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没有赶上“先锋作品专号”，但莫言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相当之多，莫言说：“1985、1986、1987年，这三年是我写作的一个小高潮，我相当部分中短篇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而这个时期也恰恰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高潮，一大批年轻作家冒了出来，出现了许多风格化、个性化的作品，彻底摆脱了‘文革’前后的文学观。”
但那几年的《收获》作品里，王朔反而成了一个另类，他不像1980年代初期作家那样去反思或批判，也不像先锋作家那样有着带着欧美味道的创新。其实到现在，王朔依然无法归类。对于自己与《收获》的渊源，王朔曾说：“我倒是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会来信说让你加上个光明的尾巴。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嗨，可以没人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当然，《顽主》发出后，我听到的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怎么能这么写？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新媒体环境 要赶上电子版步伐
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期《收获》发表了棉棉的《糖》，小说中大胆的“身体”一度让很多读者认为，《收获》堕落了。2001年，《收获》又“招安”了安妮宝贝，这位从网络上崛起的作家在《收获》上发表了中篇《四月邂逅小至》。之后是“80后”作家的登场，2006年，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誓鸟》在《收获》上发表，当时的争议是，这么一批不成熟的作家怎么能在《收获》上发作品呢？
事实上，正如张悦然所说，“像我们这批年轻作家已经不需要文学期刊这样一个平台来发表作品了，很多人直接跟市场对接。”但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确实能获得另外一种肯定，那隐隐约约的体制或者主流。从棉棉、安妮宝贝到张悦然，这批作家其实已经不再需要《收获》这样的文学期刊，他们可以直接在出版市场上寻求自己的位置。但对他们和很多作家而言，《收获》的光环依然有吸引力。
新一期的《收获》发表了作家贾平凹的新长篇《带灯》，这些年来，贾平凹把他大部分的长篇交给《收获》发表，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富萍》、《启蒙时代》、《天香》，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张炜的《九月寓言》、李锐的《无风之树》、阎连科的《受活》、苏童的《河岸》、毕飞宇的《平原》、莫言的《蛙》、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有陈村、王小鹰、杨争光、万方、方方、池莉、东西等，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建了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
可是在另一方面，当年和《收获》一起活跃在文学舞台上的很多文学期刊，它们的命运和文学一样不再喧嚣，已经销声匿迹，或者慢慢被人淡忘。它们中大多数靠着不多的发行量和政府拨款维系着文学期刊的命脉，“文学杂志生存都非常艰难，也越来越边缘化，大部分杂志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而是依赖于地方政府支持和财政拨款。政府当然需要支持一部分文学杂志，但文学杂志也要考虑如何在市场上的作为。”《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昨天对早报记者说，“文学杂志不能不考虑新媒体的兴起。”
文学期刊面对数字新媒体该何为？与以前因为历史原因停刊然后重生不同，对于《收获》来说，新媒体的时代可能又是一次再生。程永新昨天对早报记者说，《收获》一直关注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纸媒关注甚至做新媒体，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收获》也不例外”。“《收获》做App，做网站，做电子版，我一直认为是越快越好，步伐应该快一些。”但程永新也提到，大多数文学杂志因为自身处境困难，所以考虑新媒体的（思路）还不算多，“但我想，像《天南》、《鲤》和郭敬明的杂志，这些新文学杂志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像《纽约客》的电子版也是一个成功案例，以新媒体形式发布《收获》内容，不只是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年轻读者的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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