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的前30年里，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理想”、“理想主义”是带着鲜明的褒义色彩的词语，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理想主义”一度成为不合时宜的代名词，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理想主义受到批判和否定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务实的思想普遍弥漫，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以及“拜金主义”相互扭结在一起，使得理想主义成为奢侈品。此外，人们对假理想假崇高的厌恶也必然导致对理想主义的颠覆。
回顾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文学，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个作家高扬文学理想，文学高扬时代理想，显示出群体性或全民性理想的文学时期。这是因为在“文革”结束后，国民的理想都围绕一个现实的可以实现的理想目标：追求现代化。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性的社会目标，在知识分子中获得广泛的认同，这必然意味着作家的创作理想、思想态势都要融会进国家话语中，同思想解放的主流一起承接共同的国家理想。因此，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寻根文学乃至早期的先锋文学，我们都会发现作品中对于民族、国家传统痼疾的批判，对于当下现实的理解和确证。另一方面，很显见的，这个时期作家的精神追求与作品中的理想信念大多隐藏了个体价值和个人的理想，常常是以宏大叙事或英雄人物的出场来完成对于国民理想的书写。所以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确有其肤浅的一面，其主要原因在于对“现代化”的完美想象，简单地认为现代化既可以使我们摆脱封建专制，又能给我们带来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合理性文化，还能让我们的社会呈现出全民性的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总之，是没有看到这个完美理想的不真实性，这使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光辉多少具有虚假性。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认定这一时期的文学理想就是伪饰的，因为没有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文学主体性张扬、人道主义文艺思潮以及先锋精神的尝试，一个时代文学的理想之光将消失殆尽。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当下，理想主义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一方面人们对理想主义精神的吁求从未曾间断过，另一方面在我们的艺术领域又真的缺乏理想主义精神的“身影”。客观地讲，当下文学艺术中的理想主义并不是“消失不见”了，而是转向了多元化，许多作家如刘震云、方方、余华等对原先所谓的理想进行了反思，他们用一种反讽的口气或个人化的历史书写，解构了理想主义的神圣性，甚至是虚妄性，还原了普通人心中的理想的世俗性和多样性。他们作品中那些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折射出艺术家对于民族和集体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思考。再如，莫言、苏童、王安忆等作家近些年的作品既有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赞赏，又有对民族劣根性的揭示，更有对庸常小人物的艰辛与悲怆的深刻理解与关怀。即使在个性飞扬与激烈叛逆的“晚生代”作家(邱华栋、韩东、朱文、毕飞宇、刁斗、徐坤)和“第三代”诗人们(欧阳江河、西川、于坚等等)的作品中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情调，作家对爱情、命运、信仰的探索保持了形而上的高蹈姿态，为找不到精神价值在生活中的切入点而深深地苦闷着。应该说，当下的作家在自己的生活中默默探索着属于自己的理想，而不是建构一个空洞的理想王国。寻找人类理想的精神家园，探索人类生存困境及其意义成为当下文学艺术的新的意义内涵。作家、艺术家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重新反思理想主义的视角，就是以理性的、多元的目光正视和直面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理想主义也就具有了人性化的内涵。总之，当下文学的理想主义已从20世纪80年代那种群体性的理想模式中释放出来，呈现为对个体理想表达的认同，人们更愿意从本体出发来坚守具有个性化色彩的理想信念。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强调群体化理想的20世纪80年代被崇尚多元价值的新世纪文学所替代后，在精神和心灵的选择全部交给个人去处理的情况下，正如批评家吴炫所说，个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无法站立起来的问题，便被凸显出来。面对此种状况，一些严肃作家、艺术家不约而同地转向坚持以“艺术精神”为核心的文学理想，与大众化、普泛化的文学趣味相抗衡。
以审美的形式寻求世界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是文学存在的根本理由。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探求的重要形式，总是较多地承载了对人类理想的坚守和一些基本价值理念的维护。文学艺术中的理想，指的是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一种高于现实的倾向，艺术中的浪漫精神则是一种自由的、丰盈的主体精神的流露。从文学艺术创作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理解理想主义的话，它应该是一种创作姿态。它弘扬人性、理性、智性，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不能是一种功利性的解决问题的态度，而应是用“彼岸”、“信仰”为价值参照，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的困境，以打破一切虚幻的假象，引领人类走向健康美好的精神家园。因此，理性主义在艺术中的表现常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某种美好精神的倡导，一种是对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在当下，经济实利主义原则的普遍蔓延和文人社会角色的边缘化，使得文化市场、艺术创作呈现出理想的缺失、崇高的隐遁、信仰的危机与艺术精神的缺位。在这种现实境况中，理想主义的艺术追问与精神担当就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进一步说，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与理想主义探寻正是艺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价值旨归，是作家、艺术工作者理解时代、融入时代的一种精神路向。
总之，当下艺术的理想主义精神并没有成为“废墟”，成为空洞的王国，它们潜隐在特殊的艺术创造方式——反讽、变形等现代技巧之下，以“神圣的”日常性和现代性与当代生活相沟通。这个时代无疑需要将理想主义精神作为艺术精神的内核，迎接世俗精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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