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尿与黄河：卸下文化压迫，轻松回到生活
左春和
千百年来的中国，黄河一直在创造着我们。当有一天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是我们创造了黄河的时候，算是我们终于发现了自己所置身的文化的悖论性，但这种文化的神圣性又时刻悬浮在头顶构成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命运。文化的造神运动早已把黄河塑成了无可置疑的文化圣像，我们只有随着黄河的起伏而让命运随之翻转、波荡，黄河对于这个民族的命运安排具有如此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国家强制力的文化合法性。于是，黄河成为我们文化基因中的偶像密码，即使是它的洪水滔天、咆哮如雷、席卷生灵如草芥也视之为对苍生的大爱，因此在这种文化的认同上形成了先验的信仰：黄河的温静与难驯，清凉与浑浊，安详与狰狞，滋润与吞噬都是在哺育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保持须臾不可动摇的信心去分享和承受。历代以来已有多少文人对其赞美和颂扬，尤其那些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人们如伊拉斯谟说的那样，“用愚蠢的号角和可笑的浪漫传统挠着极权主义的耳朵，他们不停地自怜和拍马”。然而诗人伊沙在上世纪80年代末路过黄河时并未能发现这条巨龙一样的泥沙之河有多伟大，也未能发现其母亲般的慈祥和善意的光辉，他发现的黄河只不过是条裹挟了过多泥沙又几近干涸的河流。在途经黄河之上，在火车的“厕所”里，伊沙一边“撒尿”，一边吟咏出一首《车过黄河》的短诗，就这么简单，一下子就揭去了黄河文化的神圣伪装！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生命比宏大的信仰更重要。因此，伊沙的这首诗以一种看似随意的、举重若轻的姿态完成了文化的祛魅，剥离了涂抹在文化想象共同体上的过多崇高，还原了事物的本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名词后面所隐藏了多少年的文化控制力量。这首诗从文化的意义上抽空了文化的暴力压迫所带来的隐喻的一元性，把更多的真理还原给了各种揭示的多种可能，抵制、消解了文化霸权对于心灵的长期统治；在发现的意义上有着文艺复兴般的魅力，让人的生命重新回到世间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体，而将生命的真实性又以细节的方式打通了每一个阅读者走向诗意核心的最短路径，完成了诗歌范式的一种立场转换，同时也是给“知识分子”写作的一记回响；在颠覆的意义上，这首诗完成了偶像黄昏的降临，让偶像以自身的真实面目出现在诗中，让我们看到了由人的分裂造成的信仰斜行的危险，使信仰去蔽之后重新回到经验的大地之上，有效缓解了由绝对信仰所造成的生存张力，为生命的日常性提供了温润的空间和意义；在技术理性上，这首诗几乎不着痕迹地反击了诗歌过多的文化特征和人为色彩，把一个解释世界的方式和结构异常简单地呈现出来，又异乎寻常地减少了诗意发现中的词言成本，达到了语言效用的最大化，真是一种低碳写作！巨大的空间张力使之意蕴丰沛、海阔天空。因此，把这首诗放在其写作的时空维度中考察，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着别样的精神传承和行走愿望，一种深彻入骨的自由精神已经弥漫在生命的每一处通道。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见证，又是一种价值的启蒙。是一种结束，又是一种开始。是一种破坏，又是一种建设。是一种埋葬，又是一种新生。今天我们在历史的经验和当下的坐标中重新打量它的硬度和光芒，会依然发现诗中所穿越时间的能量和角力，在今天的文化格局与诗歌场域中依然有着一种叩击的力道，是因为诗中的愿望远没有完成，人的意义远没有发现，生命的首要价值远没有回归权利。在民间立场与文化权力中，在精神独立与集权控制中，在历史和解与市场博弈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在黄河上“撒尿”的愿望，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向黄河“撒尿”的机会和能力。在偶像的绝对制造中恰恰有许多人还在被剥夺了精神与肉体向黄河“撒尿”的可能，只是在另一种形式中把一种市场欲望下的功利追逐转化成新的信仰，人的主体性还未能彻底挣脱文化的镣铐时又套上了新的枷锁。因此，在今天，这首《车过黄河》还在给我们提供新的解读和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于黄河的信仰其实源于对暴力的崇拜，对暴力的崇拜又源于对暴力的屈顺，因此，造成了我们文化中深刻的奴性。即便在这首诗中，伊沙在“列车经过黄河”时，他“正在厕所小便”，这时候，他并不是轻松地什么也没想，或者只想到自己的生命与黄河之水的溶合，但他首先想到的是“深知这不该”如此地蔑视黄河，这么伟大、光荣、正确的母亲之河又怎么能如此狂肆地对其“撒尿”呢？这便是文化遗传中留下的巨大传统，这种深刻的文化奴性是流淌在血液中的，是我们文化的DNA。也许，诗人伊沙是在故意给我们制造这种内心的纠结，但是，大部分的国人确实具有这种心理状态，颠覆信仰的核心无异于一种犯罪。想当年，我们在小学时如果偶尔拿倒了毛主席像，会照样有一种恐慌的负罪感，有谁不小心弄破了伟人像还会吓得失魂落魄。在少年时，我的父亲不小心弄破了家中的伟人像，吓得赶快内锁上门、关严窗户，然后像作案似地将弄破的纸像彻底烧毁，那份紧张好像犯了杀人之罪。烧毁纸像后似乎避免了外在的迫害，但从此后一个多星期里，父亲好像得了一种心理大病，许久不能释怀。我想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所经历的熟悉不过的场面，每个人所害怕的，所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或者被夺去了性命的只不过是一张上了颜色的纸。可是那种情况下，绝对的个人迷信会让人们去服从这张给几代中国人带来灾难的偶像。这种对于偶像的膜拜与对黄河的赞美在本质上有着相同的生成机理和传承关系，黄河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是创伤而不是安慰，是暴力而不是文明。它虽然是一种宏大的象征，但离开了具体事实指认的象征会被另一种暴力所征用，从而成为一种笼罩人们思想和自由出口的屏障，在这种模式下，文化的权力会把黄河变成一种国家符号从而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宰。可惜的是，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能真正认识这种符号象征的国家化、民族化的内在玄机，即便是被黄河肆虐摧残蹂躏的日子里也会认同这种象征的自豪感。弗罗姆曾经发现了人类的“受虐倒错”现象，也就是有时候人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愿意接受某种苦难，并以此为乐，在体验他人加给他的痛苦时就会有快感。在中国人的性格深处，这种“受虐倒错”则是表现为对某种暴力力量的臣服，然后彻底除掉个人自我，失去自我，或者是除掉因自由而获得的“轻松的负担”。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格外地喜欢皇帝，在一个没有皇帝威仪天下的年代，只能用清朝的皇帝们在荧屏上满足人们的受虐期待。当下，国际恐怖主义战士本·拉登被美国击毙后迅速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愤怒和忧伤，这种在心理上视拉登为民族英雄的产生机理照样是一种“受虐倒错”现象。在心理学范围内，对于暴力的渴望不是出于自身力量的强大，而是来自自身的软弱。因为缺少现实的自信，便以一种想象的方式来减少因自身的力量不足而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从而彻底放弃人的主体性。在毛时代，要人们吃草而不能吃苗并随时发生斯大林所说的“肉体干预”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发自内心地去向一张纸膜拜，或向其表达无限的忠诚，这正说明了黄河文化崇拜的精神衣钵在迷信自觉中的顽强传承。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所发现的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一个人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独立的人，也不愿意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总是愿意让自己隶属于一个主人或一个宗派，那怕受到百般凌侮，也会觉得是一种幸福。因为这种心理在自己的能力受到挑战之时，会拉出自己的归属为自己壮胆，或者缓解现实逼仄与内心世界形成的紧张。抗战时期，当我们节节败退之时就抬出了黄河，以歌唱其伟大雄浑来壮大自己的胆量，当释放其狂暴的力量之时，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前进的速度，但给苦难中的沿河两岸带来了震惊世界的灾难。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考察中国文明的形成时发现，中国人对于黄河文化的崇拜与个人灵魂的救赎无关，完全是皇权文化之下君臣关系的强调，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统治企图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在伊沙的这首短诗中不可能承载过多的历史叙述和文化反思，但他在诗歌的空白处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为什么“车过黄河”时我才想起黄河？显然又是黄河已经烙上了多年的传统教育痕迹。在这里能够专注于它，一方面可能是大众的膜拜牵引，一方面可能是一种反思和质疑。为什么非要“车过黄河”时我才去“撒尿”？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早就发现了黄河只不过是一股泥沙俱下的浑水，只不过有人想从他人的发言中印证自己的判断。黄河文化崇拜虽然源于一定的经验事实，也就是一种钦定的文化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基于这样的经验判断使黄河不断成为这个民族挥之不去的文化符号。但是诗歌的穿透能力和解析能力恰恰表现在诗的自由和独立的价值判断，它超强的透析能力能够冲破各种经验知识形成的权力化围观，然后告诉我们经验判断中所遗漏、所遮蔽或扭曲的东西。尤其在黄河文化崇拜中缺少的是一种超验维度，这种崇拜除了对于现实权力的臣服之外没有更高的超验价值的追求。这种臣服的原始性又不同于原始宗教，正如汤因比所说，原始宗教的精髓不是信仰，而是行动，之所以有行为祭祀而是因为信奉的判断标准不是虚无的信条和符号。而中国文化本来就缺少真正的宗教式的超越，我们平常所说的超脱并不等同于坚守信仰价值的超越，所以，我们的革命史才在关键时刻如伏尔泰所说的那样：“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由于缺少超验价值的追求，这种文化崇拜极易形成极端性的民族自大，一旦自大在某种气候下膨胀就会走向种族歧视或种族奴役，因为文化符号的极端化自豪就会排斥异端文化，使自己进入一个自大的封闭系统。这种情况下，任何异端文化的交流都会被其视之为文化的挑战或入侵，然后开始大惊小呼文化安全，发誓要“保卫黄河”，从而酿造新的民族主义的文化暴力。这几年出现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便是虚无与膨胀在文化中作用的结果，这种民族主义危险的背后依然是黄河文化的崇拜心理，其中潜藏着天然的暴力倾向。因为它不像卢梭所说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是纯粹精神上的宗教，它只关乎天国的事务，基督徒的祖国并不属于这个世俗化的世界。但是黄河崇拜和黄河信仰中会偏移、扭曲信仰的方向，会在功利目的下偷换了信仰的内容实质，会把这种信仰转化成一种权力作用下的暴力实施，然后回馈给它的利益围观人群。在此意义上，伊沙用“一泡尿”打破了已经用铂金钙化的文化权力，使这种文化的源头露出了权力暴力化和暴力权力化的尾巴，使语言在这里恢复了作为人的生命主体、忏悔理性、心灵皈依和灵魂秩序。 世俗间的偶像一旦炼成肯定会对人产生文化的压迫感和危险，因为偶像是专为服从和膜拜而设立的，所以耶稣早就警告过人类。人世间总是有人喜欢不断地制造偶像、利用偶像，但偶像遇到精神独立的人就会不起作用。从经验中知道人世间的偶像是从不愿自我倒塌的，越是在信仰危机时越要加固自己的形象，或者越是强迫人们服从，直至使用暴力机器。苏联初期，列宁为了强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禁止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为了不使偶像泄露出自我败絮的秘密，在十月革命之后全部控制了国内的造纸厂和印刷厂，在1918年又颁布了《图书馆和所有藏书征用办法》，其中规定个人及其社会机构所有藏书全部征收归公，然后还建立了庞大的书报刊检查网络。虽然斯大林认为这些作法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但是为了塑造党的偶像，强固党天下的利益格局就必须这样做，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打造绝对的偶像，真理部会在抑制其他出版物的情况下确定《真理报》的唯一真理性，然后统摄所有的文化方向。这种管制舆论的作法，陆定一在1946年的《新华日报》上撰文说：“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们以真实消息，启发人民民主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愚蠢。”由此看来，世俗间的偶像还得靠一种谎言来进行维护，否则它因为自己的合法性缺失会很快失去了偶像的光辉和号召力，最后落得齐奥塞斯库的下场。这种人间偶像的塑成一方面来自权力的统治需要和手段，一方面又来自于乌合之众的迷信和全力配合。诗人艾青在一则寓言故事中借塑像之口讲到：“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为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你们假如更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部里是流不出一滴血来的。”这则故事已经告诉我们偶像的创造者是谁，完全是人们用自己的软弱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枷锁。伊沙面对黄河这尊偶像时，也本想“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左手叉腰/右手作眉檐”，因为这种动作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合法性，而且“那时人们都在眺望”。在乌合之众的语境里，任何清醒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叛逆，即便是罗曼·罗兰在抵达苏联时也认为在苏联看到了“人类精神获得了显著的扩大”。就连批评罗曼·罗兰缺少人类良知底线的萨特对中国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也同样报以少有的欣赏。在此，我理解为这是由于个体生命的认知局限所造成的真相短路，是偶像的强暴力量在一种时间内遮蔽了认知路径。所以，优秀的诗歌便在于从乌合之众的盲目崇拜中逃脱出来，即使没有登高一呼真相的能力，但还可以钻到“厕所”里“撒尿”，以此抵制偶像制造中围观的力量。2010年诺贝尔文学将得主略萨在答谢辞中说：“没有东西比好的文学更能唤醒社会的心灵，这解释了为何所有独裁政权，不论打着什么旗帜，第一件要做的事，都是实施审查制度，他们试图控制文学生命，因为他们见到文学生命是危害权力的种子，好的文学，能唤醒人们的批判性精神，创造一批更难被操纵的公民。”正是如此，根据历史学家金雁的考证，苏联在1926年一年就查禁了4400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籍，撤销了3975部作品，从1927年以后每年没收的出版物达到出版总量的20%—30%，并设立了大量的秘密警察来监控各种出版物以便达到对真理的随意涂抹。看来，推倒一种由世俗权力目的构建起来的偶像是何其艰难，用“一泡尿”便能冲塌一尊偶像必须得益于各种力量的联合作用。越是如此，推倒偶像的必要性越大，因为现实中越是极权主义盛行的地方越需要偶像的支持，我们熟悉的萨达姆政权、金正日政权和斯大林政权莫不如此热衷塑造偶像。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的切身体会已经知道，这种偶像的维持还需要一种使自己得到辩解的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赞。然而，伊沙针对这种固若金汤的黄河文化偶像没有发起正面的攻击，只是在这种祛魅的过程中回到了自己的生理本身，可以说回到人本身的迫切需要已经消解了文化的偶像压迫，这种“撒尿”的动作又是意味深长的，他几乎没有任何宏大的高昂动机，只是释放了一下自己的生理废物。在轻松的一瞬间黄河已经从下面过去了，这时候的黄河也并没有被激怒，看来，偶像的狰狞只是在自己的心中。在崇高目的或文化征服的长期压迫下，人能够释放一下自己的生理废物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因为生命的首要价值得到了体现，同时这也是一个重新发现人的过程。在崇高被消解、偶像倒塌、战火熄灭、运动偃旗之后，人的所有意义就是生活，没有真实世俗生活的人是失去了人的意义的。不仅诗人海子喜欢“粮食和蔬菜”，喜欢春暖花开，即便是杀人的暴力机器也可能在生活面前缴械就范。在古罗马时期，查理曼大帝派远征军征服高卢的博讷，但士兵们发现这里阳光充足、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天空宁静，非常适合种植葡萄，于是一个个丧失了征战的斗志，便在此处安家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从此，这支军队消失，没有人再对替国王开拓疆土的武功封赏感兴趣。开拓疆土实现的是帝王的称霸野心，离自己的具体生活则是十分遥远。同伊沙一样，如果在黄河上“举手加檐”，或是“想点儿黄河上的陈年旧事”都不足以解决自己迫切的生理性内急，所以这个时候“等了一天一夜”的“尿”才是最真实的。假若这个时候回到文化的设定思维中去注目或瞻仰这条大河，很可能使自己暂时失去了解决生理问题的机会，而生理问题又恰恰是生命的基本问题，是生命得以成为生命的物质基础。在伊沙“只一泡尿功夫”之后，“黄河已经流远”，这种“流远”恰恰是偶像被击溃之后的个人经验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这时候个人经验的价值远远大于历史传奇。阿伦特说：“在创造历史时，传奇一向起着有力的作用。传奇是每一座古老城市、每一个古老帝国、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精神基础，担保着安全地引导通过未来的无限空间。传奇从不可靠地联系事实，但总想表现出真正的意义，提供一种超越现实的真理，一种超越回忆的回忆。”阿伦特还发现，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的地方，对于这种历史传奇还会用灌输来代替宣传，以此形成文化的想象共同体。但越是如此，对于虚构世界的神话传奇就越是难以维持，在极权主义的各种伎俩下终不能因为自己无法永远绑架传奇而使偶像轰然倒塌。进入当代以来，我们的革命文化所塑造的多少人间偶像和英雄神话也终不能经过多元文化和网络时代的淘洗，纷纷倒塌之后不仅改写了人们的历史信任，还不断促进了世俗性话语的积极实践。这个时候，才相信安瑟尔谟的话，世俗间哪有什么值得崇拜的偶像，只有上帝才是一种本质，比它更广大的东西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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