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底层写作的创作主体来看,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很多作家并非来自“底层”,他们自身所标榜的“精英立场”以及所流露出来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实际上从某种层面来说是一种“启蒙姿态”,一种高于底层的视角来“看”底层。不过值得肯定得是,作家发现底层并给予底层的人文关怀,这也是现代文学关照、描写底层、“小人物”由来已久的传统,无论是对社会大环境的批判还是对底层人物的刻画,以及代表这些底层民众发出声音,这无疑体现了作家的基本素养和情操。而底层为何为底层,从阶层和发言权来说,正是因为贫困,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看清自身的处境和前景。他们被社会所谓的“标准”划分为弱势群体,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微弱,他们也需要很多像拥有底层作家这样具有底层视野和视角的人来为他们发出内心的声音,表达他们无法表达的处境和困苦。对于作家主体来说,这是他们拥有的责任和权力。但是:“第一,苦难并不等于正义,展示苦难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作家的道德姿态,但并不等于他们就拥有了某种艺术上的优势。第二,当我们将良知、道德和情感置于底层生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将艺术心智、才情以及必要的理性思考置于底层苦难的现场,以此来展示作家对苦难的特殊思索和表达。” [7] 从这两方面来说,底层文学才可能表现出自身的审美魅力和社会价值、意义。但是,我们发现在很多底层写作的作品中,作家主体似乎是有意放大底层的苦难,沉溺在自己的叙述圈套里,似乎可见曾经祥林嫂的喋喋不休,甚至让人们质疑难道生活真的如此吗?也许一些底层的群体看过之后,甚至会“觉悟”出:作家都这样写了,我们更应该“如此这般”地活下去。这种对苦难类似排列组合般展现的底层文学,是没有思想厚度和审美意义的文学。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底层文学的价值一笔抹杀,它的创作和批评潮流的出现至少反映了社会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引起了注意和疗救。
“文学的言说是一种通过诗性智慧进行的伦理言说,文学的审美过程也是教化过程。人类对生存的终极目的和天国幸福有了理性认识,但理性认识难以在社会实践中全面实现,而在审美领域中却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因为审美领域给人类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人性与尊严的自由,于是,审美的生活既是文学表现的领域,也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8] 也就是说,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除了负有反映生活、描述生活的责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作家也要在文学作品中宣扬和塑造一些具有审美理想的事物和信仰,让读者在看到苦难的时候同样也看到生的希冀,这样的底层文学才具有震撼作用和审美意义,而不是沦陷于对民众苦难叙事圈套和对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的颠覆中。
从写作的外部因素来看,如果只是作家的呐喊呼告,而底层人对自身的困境并未觉醒,以及广大的社会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也就是说,当底层依然属于底层 ,他们对自身的权利和幸福依然难以把握,他们的道德水准与生活质量依然低下,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现状得不到扭转,政府与党的政策并未得到良好的实现等。在底层作品中描写的现象只会一步步重演,而以生活为蓝本的底层文学作品也会陷入一种自我轮回之中,并在这种轮回之中逐渐失去其本身而被淘汰。因此,底层文学的困境并不是单一孤立的,要突破其困境需要的也不仅仅是作家的摇旗呐喊,虽然“无论是现实还是诗歌都不会仅因为一个伦理问题的浮现而解决所有的问题” [9],但是,只要底层真正得到社会的关注,其生活与现状得到真正的扭转,作家以崭新的视角和人文关怀投注于底层,那么,底层文学将以新的姿态与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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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肖楠.我是底层我优先[J].文学自由谈,2007,6:84-91.
[9]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J].文艺争鸣,2005,3:48-52.
莫蕾(1986―),女,河南林州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08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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