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族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个人意志基本是无条件地退居于国族意识之后，国家兴亡，匹夫/妇有责，更何况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个体意识更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族利益。主流的新文学创作基本遵循了这一强大的主流政治意识传统，而张爱玲却刻意疏离这一强大的主流传统，这是张爱玲遭到“倒张派”诟病的根结所在。
在张爱玲的早期创作中，与主流政治意识的疏离更多地体现在题材内容和创作手法的取舍上，同时她也较好地处理了小说艺术和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而在她的晚期创作中，由于离开了上海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空间，作者显然愈加不想压抑其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叛姿态。因此在《小团圆》里作者通过九莉或作者自己的叙述把这种反主流政治意识的心迹坦陈在读者面前。
正如作者通过九莉的心理表白的那样，“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但是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确实正是张爱玲的这一“不信”使她的文学创作在现代主流写作传统之外获得了独特价值，特别是在1940年代有着特殊政治———文化空间中的上海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认可。也正是这样的“不信”，她才敢与胡兰成坦然恋爱并结合。在小说里她处处刻意表露九莉独特的心理。当二战快要结束时，九莉希望它永远打下去，理由竟然就是因为要跟之雍在一起，这实在有悖于普通的人性了。然而九莉“却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因此当她听说日本投降时，并不像大多数国人一样兴高采烈，而是一翻身又睡着了，全然一副民族兴亡与我何干的超然相，这种典型的反常情反常理的张式叙述，其实是张爱玲刻意远离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窠臼的一种写作策略，在消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却也违背和消解了基本和普遍的人性原则。《小团圆》以及她晚期创作的一些篇什都是采取了这一叙事策略，但这样一种叙事策略在小说艺术和政治意识的关系的处理上，作者并没有用真正文学性或艺术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在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传统的同时，张爱玲的晚期创作其实也落入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窠臼。
总而言之，刻意追求一种颠覆性的写作姿态和叙事策略，是造成《小团圆》显得“小气”的重要原因，也是张爱玲的《小团圆》和她的其他后期创作无法超越前期创作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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