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水墨，《墨魂》系列4
放眼望去，似乎中国的抽象艺术市场尚未形成；可是进入到拍卖市场的抽象艺术家已是数不胜数，无从统计。从2006年开始，赵无极艺术作品出现了千万元以上的成交金额，藏家们对抽象艺术的关注从无到有，不断提升着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关注度；随着对赵无极、朱德群作品的认可，抽象艺术也开始浮出水面，近年来赵无极〔2011年总成交额3.3994亿元，雄踞“胡润艺术榜”油画家榜首〕、朱德群等抽象画大师的作品屡屡拍出天价，更是成为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物；自此，更多的本土抽象特征的作品以及艺术家以较高的价位姿态出现在了主流的拍卖市场上，比如：丁乙早期的作品《十示之90-6》，1746万港元；余友涵1985年的作品《1985-4》，1410万港元；王怀庆2002年的作品《房中房—韩熙载之床》，1054万人民币……
2009年受金融风暴的影响，拍卖市场的总成交作品量相对前两年有所下降，抽象艺术的成交作品数量也有所下降。然而单件作品的平均价格却持继了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9年，抽象艺术特征的作品均价保持着逐年增涨，这说明现当代艺术品市场留给抽象艺术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王怀庆，房中房—韩熙载之床〔夜宴图〕
因为抽象艺术对现代社会的家居环境具备理想的装饰功能，因为在艺术市场上已经具有的消费惯性，也因为购买者、收藏者对抽象艺术的盲目跟风和不求甚解，艺术市场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场面。画廊、博览会甚至旅游纪念品商店中出现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抽象”应该是可以想见的，已经成名的许多抽象艺术家们由于既定风格的作品长期畅销，从而产生不求进取、消极守成的趋势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了……不过，好在市场还是有的，审美还是有的。况且，从大背景来说，随着西方各国艺术界对绘画和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日渐忽视，成熟的画家、雕塑家开始稀缺，中国现代艺术/抽象艺术正在被迫崛起，尽管向着未知的方向。 延伸话题：亚洲文化对美国现当代艺术的影响与推动
导言
以下所有观点与言论均来源于《当代艺术理论前沿》的专辑《美国前卫艺术与禅宗》的第三种思想，主编/朱其〔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
亚洲哲学及其艺术〔铃木大拙、草间弥生、小野洋子、白南准、滕白也等〕在美国战后艺术〔抽象表现主义、“跨掉一代”文学、极少主义及其约翰·凯奇等人的激浪派等〕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意大利重要的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奥利瓦的访谈，可以提供国内艺术界对西方现代艺术更准确的认识要点，尤其是对现代抽象艺术的跨文化背景的认识，可以纠正国内长期存在的一些知识误区。
“奥利瓦：抽象艺术完全是东方的艺术”
朱其于2010年4月16日中午在北京王府井华侨饭店咖啡厅采访了奥利瓦，他们之间的对话很长，也很有意思；我摘录奥利瓦的部分言论与大家分享：
抽象主义在中国有更为古老的哲学的根，在这方面政治波普就远比不上抽象艺术。
中国的抽象艺术是独立于西方抽象艺术的，它实际上是站在中国“道和禅”的哲学的根上。
欧洲是所有前卫艺术的母亲。欧洲是多元主义的，它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成熟，我们现在对东方有一个巨大的崇敬。
抽象艺术到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时期已经是一个跨文化的全球化现象。
在20世纪早期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在巴黎存在了。
波普艺术是完全美国式的艺术，也是英国艺术，绝不是法国、意大利艺术，而抽象艺术完全是东方的艺术。
“门罗：亚洲艺术是美国现当代艺术最大的推动力之一”
2009年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大型文献展《第三种思想：美国艺术家凝视亚洲1860-1989》，可以说是纽约古根汉美术馆在2009年中，最深具野心的展览，其规模之庞大，不仅处理横跨130年美国视觉艺术发展的内容、艺术家如何挪移亚洲思潮与文化的美学问题；在展览执行上，更向逾百个欧美、日本博物馆与私人典藏借调作品，并在同一展场中处理超过百位艺术家的多样性创作。
美国战后新艺术从战前就酝酿着对禅宗、密宗、道教、印度教以及中国画、浮世绘等亚洲宗教和艺术的学习和吸收，其主要背景是新艺术面临如何超越抽象几何、工业现代主义及其现代虚无主义，重建现代艺术关于终极精神的表达，并在语言上找到相应的心灵形式。战后美国发现在关于心灵形式和人的终极精神的表现上，亚洲哲学和艺术已经进行了上千年的探索。亚洲哲学及其艺术从而在美国战后艺术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门罗：美国古根汉姆博物馆策展人，著名批评家〕
“竹内好：要实现全球的平等，东方必须改变西方”
“第三种思想：美国艺术家凝视亚洲1860-1989”回溯了“东方”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体系是如何在美国文化和思想浪潮中被了解、重构和转换，并且影响到新的视觉及概念语言的结合。
美国艺术家经常通过挪用亚洲材料，从而在他们的艺术中创造新的形式、结构和意义；这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主体性、世界观和创造性想象的基础。
1960年，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竹内好发表了“亚洲作为方法”的演讲。他比较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现代化，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更为纯粹，因为它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愿望“立足于亚洲原则”。他很欣赏泰戈尔关于“东方的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思考了“内、外一代文化之间的区别”。如果亚洲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球的平等，它就必须普及它的文化价值；为了进一步提升西方自我自我生产的普遍价值，东方必须改变西方。
〔竹内好：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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