形象已遽然改变，成了与核为伍的另外一种国家，他质疑道：“一个国家拥有了新式核装备之后，反而说有可能导致核武器的全面废除——在这样一个政治年代，无异于一个童话。”
为此，趁1967年萨特访日之机，他向萨特这位一直给予他思想养分的文学前辈、也是战后世界上第一个提起反核理论并介入现实斗争的思想家寻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阵营的核试验。萨特给他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正因为中国长年生活在美国的核威胁之下，为了对抗美国的核武器，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这就是事实。”于是他接受核试验成功是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辉煌成果之说。
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认为：“与其说积极承认中国的核武器这种不理智的做法，不如反对所有核武器，以广岛体验为中心，绝对反对所有核武器，这种态度不是更具有实际效果吗？”大江的矛盾和纠结正在于他对核武器无条件否定的同时，担当着对中国的道义责任。
到了1980年代初期，反核浪潮席卷欧洲。大江健三郎随同少数日本作家到欧洲访问，从那里汲取经验，用于日本的反核斗争。他还参与编辑“原爆文学”，并且把反核思想融入虚构的小说世界，同时串联起神话、洪水、暴力，以及救赎、牺牲等象征性意象，如《洪水淹没我的灵魂》、《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
进入1990年代，他又写下随笔《广岛的“生命之木”》和颇具想象力、使命感和历史深度的长篇论文《“广岛的心”与想象力》。2004年，与同道者加藤周一、井上厦等人结成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在书斋内外都展开历史批判和现实政治斗争。三·一一震灾之后，最先而且持续对日本提出强烈批评的，就是大江健三郎。
今年3月17日、3月22日，大江连续两次撰文指出，经历过核之烈焰的日本人不应该从产业效率的观点来思考核能问题，不能将其作为发展的手段来追求；这次核事故的重蹈覆辙是对广岛牺牲者的最大背叛，他强烈批判日本对核能过于依赖的能源政策。5月5日，在“思考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上，大江健三郎忧心忡忡地指出：“因为要增加生产，那些在这次事故中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仍然希望使用核电站发的电，这样的人要占国民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要求停止核电站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在内，我估计不会超过国民的半数。”5月18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政府停止浜冈核电的原因并非是要废核，而是预测到该地在未来三十年内发生8级地震的可能性是87%，他进而质疑：如此暧昧的日本还会有未来吗？6月中旬，大江与泽地久枝、濑户内寂听、坂本龙一等在东京举行记者见面会，申明将于9月19日在东京明治公园举办五万人规模的“告别核电集会”，并且开始以一千万人为目标的废核签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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