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长篇小说：多彩的现实描绘丰沛的精神求索

　　在虚构世界守望现实

　　洪治纲

　　当越来越多的现代技术都在以重构“真实”来掩饰虚假，甚至试图消弭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时，唯独艺术却依然高举着想象和虚构。尤其是小说，仍以自身特有的虚拟性，为梦想而心醉神迷，为虚构而左冲右突。所以读小说，就是在别人想象的世界里漫游，分享别样的人生况味和命运际遇。

　　在2010年的小说中，迟子建的《白雪乌鸦》、陈河的《布偶》、里程的《气味》、韩东的《知青变形记》和徐则臣的《水边书》等长篇，以漫长的历史回望和记忆的深情再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切的审美体验。它们在向过去发出诚挚的邀请时，都自觉撇开了那些生存的表象景观，以温润或激越的叙事直逼人心，极力拓展各种底层生命的柔韧与宽广。像《白雪乌鸦》叙述了哈尔滨历史上的一场鼠疫灾难，但作家并没有过多地沉溺于死亡的恐惧，而是让众多人物穿梭在坚硬而荒寒的现实中，继续着他们的爱恨情仇，以生命特有的活力和韧性，在异常宽广的精神视域中，彰显了国人对“活着”的理解。

　　《气味》则深入到一代人的青春中，展示了“新三届”从奔走到逃离的心路历程。他们曾经为革命理想而赴汤蹈火，最后却在喧嚣的启蒙中纷纷远离故土。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在这段裂变性的历史镜像中，他们一直活跃在社会的最前沿，以生命的自我裂变注释了历史的华丽转身。《知青变形记》以一个知青的戏剧性命运为载体，既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极具弹性的文化伦理，又对人生的苦难与荣耀、失败与成功乃至生与死，进行了饶有意味的传达。《布偶》和《水边书》也同样如此。在那里，喧嚣的历史记忆与个体的青春成长，尖锐的人性欲望与失控的命运际遇，构成了无数难以言说的生命之痛，也折射了特殊的历史意志对个体生存的潜在规约。

　　在书写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中，须一瓜的《太阳黑子》、潘向黎的《穿心莲》、刘亮程《凿空》等长篇，则以颇具智性的结构，为人们营构了各种饱含内蕴的现实镜像。《太阳黑子》则以漫长的赎罪行为，为底层平民的温暖人性打上了耀眼的光斑。《穿心莲》以一个都市现代女性的爱情为载体，于唯美而凄婉的语调中，道出了浪漫的自我与纷乱的现实之间迷离而纠结的状态，并对现代性提出了别样的反思。《凿空》则干脆动用了某种寓言化的思维，以荒诞而又不乏幽默的话语，传达了创作主体对西域乡村文化生态的深切关注和忧思。

　　当然，本年度最具有挑战意味的长篇，应该是张炜的皇皇巨著《你在高原》。它以累计39卷、450万字的篇幅，用诗人般的丰沛之情，极富变化的叙述手法，通过对百年中国历史的深情回眸，展现了作家极为广袤的精神视野，也折射了作家异常蓬勃的艺术雄心。在那里，遥远的传说，古老的寓言，魔幻的情节，迷离的想象，渗透在一个又一个现代故事之中，熔铸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性格中，使生命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形成了各种复杂而又微妙的纠缠。在那里，套盒式的故事结构，变动不居的意识流，玄秘的魔幻主义，以及各种跨文体式的组合，争相呈现出各种独特的叙事智慧。它是一部挑战读者思想深度的作品，也是一部挑战读者艺术情操的作品。

　　2010年或许算不上是一个小说创作的丰收之年。但是，从遥远的历史回望到现实的人性关怀，从丰饶的感性临摹到理性的深度质询，这些广阔而丰饶的话语世界，依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妙的生命体验。当我们面对太多的真实时，漫游在别人虚构的话语中，其实也是对梦想的一次别样的抚慰。

　　以深邃精神对话世界

　　贺绍俊

　　2010年的长篇小说在数量上不亚于上年，但在质量上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似乎不及上年一部又一部地接踵而至。尽管各媒体各部门热衷于为文学做年终评述，但我以为不要简单地断定2010年的长篇小说是歉收的一年。文学不是种庄稼，一年有一年的收成，文学是一种精神积累，也许作家很多年的努力都是在为未来的一个伟大作品作铺垫。2010年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作家们越来越具有一种自觉性，为一个伟大的作品作铺垫。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世界性的眼光。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北京大学与《人民文学》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就仿佛是给一年来的文学论争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一方面，研讨者承认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相当有限，另一方面，研讨者并不认为这完全是由于中国文学的质量有问题，其中并不排除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所带来的评价失当，因此研讨者认为应该推进当代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打开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我以为，世界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符号，镶嵌进了长篇小说的叙事之中。

　　追求长篇小说更为宏阔的精神性，应该是与这种世界性眼光相关联的。我们缺乏挺拔的高峰，缺乏令人们“高山仰止”的经典。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当代小说的精神性还存在着明显的缺失。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应该在现实性、批判性与精神性的结合上下功夫，这种结合并不容易，不是说作家把一些伟大的思想、崇高的观念贴到作品中就有了精神性。这种结合应该是像糖溶到水中的结合。蒋韵的《行走的年代》就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两个女子陈香和叶柔，两个女子的爱情都是由一位叫莽河的诗人点燃的。两个女子的爱情悲剧呈现出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难以完美无缺地行走到一起。小说固然写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种种现实，但作者并不纠缠于现实中的人和事，而是从中抽象出生命的意义，并将生命意义与诗歌精神放到一起去思考。我以为，这就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张炜的长篇小说系列《你在高原》由10部作品组成，应该是2010年的重要收获，这倒不在于它浩瀚的篇幅，而在于这浩瀚的篇幅所记录的是张炜艰难而又执着的精神之旅。他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里，执着地秉持着一盏灯，给人们一线道德的亮光，提醒人们不要轻易放弃精神的追求。我以为，这就是作家存在的最大意义。　　文学的精神性又是与作家的实践性密切关联着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很少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实践出真知”，这句话其实对作家也具有真理性。作家的实践性体现在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宁肯的《天·藏》可以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正是作家扎实的实践性，大大深化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宁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志愿者的身份到西藏工作，西藏文化深深影响了他。回到内地以后，他虽然以西藏生活经历写过一些作品，但他始终没有中断对这段实践的反思——我将此看成是作家的思想实践，它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觉的思考。据说他为此读了大量的哲学和历史文化的著作，记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天·藏》几乎就是他的思想实践的真实记录。小说写一个内地高校的哲学老师王摩诘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主动来到西藏，在一所小学教书，王摩诘选择了西藏这块净地，让维特根斯坦的现代哲学与藏传佛教对话，并努力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作者将一种形而上的思考融入洁白的雪山、明亮的阳光、飘动的经幡之中，使思想也变得富有形象感和神圣感。宁肯的这部小说也是对当下物质主义崇拜的严肃诘问。小说中的王摩诘说过一句话：“我的思想就是我的生命”。这句话应该对文学和社会都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