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选择无限的批评对象、确信自己批评能力的无限性，根源于他对批评受众的无限期待。他相信艺术作品与批评文本的接受者是和自己一样的存在者，相信接受者是一个可以自由无限地选择艺术对象与自己的批评文本的人。但事实上，作品与文本的受众，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发出的对现代艺术看不懂的呼声，恰好证明他们也受到自己的知识背景、逻辑运思能力的限定，证明他们亦是有限的个体生命。和批评家相似，受众的人性内含着有限性的规定性，他只能择取艺术作品或个别的艺术形态及相关的批评文本来阅读、直观。接受者与批评家、艺术家，都应当摈弃自我神化的理想。
一旦接受者明白自己的有限性，一旦在心灵深处清楚自己不是完满自足的神，他就需要提升对创造性的艺术作品与批评文本的阅读、直观能力，在接受中对它们有创造性的回应。中国大多数文化人，看不懂当代艺术，在根本上不是艺术家与批评家的过错，(尽管他们和西方同行有差别，即担负着启蒙觉世的使命)，而是这些文化人在现代艺术方面知识背景的欠缺和自我无限神化不求上进的结果。他们相信：自己生来的肉身，未受人文艺术科学起码的熏陶就该明白当代艺术。接受者如此将自己能力无限神化的观念，反过来又促成当代艺术进入了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封闭循环游戏圈。不过，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该循环圈正在扩大到外部的普通受众。
批评家对接受者的无限期待，在其心中产生出艺术作品与批评文本应该被无限的接受者所接受的渴望。他的自我神化，借此呈现在接受者的数量上。但是，那种过去靠政治强权培育的全体国民对艺术的崇拜和现在由于经济强权迫使多数国民对艺术的冷漠，都属于不正常的历史现象。况且，这种现象和批评家对无限接受者的渴望，遵循着一样的心理逻辑：将包括艺术在内的丰富的一切人性活动，简化为单一的动物性活动。
当代艺术不是有无观众的危机，而是观众多少的危机。批评家首先要努力破除自认的艺术接受者在数量上无限化、在质量上自我神化的幻想，让艺术活动成为有限的个体生命持守有限价值的志业，从此逐渐向中国思想界与知识界传播艺术的福音(1999年7月21日)
(本文原载于《青年思想家》，2000年，第1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孙建春：“假装和塞尚玩纸牌——现代艺术的戏剧化特征”，《江苏画刊》，1998年，第4期。
[2]杨小彦：“批评不是美文”，《江苏画刊》，1996年，第9期。以艺术感觉代替艺术批评，这尤其体现在栗宪庭用所谓的“春卷”来描绘当前西方艺术大展中的不少中国作品的身份语境的提法上。据栗宪庭的批评逻辑，我们也可以自由地将“春卷”换成北京烤鸭、成都的麻婆豆腐之类中国菜。这样，一个可被替代的批评概念，对于学术建设将无任何意义。“春卷”说，见《江苏画刊》，1999年，第1期《文化破碎与文化身份的被规定性》一文。
[3]除了在艺术批评领域外，汉语学术的其它领域，也普遍缺少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努力(见段炼：“反思的反思”，《江苏画刊》，1998年，第8期)。当然，这种个案与专题的研究，包括对个别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现象，和对个别艺术理念、艺术思想的深度拓展。目前，汉语学术最缺少的，是真正形上与形下的维度。大量的论文、专著，总是停留在不上不下的视域展开言述。
[4]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5页。
[5]《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圣经》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年。
[6]王南溟语，“艺术的批评与批评的操作”，王鲁整理，《江苏画刊》，1996年，第7期。
[7]分别见《江苏画刊》，1998年，第2期黄专“作为文化问题的观念水墨”;第11期郭世锐“关于探索“观念性版画语言”的一种描述”;《美术界》1998年，第6期展望“观念性雕塑”与我的创作”。至于“观念艺术”一词的涵义，见史密斯的《新达达、观念艺术与装置》，西美正译，《人文艺术》第一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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