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炯：《中国文学通史》总序(5)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二一一年十二月一日改定于北京花家地
　　
　　《中国文学通史》总后记
　　
　　张炯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根据一九九七年出版的，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修改、补充的新版本。新版的内容涵盖从公元前先秦文学到公元二年的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由于樊骏、曹道衡先生先后去世和人事的变动，《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由张炯、邓绍基继续担任总主编外，总编委会推举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郎樱也担任总主编，编委会和各卷的分主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因全书修改补充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规定就作为新书出版，但它与《中华文学通史》所奠定的基础具有渊源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在我国文学史的编写上，首次贯通古代与当代，并将我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和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均纳入论述，问世后曾受到许多学者和广大读者的肯定。如钟敬文、马学良、费振刚、严家炎、谢冕等著名专家都给予正面的评价和鼓励，但也指出该书所存在的不足和缺憾，如古今比例和各少数民族文学比例均不够平衡，各民族文学在历史发展中的关系不够清楚，某些作家占篇幅过多，而有些作家又论述不足，等等。因而，本书编委会早就策划如何编写新的版本。十多年过去，这个愿望因获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属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支持，至今才得以实现。
　　
　　这期间，我国文学研究有许多新的拓展和新的成果。如郭店竹简等的发掘和研究，发现过去被指为后人伪作的一些古籍作品，实际上在先秦已经存在；还有些作品的作者也应有新的订正。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也有更多的发现。而像北朝文学、辽金文学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展，对历代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的研究也涌现大量新作，不但材料有新的发现，观点也有新的调整。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关系研究同样有了新著出版。如何将新的成果吸纳到文学史编写中去，自然是本书修改和订正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全书结构不均衡的问题，在新版本中也必须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经过新的总编委会讨论，决定全书增加到十二卷，现定为先秦到隋代一卷，唐和五代一卷，宋、辽、金一卷，元代一卷，明代一卷，清代一卷，近代一卷，现代两卷，当代三卷。由于我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中，作家作品不断增多，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印刷、出版的便利和报刊广泛发行以及稿酬制度的确立，文学创作不但日见繁荣，而且从文言文学转型为白话文学，产生的作家作品比前此任何时代都多。因此，这样的分卷处理应该是比较适当的。为进一步改进不平衡的状况，过去写的篇幅过大的彝族文学和鲁迅等名家，字数也做了一定压缩和调整；而古代神话传说、北朝文学、辽金文学等因过去写得不够，新版篇幅自然增加；应该入史而过去没有写的作家作品，新版也做了补充。这些都有助于全书结构的更加合理和平衡。对于新的文学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凡是根据充分的科学见解，也尽可能加以吸收。有些暂难定论的或尚无充分研究的，便采取二说或暂不入史。为尊重和纪念老一辈学者，沿用了余冠英、钱钟书、唐弢等先生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写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部分原稿，因时过境迁和新的研究进展，这次修改，也约请了新的学者撰写了新稿。
　　
　　鉴于十三年过去，《中国文学通史》编委会成员和各卷主编均有新的调整。除总主编由张炯、邓绍基、郎樱担任外，总编委会和分编委会的成员只增不减，以表示对原编委的尊重。各分卷主编调整如下：第一卷主编刘跃进，第二卷主编陶文鹏，第三卷主编刘扬忠，第四卷主编杨镰，第五卷主编王学泰，第六卷主编石昌渝，第七卷主编王飚，第八卷主编张中良，第九卷主编张大明，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主编张炯。原负责协调各卷编务工作的秘书长董乃斌、郎樱，副秘书长陶国斌、严平，这次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也做了调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的董乃斌已调上海大学任教，本人辞去原唐代卷主编和全书秘书长的工作；原副秘书长严平因专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科研处长，未能参加新版的工作，所以，新版编委会秘书长改由陶国斌担任，但少数民族文学部分的改写工作仍由郎樱协调并负责编审。由于本书涵盖古今，篇幅浩繁，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撰写工作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承担外，还特别约请有些高等院校和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分担了部分章节的撰稿工作。《中国文学通史》前六卷由邓绍基先生终审，后六卷由张炯先生终审，少数民族文学部分由郎樱先生终审。各卷分编委会和撰稿人的姓名分别列在各卷《后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对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江苏文艺出版社相关编辑人员为全书的出版做出了辛勤的贡献，南京师范大学的诸多老师和博士生还参加了本书的校对工作。这里，谨向所有为本书撰写、编辑、校对和出版付出努力的同志，表示我们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中国文学通史》总编委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张炯简介：1933年11月出生，男，汉族，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概论》编写组成员、《文学评论》杂志核心组成员兼现代文学组组长；《红旗》杂志文化组负责人；1979年1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并先后兼任《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杂志社社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和《诗探索》季刊编委；1991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并兼《文学评论》杂志社副主编，199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文学评论》主编，次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199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2006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连续五届被聘为国家图书奖评委，2005年还担任国家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主任。著有评论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评论》《文学的攀登与选择》《走向世纪之交》《文学的回眸与思考》《文学评论与对话》《文学多维度》；专著《创作思想导向》《新时期文学格局》《朴素﹒真诚﹒美》《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迟开的梨花》；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新中国文学史》（两卷）《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共和国文学60年》（四卷）《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与人共同主编《当代文学新潮》和《中华文学通史》（十卷）《中国文学通典》（四卷）《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十二卷。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多次，中国社科院最佳著作奖一次，中国图书奖一次，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一次，鲁迅文学奖一次。并获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的二十世纪成就奖。2011年出版有《张炯文存》十卷，500万字，收有1958——2008年所著写的作品和文学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