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角度，范曾的作画方式应当属于复制行为，只不过复制的是自己的作品，至少也是对自己作品的演绎。我不谙艺术，但对学术规范有所了解。学术之道，搜索与习得固然重要，但其真谛，其精髓，则贵在思索，贵在心得，贵在创新。我认为，艺术与学术有相通之处，其真谛同样贵在于创新。”
□“本案系争事实不存在侮辱、诋毁行为，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这是一个针对特定文艺创作现象和文艺批评所发生的争议，是学术领域的事，属于道德范畴。如果说因此让范曾的名誉受到损失，也并不超越道德范畴。而且，当下社会舆论对范曾的批评，也是他自己的言行所致，怨不到正当的文艺批评身上。本不涉及法律问题，却引发了法律诉讼。我认为这件事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应当引起知识界的反思与警惕。”
刘春田评说范曾状告郭庆祥侵犯名誉权案
■采访者：本报特约记者 计亚男
■受访者：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对范曾作画方式的评价
读书报：近日，范曾状告郭庆祥侵犯名誉权案，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这件诉讼事涉绘画、收藏、媒介、文艺理论等领域，今天我们想请您从法律角度来谈谈对这起案子的看法。
刘春田：这个案件源于“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的一篇评论。事实基本无争议，法律上也没有太多的难点。中华读书报关注此案，可能是知识界对此有兴趣的人比较多吧。
读书报：从法律角度上，范曾把十幅画纸都贴在墙上，以流水作业的创作方式完成作品，这属于艺术创作还是复制？如何界定？
刘春田：此前，我看了几份材料。据此可以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事实没有争议，只是对述及的范曾这种绘画方式评价不同，褒贬不一，见仁见智。郭庆祥认为范曾的画法是流水似的复制，是工业化的组装。因而撰文不点名地批评，称“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他的中国画、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他画来画去的老子、屈原、谢灵运、苏东坡、钟馗、李时珍等几个古人，都有如复印式的东西。人物造型大同小异。他的人物画虽然是写实的，但其中不少连人体比例、结构都有毛病……他将十来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每张纸上先画人头，再添衣服，最后草草收拾一番写款，由他的学生盖章。这哪是画画？分明是在画人民币嘛。”这是一种评价。反之，范曾的弟子崔自默则指出：范曾可在瞬息之间创作十来张面貌不同特征的老子，虽然它们形貌各异，但精神内质却惊人的相似。并认为这正反映了范曾的绘画技巧精湛之处。这也是一种见解。这种画法究竟是复制还是创作，双方只是笔墨官司，并未见诸诉讼。
看到范曾流水作画的方式，似曾相识，很容易联想到“中国油画第一村”——深圳大芬村的那种生产油画模式，但仔细分析，二者又有不同。大芬村是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临摹原创作品。大芬村画坊请来作画的既非画师、亦非画匠，而是并无艺术训练的普通农民工，能刷漆就行。生产前，先由技术人员用机械制图的装置，在画布上复制勾画出成批同一张油画的轮廓、构图的草稿，然后并排地将画布钉在墙上，多张画同时制作。工人们严格分工，画树叶的专画树叶，画树枝的专画树枝，每个人只画局部，分别在每张画上涂抹相同的东西，务求手法划一，结果相同，经过分工合成，批量相同的油画就可以完成。这是一种作坊式的生产过程。这种方式是典型的复制。范曾的画法显然与上述情况不同，他没有复制他人的作品，其画法也不构成工业化的组装。范曾是书画名家，临摹他人的画作会有损名声。相信范曾的作画方式不止一种，但是，从艺术角度，范曾的作画方式应当属于复制行为，只不过复制的是自己的作品，至少也是对自己作品的演绎。我不谙艺术，但对学术规范有所了解。学术之道，搜索与习得固然重要，但其真谛，其精髓，则贵在思索，贵在心得，贵在创新。搜索来的东西，包括自己已发表的著作，属于人类现有的成果。对它们的利用与继承，要符合学术规范，不可以新瓶装旧酒，变相使用。比如，大学要求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越来越多的大学对提交答辩的学位论文实行答辩前的查重检索。以人大为例，在博士论文中，学位委员会要求，即便是符合著作权法上“合理使用”范围的作品，包括本人的作品，引用字数也不得超过论文总字数的百分之十，否则，不得答辩。我认为，艺术与学术有相通之处，其真谛同样贵在于创新。我也注意到，有观点认为：画家重复行为是惯例，自古而然，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黄胄的驴，大量流传在坊间，大同小异，无人指摘。何以范曾笔下的老子、屈原、钟馗、苏东坡，同行此道，就遭人诟病，这是否公平？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和艺术品消费者的价值取向有关。艺术收藏家多为艺术行家里手，喜阳春白雪，期盼到手的作品最好是凤毛麟角的神品，是不世出的“善本”、“绝唱”。大众爱好者则止于追求赏心悦目，在意的是作品来源是否正宗作者的“真迹”，不一定关注作品是唯一的独创之作，还是旧作新制。另一方面，也和艺术家自身的价值取向有关。哪怕是再平庸的艺术家，内心也清楚不过，艺术的魅力和价值在于创新，这也是艺术家的生命力所在。当艺术与唯美至上时，会不遗余力地追求作品的至善至美。像李可染先生的精益求精，就是画界典范。但是，当他们的艺术精神懈怠，或囿于功利目的时，就会忽视艺术质量，大艺术家出平庸之作的现象在文学艺术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何况，如郭庆祥文章所说，范曾出于手头拮据，在短期内“出货”200幅画作，很难有精品。凭这批作品说话，恐怕范曾本人也未必敢自称是“坐四望五”的画中大师、五百年一出的巨匠。 正当的文艺批评无涉法律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这个案件的核心是什么？
刘春田：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郭庆祥文章所述事实和评价，在法律上是否构成对范曾正当权利的侵犯。在诉讼事由里，范曾并没有对被告在文章中对他作画方式的描述提出异议。也就是说，双方对诉讼所涉及的主要事实没有争议。剩下的问题就是郭文对范曾的评价方式，是否为法律所禁止。范曾认为，被告的文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随意攀比、不负责任，使用侮辱、诋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原告，刻意地去贬损他。他的近十个用语，除了“侮辱”、“诋毁”具有法律意义之外，其余多半不是法律上的用语。
读书报：那您可否分析一下这些诉讼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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