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以来，文章中对国企改制中的下岗工人苦难的极度描写，引起了一股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潮流，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文学界对其讨论和批评也相伴而生。而底层文学也因其自身的弊端走得坎坷不易。今天，底层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底层是否能摆脱被言说的命运和底层文学的发展与前进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何表述底层与底层怎样被表述也牵动着批评家的视野。但是，底层文学在目前正陷入某种困境之中，从其自身来看，底层“文学企图表述底层经验，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无法进入底层，想象和体验底层，运用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1]所以，当下只有明白地昭示出底层的现状，并积极地分析突破困境的方法与出路是当务之急。
一、底层写作以及当下对其的争论
底层写作是近几年来在报刊文章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围绕其展开的讨论也不在少数。“底层写作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从写作对象来讲，底层写作指的是那些以社会底层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从写作者来说，广义的底层写作既包括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或基层的作者的写作，如‘打工文学’，也包括知识分子作家的写作;狭义的底层写作专指那些知识分子作家所写的以社会底层为表现对象的写作。”[2]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的底层写作。底层写作并不是新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它的写作传统由来已久。从阿Q到陈奂生，他们都是典型的底层小人物形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底层写作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回归，是新世纪的“问题小说”。
底层写作在新世纪的出现有其一定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官员贪污腐败;国企改革之后下岗工人的增多;三农问题以及农民工问题等。当市场经济席卷中国大地时，文学也不例外，“身体写作”、“美女文学”等极具个人化和媚俗倾向的作品占据了文学市场，可是在人们对其俗艳的外表新鲜过后便悄然退场。随后那些在经济暴涨之后却依然贫困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打工者以及城市底层的下岗职工，他们别样的苦难生活日益凸显出来，再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现实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已经明白地昭示出对广大底层百姓的生活境遇的关怀和对建立和谐社会的期许，以底层为表述对象的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形成了一个有较强影响力的潮流。
一个文学潮流在出现之始并不是成熟完美的，创作与批评也总是结伴而行的。在底层写作出现之后，围绕其展开的探讨和争论也不计其数。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底层” 、“什么是底层文学” 、“我们如何叙述底层”以及“底层如何自我表述” 、“知识分子能不能为底层代言”等问题上。这些问题的确反应出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和责任感，其争论势必会促进底层文学的自我完善和进步。
二、底层写作的现状
在当下的底层文学作品中，大部分作品都是知识分子从贫民的视角对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给予关注，讲述他们普通的生活从而昭示出隐含其中的苦难和令人深思的意义。从描写对象来看，我们可以将其所表现的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城市下岗工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人是被很多人羡慕的角色，正如一首歌里唱到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他们挥汗如歌，创造了中国的很多奇迹和财富，由此可以想见工人兄弟们也曾荣耀过。而如今工人却被社会的阶层划分为“蓝领”，是最苦最累的行业，并且经过国家体制的改革，许多工厂的工人纷纷下岗，他们很多都需要对生活进行重新选择，他们生活的窘迫以及无可奈何、焦躁的心理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正如被认为是“底层写作”的代表作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就是一部描写工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并进行选择的力作。这部小说写了产业工人曾经的辉煌与荣耀，最主要的是突出这些工人在势不可当的体制变革之下所遭遇的困难和对自己生活无力把握的无奈。
(二)农民生活
农民在作家的视野中是底层的主体，也是作家要着力表现和塑造的对象，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发展变化，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许多人脱贫致富，但是总是还有一些似乎被遗忘的人依然故我的辛勤劳作却仍旧贫困，那就是农民：
从牛到牛/从爷爷到爷爷/我古老的乡村/有多少沧桑……(卢卫平《乡村画》)
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我国很多乡村中劳苦大众的形象，他们仍如往日我们记忆中的形象：勤劳、困苦、贫穷。当全国大多数人都在为“现代化”的美好前程奔进的时候，当大多数人在享受逐步提升的生活的时候，众多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他们依然“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和牺牲，却被现代化抛在身后，继而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迫做出背井离乡，投奔城市的生存选择，承受‘现代化阵痛’，为时代前进再次做出牺牲。”[3] 这些农民形象和农民生活都进入底层作家的创作视野。
(三)打工者
在对打工者描写这一方面，“打工文学”可谓是佼佼者，尤其是一些打工诗人所创作的诗歌。
“听别人说/城市是个好地方/城市挣钱机会多……/可我从这个月走到那个月/……被风吹动的都是/树叶”(风童《打工者日记》)
打工诗人自身就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底层”，他们是直接感知底层生活的人，他们从自身生活中提取出来的和发自内心的诗歌创作，最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声音。打工者的诗歌展示了他们奔赴城市时的憧憬，但是当真正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发现城市并不如原初想象的完美，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这个城堡，他们内心的“断裂”之感油然而生。正如有人评价道“乡村出身的打工诗人，最终成长为当今这样的工商的城市、弄巧的城市、遵从感官快意原则的城市的最为顽固的异己者。”[4]“打工诗人以其双重身份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与城市状况的记录者。” [3]
当下，底层文学的作家基本上就是围绕上述三类底层人物的生活，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精神世界给予人文关怀，不可否认其中的很多作品的确写出了底层人的心声，展现了底层人一些不为人知的苦楚，并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是在前文已经提到，进行底层写作的大多是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意识到当下底层的生存状态并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他们的关怀。但是我们知道知识分子的阶层立场是高于底层的，他们毕竟没有真正的现代底层生活体验，他们自身所矗立的“精英立场”在无形中会影响他们的创作，在他们对底层的描写过程中多少带有臆想的成分。甚至最能代表底层声音的“打工诗人”，他们在成为“诗人”之后是否还能为底层代言，这些也是被很多批评家所质疑的。 当越来越多的底层作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并没有发现真正的超越前作的作品，留给我们深刻记忆的依然是底层文学出现之初的几部。我们发现，当众多的作品对底层都进行苦难摹写时，雷同之感油然而生，苦难似乎成为作者们展览和模仿的对象。他们并不是真正地了解底层，虽然他们作为作家的良知使他们发现了底层，也引导人们意识到了底层。“一个作家的底层关怀意识要出于自己的良知，要有发自内心的悲悯和批判，而不是为了某种目的，硬把自己的创作与底层扯上关系。这种硬扯出来的底层，往往是粗糙的，浅薄的，既伤了底层，也伤了文学。”[5]当下作家的这种人文关怀并不能给底层带来什么实质的解脱，王晓华也曾说过，“仅仅揭示文化层面上的底层规定性最终会遮蔽问题的实质。如果造就底层的政治――经济体制未被触及和改变，那么，文学家的良心发现就只起自我安慰的作用”。[6]所以当下的底层写作由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的原因，正陷入某种困境。
三、底层写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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