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成，男，资深媒体人，现供职于中国新闻社四川分社。1976年7月生于四川巴中。在高中和大学时代写诗，并有作品在《星星》诗刊、《散文诗》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大学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至今，曾数次获得中央、省市新闻大奖。年近半百，回望来路，空闲之余争取回归诗歌与写作，回归年少时的那个梦想与初心。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在那个白衣飘飘、槐花如雪的高中时代，我挥别故土开始踏上辗转求学的人生初途。在学习的苦闷煎熬与命运的挣扎突围中，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其时盛行的朦胧诗。
其实，对诗歌的热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少年时代，只不过那时是古诗词。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就跟着舅爷开始学习写毛笔字和吟诗作对。那个年代，在偏远贫瘠的大巴山深处，我们那一代大多数人从小的爱好或许就是文学，抑或写写毛笔字、吹吹笛子。
舅爷姓邓名少安，当时年近古稀的他是我们当地远近闻名、德高望重的文人。他除了一手楷行草隶皆精的毛笔字，而且诗词赋对信手拈来。每临过年，乡里近邻家的春联都是由他来作对书写，而他家堂屋那幅主联一般单联可达二三十个字，总是写得文采飞扬意境深远，足以让我叹服喜欢整个春节。
舅爷还是我们当地一带有名的端公，风水、玄学、异术等无所不精。据说农村操办红白喜事，如主人家不懂规矩得罪了他，几句咒语一念，即便灶里的火烧得再旺蒸笼里的肉却怎么也蒸不熟——这个我没亲眼目睹，但有两件事我可是亲身经历：小时候一次吃鱼不小心卡刺在喉，一家人急得团团转，舅爷来到后口中念念有词，化了一碗“九龙水”让我吞下，片刻之间就化险为夷；有一次我高烧昏迷数日，他老人家拿来一本易经之类的家传古书给我当了一晚枕头，次日我病情竟然神奇好转。
这让我从小就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这世间有很多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真相，不管你相不相信，它都是真的！
在这样的乡土文人加高人的影响和教化下，我从小就对古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应该是我最早的文学、书法启蒙和指引，但惭愧的是，近40年以来，我竟没写过一点回忆和怀念他的文字。老人家驾鹤西去，是到成都上大学还是大学毕业后，我已记忆模糊，都没好好孝敬感恩这位求学之初的恩师和先生，此乃人生一大憾事。
到了初三，班主任王继枢老师是一位才高八斗、一身傲骨的老先生，一手毛笔字写得气势磅礴，对古典文学也研学颇深，时常酒醉后雅兴大发作诗填词。在那个课外书籍十分空缺的初中年代，从王老师那苍劲有力的粉笔字中，我们开始惊喜地读到了一些课本中根本没有的唐诗宋词……
在高中时代，上语文课的钟老师毕业于大学中文系，文艺多才，倜傥快意，一副茶色眼镜搭配着与生俱来的书卷气，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课堂上，钟老师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讲徐志摩、戴望舒、北岛、舒婷、顾工、顾城、海子等等，要么是他们经典不朽的名作，要么是他们的风流韵事或者凄美决绝的爱情故事——反正他在讲台上讲得出神入化，我们在下面听得如痴如醉。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读到并喜欢上了意境朦胧、语言唯美的朦胧诗，开始学着写并抄在精美的日记本上，与同在一个校园的诗友相互传阅交流。应该是从那时起，我与班上写诗的同学朱强章一起认识了高我们两个年级的校园诗人何罡。何罡长我们两三岁，他应该跟同是校园诗人的王中举差不多一个年级，只是不在一个学校。
彼时何罡的性格是独特的，思想是深度的，对于诗歌，他无疑又是早慧的。作为学长兼诗友，他总会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很多建议与指导，跟我们交流侃侃而谈他对诗歌的独到见解。当我还在读高中时，何罡已到川大中文系上学；当我来成都读大学时，他已大学毕业在一家报社工作。有时周末，我来到东光小区他的租房处小聚，很多时候喝着小酒谈的不再只是诗歌，还有报社的内容采编和广告经营。
后来的后来，何罡还坚持写不写诗，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只是知道，在那个遥远的高中时代，他除了热爱诗歌，就是嗜酒打架，一个十足的问题青年模样。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年少轻狂、无知蹉跎的叛逆年龄，文学从某个角度可能拯救了我们的人生走向，但也一塌糊涂地影响和荒废了我们的宝贵学业。
在当时偏远落后的高中校园，好像竟没有一个图书室。我当时读到的那些朦胧诗，除了来自钟老师激扬文字的语文课堂，还有就是外出打工的姐姐从北京买回的那本《朦胧诗选》。除了上述的这些大陆著名诗人，我还记住了一长串台湾朦胧诗人的名字：席慕蓉、洛夫、痖弦、余光中、郑愁予、周梦蝶……
记得在高二时，强章老朱参加全校的一次朗诵比赛，这个家伙不知从哪里找到一首北岛的名作《回答》上台朗读，当时一惊四座掌声雷动。评委们一致认为，先不谈其朗诵水平如何，一位高二学生竟亮出北岛的诗来参赛，是何等眼光何等品位，理所当然应该脱颖而出得到高分。
尽管那个年代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书信往来几乎是大家唯一的联络交流方式，但我们还是隐隐约约知道了四川一些校园诗人的名字，比如巴中的王中举、罗继飞，达州地区的曾蒙、游太平，重庆合川的赵晓梦等等。
几年以后，当我与曾蒙首次谋面时，是在西师那充满诗意的美丽校园里，他当时即将大学毕业走出校园；见到赵晓梦、宋冬游、龚静染、聂作平、李海洲等仰慕已久的诗人，则是我刚刚大学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之时。
应该是在1998年，经强章介绍引荐，我在《商务早报》办公室见到做副刊特稿编辑的女诗人宋冬游。她与我年龄相仿，来自东北黑龙江，当年也是因为校园诗人作为文学特招生被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惭愧的是，在当时偏远封闭的大巴山深处的那个小镇那个校园，我们写的诗歌从未想过要去发表，也不知道哪个刊物哪个渠道可以去成为铅字，更不知道还有冲刺文学特招生这个能走出大巴山的特别通道。
这让我明白了另一个要用惨痛教训才能换来觉醒的人生道理：一路走来，在人生每一个徘徊的十字路口，晚熟愚钝的我们如果没有高人指点或贵人相助，会在南墙上碰得头破血流才会恍然醒悟……
次年夏天，又经宋冬游介绍，我到诗人龚静染创办的一张报纸周末版兼职做了几个月编辑。在成都市粮食局大院楼上的那间办公室里，李海洲最后没从重庆过来，除了我和陈金明老师，还有一个当时一头长发、长得很像坏人的男人，他叫聂作平。老聂长我六七岁，当时刚从自贡老家第二次来蓉谋生发展——也就是这次来到成都后，身为职业作家的他就再也未曾离开过，用自己不尽的才华与文字在这座城市安身立命，当然后来名气越来越大，生活也越来越好……
在意气风发、青春正好的大学时代，我们更加热爱诗歌热爱文学，毕竟经历过痛苦而煎熬的“黑色七月”，迎面而来的是诗酒趁年轻、自由恣意的大学生活，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可去挥霍。大学几年，我除了泡在图书馆读书和去校外参加社会实践实习，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寝室里练毛笔字和捣弄文学，更多是写诗，当然也在一些诗歌刊物上发表过，但为数不多，实为惭愧。
参加工作在媒体谋生后，虽说时间自由但工作繁忙，在追求另外一种理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另外的种种压力。在渐渐习惯世间的蝇营狗苟中，我也渐渐远离了文学远离了诗歌。这些年，零零散散写下的诗总共应该不会超过30首，现在回头去看，要么青涩稚嫩，要么蹩脚粗拙，包括最近几年写的，实在汗颜至极。
其实很简单，三天不练手生，这跟我同样热爱的书法一样，早已找不到当年的状态与感觉，就连以前一手引以自豪还算不错的钢笔字，如今有时写在采访本上，连自己都觉得力不从心和不堪入目。
与此同时，这些年我也有意无意地远离诗歌这个圈子。在如今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信息化时代，美丽圣洁的诗歌更需要安静与尊重。在这个纷杂喧嚣的圈子里，有人忘情于技巧，追求于功利，忙乎于站台相互吹捧，仿佛一直在诗歌中苦心寻找真义，却在矫情虚妄里忘记了诗歌本来的模样，在一片热闹和虚名中维系着对诗歌越来越深的误解与偏见，遗憾的是距离真正诗歌也越来越远……
对于诗歌，尽管结缘多年，但我不敢妄加评说。不得不承认，诗歌之于小说、时评、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等文体而言，相对逼仄和小众。在玲珑的醉意后或者灵感乍现的一刹那，你用美丽的文字直抒胸臆、表达情感和记录生活，可以从字里行间和作者所思所感中看见诗意与才气，看见你心中和笔下的那个江湖，能瞬间打动读者从而引发共情共鸣，这自然就是一首好诗。
当然，如果能像刀郎所写的歌词那样，或关注人间冷暖，或悲悯世间疾苦，或透视人生真谛，或传递家国情怀，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这肯定就是上乘之作了。
反之，一个劲在那里无病呻吟或矫情造作，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诗中毫无情感和性情可言，写下的句子连写诗的人或者他自己都读不懂，甚至不知所云——恕我直言，这很简单，就是一首地地道道、球没名堂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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