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以食指支撑脸颊，其余手指微微弯曲，挡住半张嘴唇，无名指上一枚金色指环非常醒目。头发花白，鼻梁高挺，眼神深邃，眉头微蹙略萨的很多照片都是以类似的姿势示人，带着某种从容甚至严厉，即便跟他只是隔着纸张对视，也能感觉得到他对于你的审视，令人无法回避。
他是当代拉美最杰出的作家之一，结构现实主义大师，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学造诣之外，他一度怀抱狂热的政治激情，积极竞选过秘鲁总统；他认为爱情是人类最高尚的体验，19岁时与年长他十多岁的舅妈妹妹胡利娅私奔并结婚，即便在今日，也堪称一段惊世骇俗的情缘。
6月14日，这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大师，应塞万提斯学院、中国社科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99网上书城联合邀请，第二次来到上海。与他上一次来这里，已经相隔了16年。这是他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接着他还去了北京进行文学交流。
那天的上海一整天都浸润在淅沥或瓢泼的雨中，雨水涤荡了初夏这座城市惯有的闷热，风中夹着初秋的凉意。在这样一个潮湿而浪漫的早晨，坐车穿过大半个城区拥堵的街道，眼见着离目的地上海外国语大学越来越近，我的心开始加速跳跃。那是一种久违的感觉，好像去赴一场重要的约会，满怀期待，并静候惊喜。这是我做记者生涯中第一次可以见到诺贝尔文学奖大师，对于一个热爱西方文学的中文系毕业生而言，尤其意义非凡。
上午10点，非常准时地，略萨在几位主办方人员的陪同下出现在逸夫会堂的台上。高大、挺拔，西装革履。唯有满头白发，以及略微松弛的脸庞，显出与照片上隔了另一段岁月。而当欢迎各方致辞以及授予他上外顾问教授的仪式之后，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微微含笑，扫视台下，开始了他以《一个作家的证词》为主题的讲座。“75年前，我出生在秘鲁南方的一个城市阿列基帕。我非常喜欢自己诞生的这个城市，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
看起来，这位率性浪漫的作家，并不打算做什么“证词”式的演讲。他从自己的出生，讲到童年、少年、从军，以及怎样开始创作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小说……他与大家回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巴黎的神往，以及自己去巴黎游学的经历，那样单纯直白，就好像时光从未流逝，因为台下无数聆听讲座的文艺青年们，依旧像他当年一样，怀抱着对那座永远散发着艺术气息的城市之不死梦想；当然，很重要的，还有那些引领他走上文学之路的人海明威、福克纳、福楼拜、聂鲁达，以及他欣赏的同道中人，后来充满“恩怨情仇”的好友马尔克斯。他如此耐心地讲述自己的作品，从最初的《城市与狗》，到代表作《绿房子》、自己最钟爱的《酒吧长谈》，以及《世界末日之战争》《公羊的节日》《叙事人》等。你能想象吗？一个伟大的作家，与我们面对面坐着，用70分钟的时间侃侃而谈，流畅到没有一丝停顿或犹疑，甚至连一口水都没喝，心甘情愿地与我们分享他生命中那些重要时刻。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拍打在会堂的屋檐上，却似轻盈舞蹈的水滴，没有忧伤只有甜蜜。那一刻，屋内的莘莘学子们无不面带崇敬与爱慕，凝视着这位了不起的老人，为自己的幸运而欣喜到忍不住发出感叹。而差不多4个小时后，他再次不辞辛苦地出现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小剧场里，在追光灯倾泻下的那抹亮色中，亲自捧着自己的小说《酒吧长谈》的某个精彩片段，以我们陌生的西班牙语缓缓诵读，语调醇厚而优雅，带人走入书中情景，恍然有穿越时空的错位感……
那个下午，这位神情略带几丝严肃与沉思的老人，面对着两位中国作家叶兆言和孙甘露，以及台下热情的提问者，毫不掩饰自己的直率，他坦荡而滔滔的话语，令两位原本是安排与他对话的作家，几乎成了嚅嗫木讷的偶人。在说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自己生活发生的变化，他孩子般蹙起了眉头：“是有些变化，因为现在很多人来采访我，我成了‘受害者’。很多人没完没了地要来采访你，不让你好好、安静地生活和工作。总是有记者来问你，而有些问题我根本不想回答。有时我真想逃到岛上去，到没有记者的地方生活。当然，我也当过记者，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完全是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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