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书写中国革命历史，一直是近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热点，2010年在这方面同样有一些小说值得我们关注。如艾伟的《风和日丽》，通过一个私生女的故事，反思了革命与人性的复杂关系，也触及革命者如何处理和吸纳精英文化的问题。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则将中国抗日战争置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宏阔背景下，从文化身份认同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拓展了战争题材的主题。
总之，201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在告诉我们，中国作家的胸襟更为开阔，他们正在努力以更为深邃的精神性与世界对话。
从城市出发书写生活
岳 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2010年以城市为审美对象的长篇小说占据了广袤的文学版图。作家们不再简单地以“现代的”或者“孤独的”这样一些相对简单而粗糙的情感来命名城市，相反，通过想象重建城市小说的地方性美学经验，成为许多作家的自觉追求。
在这些小说中，有的直接以现实中的城市命名。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就回溯了1910年在哈尔滨暴发的鼠疫。迟子建将“灾难”的空间地标定位于哈尔滨，并非偶来之笔。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她集中展现了老哈尔滨的历史气象与现实风貌。到了这部长篇，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与死、爱与恨、悲与喜都在鼠疫这把利剑下一一真切起来。如果说，死亡以及如何应对死亡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的话，那么，城市，“多元的、漂泊者聚居而成的大城”就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作者说，“我仿佛嗅到了老哈尔滨的气息——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这样一种地方志的写法，也将老哈尔滨深深铭刻在文学的地图上，成为了毫不逊色于上海、北京书写的一座城。
写什么样的城市，与现实生活中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品格不无关联。南京，这座覆盖着层层历史烟云的古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学表现潜力。青年作家葛亮的《朱雀》就是对这座城市的回顾与细描，是今年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亮点。一个家族三代女子的传奇命运与爱恨情仇在这座城市轮番上演，南京的风物与人情，性格与命运呼之欲出。作者在小说里启用了一个有着南京血统的异乡人的视角来看待这座古城，运用“陌生化”的方法，将散落的地方记忆积聚在一起，重构了南京的地方感。
唐颖的《另一座城》也是一部关于一个人和一座城的故事。由于幼年的多次迁徙，阿宝对她居住过的任何一座城市并没有确定感，直到她遭遇上海。城市的匿名性让她失去了丈夫，有深深的无助与挫败感。然而，这座城市有浮华，一街之隔也有坚实的生活根基。阿宝正是抓住了城市里强大的生活性的一面，重新塑造了自己。须一瓜的《太阳黑子》是写三个逃犯洗濯灵魂的故事，小说中关于厦门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城市里，既有天界山石屋那样适于隐匿的场所，也有潮湿的海洋的味道和璀璨的城市丽景。城市的丰富与多元也大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
从这些以城市作为审美对象的小说来看，作家们对于城市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城市生活的肌理中，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描摹现实，每座城市独有的性格、气象、灵魂，成为作家着力挖掘与表现的内容。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城市的在场不仅仅为小说提供背景，而是作为隐含的叙事对象进入到小说当中。许多作家开始尝试用跨国的视角来观察城市，彰显了全球化视野下的地方性经验，从而使城市的审美内涵得到了更为丰富的表现。当然，文学是虚构的存在，还有一些作家旨在建立人与虚构地方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这一空间的地方感。
袁劲梅的《青门里志》可谓是今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这部长篇既延续了作家在《罗坎村》中体现出来的理性的力量，又强化了情感、记忆等感性的元素，显得更加圆润。青门里是一个虚构的地方，但是在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青门里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知识分子聚居的场所。对于童年的“我”而言，“在这样一个有火车头的时代”，青门里给予“我”的童年的教益，影响了“我”一生对理想的追寻。构造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空间，而这空间又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使城市的文学表达极富魅力。陈河的《布偶》也书写了在“南方老家W市城西街区那一座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天主大教堂”和“裴家花园”里发生的故事，提供了一种相当复杂、甚至不乏诡异的地方经验。
将人们的城市经验转化成美学体验，在人与地方之间建立意义关系，2010年长篇小说创作的这一变化，正在为文学写作敞开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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