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世纪初的狂欢与喧闹已经渐渐沉落，在最近的两三年中，诗歌写作渐渐步入了一个相对沉潜和丰厚的时期。这一点，如果依照“文本中心”的观点看，完全可以让人有理由相信，汉语诗歌正在临界一个“准黄金时代”。我看到有无数的写作者怀揣着对于汉语的热爱，对于周身经验与日常生活的个性化的处理能力，在写作着、创造着，每当我进行编辑年选工作的时候，总是陷入一个巨大的“细读的喜悦”之中，我感到中国的“好诗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他们的技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细腻和过硬，汉语新诗问世的一百年来，其表达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和准确……这当然不能算是“整体性的判断”，而是作为个体的阅读体验。很奇怪，当我们试图用“整体性”的叙事来概括如今的诗歌状况的时候，总是会有悲观或苛刻的论调，而当我们真正陷入个体的阅读之中的时候，情况却总是恰恰相反。
任何修辞似乎都很难描述现今诗歌格局的丰富：在整体性瓦解的时代，所有二元对立的局面也都不复存在，公开刊物与民间刊物、主流诗坛与先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所有的对立都被一种更为交杂和纠缠、更为广阔和多元的局面所代替。这也是“新世纪诗歌”区别于“90年代诗歌”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在这个十年中，不只“70后”诗人已蔚为大观，连“80后”、“90后”也早已崭露头角，虽然以年龄代际来描述诗歌的演化谱系并非是一个高明的发明，但代际经验的差异与美学上的不同，的确与越来越快的社会节奏有关。因此，“诗歌写作风格的代际化”不管是不是一个好事，都是无可避免的。比如“70后”诗人写作中普遍的破碎化经验与修辞、普遍的对于细节与无意识内容的偏好，就与“60后”及更早的诗人构成了显著的不同。而“80后”、“90后”所受到的传媒时代的文化影响就更加明显，其思维方式和修辞风格都带有电子媒介时代的飘忽与陌生、迷惘与冷硬、随意与时尚，这也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有至为重要的关系。
除了代际的差异性与多元性，诗歌中的文化地理因素也日益凸显出来，如今的“中国诗歌版图”似乎确实形成了与地理文化属性及经济发展的差异、与各个地域的精神生活与诗歌传统有密切关系的格局——比如北京和上海地区诗歌中的后现代性的试验因素，政治波普的、国际化的、观念主导的特性；比如广东地区诗歌中强烈和丰沛的底层情结、工业意象、伦理主题因素；比如以贵州、云南、川西等地为主的大西南诗歌中浓郁的原始情境、荒蛮色彩、悲情主题，还有在语言上的异质性因素，它们与其他地域的诗歌相比都有鲜明的差异。
诗歌经验的整体迁移
在上世纪90年代，占据诗歌经验核心的似乎仍然是传统的启蒙情结、农业时代的经典意象以及知识分子悲情色彩的精神生活，而对于日常性、本土性、当下性的经验则处于相对漠视的状况。这当然与90年代窘迫严峻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关系有关。进入世纪之交以来，文化结构中的紧张关系出现了一个急剧的转移，它不再是精神意义上的精英分子与现实之间的批判关系，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一种物质层面上的对峙：财富的迅速增加和分配的相对不公，导致出现了巨大的道德危机与社会分化，城市底层生活的相对贫困、乡村社会秩序的瓦解、打工族涌入城市后的艰辛遭际，这一切都使现实的社会矛盾空前凸显。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善和网络媒介的急速扩张，导致出现了类似“后工业时代”的娱乐与狂欢的“文化嬉戏”氛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分化而导致了严重的伦理震荡，诗歌写作中关于底层生活的情境与遭遇、关于工业时代的冷硬想象日益增多，诗歌意象中关于“铁”的叙述，关于流浪者、精神病人、打工族的描述大量出现。简言之，新世纪的中国诗歌中生成了一个“前现代景象与后工业时代文化的奇怪混合”。如果硬要用某种“整体性”来涵盖今天的诗歌写作或诗歌精神的话，那么我以为，这种奇怪的混合状况便是最敏感和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诗歌中的“极端写作”，关注“城市经验”、“底层生活”以及解构与狂欢性主题、关注郑小琼、曾德旷、张玉明、墓草、轩辕轼轲等一类特殊诗人的作品的一个原因。他们敏感地影射和隐喻了时代性主题的创作，对于这个时代的诗歌经验而言，可谓具有特殊的意义。
土地经验在诗歌中可能正在渐趋消失，这大概是伴随着上述“整体迁移”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乡村中国正处于迅速解体的过程中，乡土世界的文化基础正日趋崩解，这导致乡土经验书写的大量减少，同时也给当代诗歌的美学面目带来了深刻变化。也许人们对这一点还未有充分认识，但回头想，海子那种壮美绮丽的土地想象现在还能存在吗？乡村世界的完整性早已失去，那么关于乡村经验的书写，也便只剩下了悲情与荒芜、破碎与消亡的体验与怀想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那些一直坚韧地进行着土地书写与乡村追忆的诗人，也愿意给予格外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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