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厚达318页的文学双月刊《收获》诞生了，它的主编是作家巴金和靳以。今天，创刊55周年的《收获》杂志在上海作协举办纪念活动。这个为《收获》庆生的活动吸引了李锐、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等几十位国内知名作家的到来，上周被打受伤的马原也带伤前来，它的强大号召力也是这份杂志几十年来最大的“收获”。
在今天的《收获》创刊5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应邀前来的有新时期代表作家从维熙、水运宪，还有李辉、李锐、马原、余华、苏童、格非、艾伟、鲁敏，上海作家王安忆、叶辛、陈村、赵丽宏、孙甘露、王小鹰、李晓、滕肖澜、路内、程德培、吴亮等。《金收获纪念文丛》三本——《收获年轮》、《绘本收获》、《大家说收获》也同时面世。
传统 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
在《收获》55年的历史上它曾两度停刊。“《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发刊词》还表明，杂志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独创的性格。”1957年创刊号《发刊词》上的第一句话，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收获》办刊的宗旨，也形成了刊物的传统：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收获》创刊号刊发了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手稿，老舍的《茶馆》，柯灵的《不夜城》，艾芜的长篇《百炼成钢》和康灈的《水滴石穿》。
1960年第一次停刊前的《收获》相继刊发了《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创业史》、《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等长篇和《林则徐》、《蔡文姬》等剧本。这些作品均成为1949年新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
直到1964年，在读者和作家的呼吁和努力下，《收获》复刊了，由上海作协主管，主编还是巴金，其他负责人是叶以群、魏金枝和萧岱。这个时期的《收获》相继发表了《艳阳天》、《欧阳海之歌》、《大学春秋》等作品。1966年5月，因“文革”《收获》停刊。
1979年，《收获》又复刊了，主编巴金。1979年复刊后第一期《收获》发表的重量级作品是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175万字的《上海的早晨》终于在《收获》上完成了一个句号。1957年的创刊号也发表了《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因为历次政治风波，直到1979年，小说才最终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历经了20余年时间。周而复和他的《上海的早晨》在此期间的遭遇，本身就是那个时期中国作家、文学和知识分子一个缩影。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在《收获》复刊后的第二期，作家通过这部作品质疑了“两个凡是”：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这部作品的刊发使杂志当期发行量达到几十万份，作家从维熙也收到了各方来信上千封。《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祸起萧墙》等作品，率先突破思想禁锢的坚冰，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和讨论。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刊发后，《收获》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个时期的《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方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都赢得了广泛社会共鸣，通过文学批判和反思，探索人性的觉醒。比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发表于1980年第一期《收获》，《人到中年》主要通过描写眼科大夫陆文婷的性格和命运，来反映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小说发表后，随着同名改编电影的上映，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影响力。谌容曾向早报记者说，《人到中年》的稿费甚至帮她还了债务。作家叶辛始的《蹉跎岁月》在《收获》刊发期间，创下了杂志发行量之最，刊登《蹉跎岁月》上半部分时，《收获》印了50多万份，1980年第六期刊登下半部分时，《收获》发行了110万份，这是《收获》发行的高峰。《蹉跎岁月》掀起了知青文学的一个高潮。张贤亮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个年代，一方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时期，另外一方面文学和思想领域还是有很多禁区需要突破。
1980年代 专号先锋作家集体亮相
1980年代中期的《收获》是新人集体亮相的年代，也是《收获》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1980年代中期开始，在年轻作家那里，他们开始接受并发展出新的小说叙事和语言，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1987年，《收获》的第五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专号集中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具探索性的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通过这次专号，这批青年作家集体亮相，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都以非凡的想像力和精妙的叙述语言，构建了文学的新景观。所谓的先锋派登上了文学舞台，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以另一种面貌发展，并影响至今。
孙甘露写《信使之函》时，他还在邮局工作。苏童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青石与河流》，刊登在1986年的第五期上，他的《1934年的逃亡》也发表在“先锋作品专号”上。格非则在1987年第六期上推出了代表作《迷舟》。
余华可能是所有作家中对《收获》感情最深的之一，余华的第一个长篇《在细雨中呐喊》也是在《收获》上发表的，余华说，“在后面的20多年里，我四分之三的作品都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这样一个比例我想在全中国作家中都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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