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伊拉斯谟说没有被欺骗的人是最悲惨的，他认为谎言比真理更适合人类，并且命运垂怜不清醒的人。但是作为一个短暂的自由人生还是愿意努力看到世界的真相，尽管有些真相过于残酷，甚至会挑战我们的承受能力。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尤其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也没有什么比追求真相更符合他的人生取向。艾尔曼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也必须为真相而活。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其实，无真相，又如何活？在这首诗里，伊沙努力还原了一种追求真相的方向，黄河在去掉了所有的文化包装之后，所有的神圣和崇高在还原之后，到底是由多少金光组合而成？这种叩问不能不使我们去思考黄河的真相，现代考古学也早已打破了黄河为中华文明唯一起源的历史神话。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哈·麦全德在考察了世界地理史之后发现，很少有一种文明是在自足的状态下呈线状发展而成的，人类的各种文明都是在开放社会中相互作用，以及在局部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相互作用发展而成的。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格局。如果只把黄河文化等同于正统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是片面的，况且有学者指出黄河文化还具有创造——破坏的矛盾性格，从而塑造了中国命运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国成为一个特别偏好“推陈出新”、暴力革命、“砸烂旧世界”的民族。黄河流域虽然在3000多年来一直是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但根据史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民国年间的2500年中，黄河共决溢1590次，改道26次，黄河多年平均输沙量达16亿吨，每年土地侵蚀规模达3.7万平方公里。可以说黄河的自然条件给这个民族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因为多灾的自然环境造成的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和信心预期缺失的增长，每个人在灾难环境下都不太悲悯同类的命运，而是极尽资源的相互争夺。因此，黄河文化又是一种权术文化、暴力文化、官场文化和谎言文化的集大成者，这种文化中缺少的是妥协、和解、共赢、尊重、宽容、救赎等概念的内涵与价值，更缺少对生命的敬畏，缺少对自由的肯定，缺少对民主的弘扬等普世价值。在黄河文化真相的深处逐渐驯养的民族性格成为一种典型的“乌合之众”，勒庞指出这种性格中很容易产生专权和偏执的感情，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起这种情绪，随时就会有人付诸实践。这种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软弱可欺。勒庞说，“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人，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这种“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一个恺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在这种群体狂欢中就特别需要如龙应台所说的那种保持清醒的人。个人偶像不足信，因为个人的局限性所造成认知的局限，而群体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可信。诗中已经揭露出群体心理造成的真相的堵塞，也许每一个路过黄河的人都想学一学伟人状，想一些气吞山河的事情，生发一种“红旗卷起农奴戟”的草莽野心。这种心理状态恰是民族性格中深藏的暴力倾向，即使一个最落魄的人也有着统治江山的帝王之梦。毛泽东感叹“江山如此多娇”不是敬畏多娇的江山，而是为了对江山的争夺和拥有。在江山易帜的过程中脚下躺着的会是无数的生灵，个人的生命价值在英雄壮举中从来就微不足道。因此，好的诗歌不一定能够抗衡什么，也不一定就能马上改变什么，作为诗歌这种心灵的产物的确缺少实务界的应用能力，但是，它除了沟通心灵、直达性命，重要的还能揭示真相，或为揭示真相提供道德勇气和认知方向。索尔仁尼琴以一部《古拉格群岛》彻底揭开了暴力和谎言合谋下的苏联真相，成为当之无愧的人类良心。因此，索尔仁尼琴说：“或许有人会问，面对残酷的暴力，文学能有什么力量？让我们记住，如果没有谎言，暴力岂能幸存？它是和谎言交织不分的。任凭谁只要宣称靠暴力为手段，必须以说谎之时。暴力或不能隐行藏匿肆无忌惮，但是一旦力量薄弱，需要更加强，便顿感周围空气稀薄必须靠谎言所散布的烟幕来生存，借虚伪的言辞来掩盖。”后来他在给诺贝尔文学奖典礼的致词中又坚定地宣布：“一旦谎言消失，暴力也随之裸呈，衰弱、无能，一触即溃。”暴力和谎言有一种天生的合谋倾向，但谎言的成功需要的是大众的配合和参与，如果没有这种大众迷信的围观，谎言就会失去了市场。作为一首优秀的诗歌或其他文学形式最基本的底线是不能像高尔基那样去赞美“古拉格群岛”中的某种“文明”，应该以诗歌的光束照亮主流话语背后所掩埋的历史呻吟，然后把人世间压抑的痛苦重新提交给我们的阅读。所以，任何一首好诗的勇气在于不回避他所觉察到的触目惊心的现实，经验能力转化为话语能力之后带给我们的必然是一种尊敬。我们知道在纷繁的各种真相面前，有的人缺少认知能力，比如就是死心塌底地依赖专断，这种人无法承受自由之轻；有的人缺少话语权利，这主要是指缺少话语训练和话语机会的大众，因为话语产生力量，传播才能改变世界；有的人既有认知能力，又有话语能力，还有话语机会和话语权利，但他缺少对于人类苦难的悲悯真诚，缺少揭示真相的勇气和担当，这种人只能是犬儒的、策略的，最后只混入世俗化生存的机会主义者。所以诗歌在今天，在一个历史急需变迁的时代才缺少了应有的声音，尤其在经过了多年来“怎么写”的诗艺训练之后越来越不知道去“写什么”，有的干脆去抒写天灾造成的苦难，而对人为摧残的生命视而不见。有的则去赞美太阳和政绩工程，或以文字的发表量和获得体制的奖项作为自己的最高荣耀。在这些人都想做伟人，或者起码是做诗人的情况下，作为清醒的伊沙什么也不想做了，只想做一个能够真实“撒尿”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不能揭示世界的全部真相，但可以使那些曾经伟大的伟人，伟大的诗人褪却光环。虽然西塞罗说，“历史要求一切真实，而诗歌则大部分在给人以快感”，但是经验理性使我们知道历史在许多情况下并不真实，而没有快感的诗歌也不能排除具有伟大的可能。因为历史不一定是人民写的，真相也不一定终归水落石出，历史的漩涡之处已经让更多的真相从人间永远消失，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权力意志形成的，所以，历史才在许多时候给人以“快感”。但一首杰出的诗歌不应该是应合人的生理性心理快感的，它在纠正真相偏离的情况下会让人感到接受的突兀、美学的颠覆、经验的缺席和孤独的内省。因为一首好诗它首先是追求真相的，然后才是审美的，最后才是修辞的。奥古斯丁说，人在能成为人类的朋友之前，必需是真理的朋友。那么优秀的诗歌在走进读者的人生经验和隐秘的现实经验之前也必须是真理的朋友。否则，它任何华美的衣裳都会是对真理的斜视，成为一种浓妆艳抹的罪恶。虽然人对真理的拒绝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形塑人类心灵与信仰的诗歌在这里有着谨慎的校正愿望，因为人的自由意志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产生对自由妄用的偏移。人类的这种生存悖论隐含着文化中许多复杂交织的意味，所幸的是人能够在诗意的见证中与世界的真相发生联系，然后在诗意中不断“去执”。在《车过黄河》中就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去执”过程，这种反文化乌托邦的努力已经给这首诗歌带来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精神气候上与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扎米亚京的《我们》等一系列反乌托邦作品有着真相领域的精神关联。人类的心灵本来应该在轻松中清洁，应该不堆满各种主义所强加的文化垃圾，但是人类的奴役偏好又容不得他人轻松地由自己自由生活，那些救世主们偏要“左手叉腰/右手作眉檐”，偏要为我们“立心”、“立命”，为我们“开太平”，把他的愿望粉饰成我们的愿望。巴恩在《教会释义学》中指出：“真正的人不愿溶化到他的环境中去。他不可能向他人投降或把自己消溶到其中去。如果他确实消溶到其中去了，甚或他只是希望这样，他也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人是这样一种造物，他不仅仅是完整的造物世界中的另一个单纯的成分。他虽然属于被造物，但他与其他被造同伴却有着天壤之别。”在人的本质意义上每个生命都具有不可重复性，每一个人对世界的经验认识都不可复制，对于世界的独立判断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是出于人类个体经验交换之后取得的经验契约，并不能把任何共同文化经验化约为国家文化经验，因为公共文化也不是国家文化。公共文化来自共同体成员的普遍认同和生存需要，而国家文化来自权力和暴力的统治需要。既然任何国家无法代替生命进行个体思考，那么任何国家文化也不一定是每一个生命的幸福需要，况且，许多情况下，国家文化会对个体文化、公共文化形成挤压。在个体文化不断被国家文化挤压的当代，每一个清醒的人都可能像伊沙那样已经忍了很久，也都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和场合把这种挤压排泄掉，然后还生命一个轻松。遗憾的是许多人在机会和场合的在场中还会被“黄河”这种威严的想象把生命的基本能力和生理欲望压抑下去，或者虚伪地去牺牲个体利益和生命自由而去维护一种权威偶像。 雅斯贝尔斯说：“有的词获得了一种新的、之前从未设想在它里面的含义，例如理念之于柏拉图，理性之于康德，存在之于基尔克果以及实体之于斯宝诺莎。”自从《车过黄河》之后，“尿”与“黄河”也就获得了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词的新意义，让我们觉得“尿”并不低级，“黄河”也并不伟大。“尿”是那样带着温度、感同身受，而“黄河”又总是那样虚无飘渺，其压迫又无时不在。虽然如此，伊沙只是还原了生命与文化之间的生成本色，但并不存在改造“黄河”的宏大决心，因为这超出了诗歌的能力所及。在黄河的自然意义上，“黄河”的文化形成带着浓厚的人与自然冲突之后的契约痕迹，正像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的冲突深入到内心，语言结构的各种细微成分中，相应地又隐入到意识的各种成分中”。这种文化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对话性冲突，但历史的悖论是一方面敬畏黄河，为河神娶妻；一方面又要战天斗地，改造黄河。这样一来，在权力文化的阴谋作用之下，黄河不仅失去了原来的自然意义，同时也失去了其文化意义，最后变成了一种化解“不同德”之间的政治广场，成为共同体成员向其宣誓效忠的权力图腾。尤其在人定胜天的对于自然的征服中更是隐藏着一种权力逻辑，这种语境下是救世主横空出世的最佳气候，个体意义会全部淹没在极权主义的政治剧场之中。又因为“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勒庞语），极权主义的群众基础和革命力量得以形成。大自然的进化史已经证明，人类只不过是晚近时期才在这里栖息的生灵，人类从未控制过自然，也就从来无法锁住黄河的龙头。相对于人类而言，大自然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人类只不过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只有大自然决定着人类的文化走向，而人类则无法彻底改造自然。如果有一些救世主偏要违背自然的基本规律和宇宙法则去妄想改造自然，扭住黄河与长江的救世冲动就必然使人们承受巨大的代价。中国的灾难史也已经反复证明，黄河从不会因为谁的理想崇高和抱负宏大就会俯首称臣。在黄河文化场域中激发出来的往往不是生产性的创造力，而是被欲望放纵的权力欲，当人们终于感到已经无法扭转权力欲望所形成的现实压迫之时，不是从根本上去寻求制约之本，而是又呼唤新的革命，结果被簇拥起来的革命所带来的是较以往更加沉重的暴力压迫。柏克强调，自然法则是不假思索而又超乎之上的智慧，任何人违背自然法则，自然就会给他带来报复。因此，任何政治也必然尊崇自然法则，其中包括人性的基本法则，任何人违背自然法则，任何随意中断历史的革命都会把社会引向灾难，二十世纪的乌托邦实验，其沉重的历史教训已让多少生命为其支付了狂妄的成本。在20世纪的疯狂年代，革命集体主义又成了极权主义最有蛊惑力的道德和政治工具，波普发现这些极权主义常常宣布，“如果不采取集体主义计划，我们的事业体系就不能运转，他们还从集体主义经济体制不可避免性而推论说，采取极权主义的社会生活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则认为暴力夺取政权就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护，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列宁还认为在特殊国情之下采取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是一种必要的措施，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社会和谐和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知道任何手段都是构成目的的组成部分，如果为了一种崇高的目的而使用卑劣的手段，其本身已经否定了目的的合法性，何况后来的历史发展又证明极权主义往往又把手段作为了目的。当乌托邦实验已经被西风欧雨吹散在历史笑柄中，在《车过黄河》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还在有人使用宏大遥远的理想来绑架人们的生活。当下席卷神州的抗暴力拆迁运动已经使人们看到，官员越是要给人们制造所谓的幸福，人们越是痛苦，因为这些官员在制造幸福的过程中已经侵犯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侵犯了自由选择权利的被幸福是一种痛苦。据俄罗斯《祖国》杂志披露，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十五至二十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每位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目的是让姑娘们远离罪恶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从此接受布尔什维克带来的幸福。在这样的命令颁布的地区，年轻的姑娘们遭受了灭顶之灾，进入了人间地狱，因为有谁拒绝这种被幸福就是抗拒伟大的革命，就会沦为人民的公敌，然后由“黑乌鸦”（一种被诅咒的囚车）拉走送进“古拉格群岛”。苏联时期，萨达姆政权，齐奥塞斯库政权，金正日政权无一不是弘扬着一种崇高的目的，高扬着平等的旗帜，就连太平天国也不忘记要均贫富，许诺让人们进入一个平等的理想天国。这种崇高的目的论恰恰利用了人们对平等的认识误区，章诒和也说：“人生的痛苦，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遭遇的失败，而是他人无端的成功。”这就让我们看到平等的理想和暴力革命具有煽动的人性基础，因为人们习惯了从结果看分配的不公，而忽略了机会的权利平等。隐藏在人性中的妒嫉、仇恨和掠夺欲便成为暴力革命、实行平等天下的基础，如果在某种崇高理想的号召下还会产生毁灭一切逻辑的疯狂。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希特勒狂妄地说，总有一天，在德国人们会以当一名法学家为耻，因为为了崇高目标的革命不相信任何逻辑和程序。如此看来，任何气吞山河的崇高理想和崇高形象都是值得警惕的，包括这条一直崇高到现在的带有大量浪沙的黄河。在每一种人造的崇高背后都可能隐藏了革命的暴力逻辑，这种对性命的轻蔑正是它得以崇高的基础。伊沙在途经黄河时瞬间顾虑了它的崇高但并未被这种崇高所折服，作为一名难以被驯服的公民他首先要替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负责。正如胡适所说，没有个人的自由哪有民族的自由，没有个人的生命又哪有国家的生命？鲁迅在《忽然想起》中写道：“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则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在一个大力强调民族精神，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或进行文化的强力输出之时，或者动不动就以宏大的图腾符号代表国家形象的时候恰恰是自信心不足之时。所以，卢梭才发现，“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专制社会强调社会和谐”。公民的自由不仅展示着文化背后的各种价值冲突，还会使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坦诚面对真实世界的真实矛盾，虚假的崇高在这种场域是祛魅的。因而《车过黄河》这首短诗具有对于经典文化的消解性，使价值判断建立在每一个人的经验之上，因而提供了一种生命在应急状态下的避险路径。如果说真实的个人情感是诗歌的生命，那么追求世界的真相则是它的理想。真实的情感命题表达了人们对于诗歌事实的信任预期，而追求真相才能激活死去的词语，也才能不断满足人们对于诗歌魅力和诗歌写作正当性的期待。本来，信仰是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之间的一种交换活动，尽管虚拟，但它是解决人的无限欲望的一种途径。然而黄河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始终无法完成交换的信任契约，它向来只接受信仰，而不提供救赎。并且长期以来，信仰的世俗化对象早已被移植在功利世界和权力范围，只是在理性与启蒙、民主与自由、法治与生活不断生长的今天，一位路过这里的诗人用“一泡尿”就把它千年来树起的伟大冲垮了。
2011年5月7日 星期六
附
车过黄河
伊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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