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子：基督教是行出来的信仰，耶稣的爱、和平、公义、圣洁、救赎都是行出来的，我刚开始信主，就看周围基督徒的作为，他们谦卑，友善，喜乐，满有爱心，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凭借理智是很难相信的。尽管信仰的根基是超验的。多种因素成全了这件美事(美美地笑道)，属灵的道路，一方面是拣选，一方面是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对世界苦难历史的认知。
基督教是大公的宗教，它是爱的信仰，是救赎，首先是救自己，然而自己永远不能拯救自己。我们向死而生，必有一死。这指的是灵命的得救，所谓作盐作光，作盐使自己的人性有神性的味道，使自己成为上帝喜悦的人，作光是心智的澄明，不求属世的名利，对他人、对学生的爱，能做到这样就够了，分别成圣，做到这样不容易，你不是每件事能做好，不是都成功的，不要认为信主后就没有失败了。人生无信靠，虚无的虚无，到终了是一堆枯骨，以彻底失败告终。所谓思想深度，自由意志，伟人鸿业，今生的骄傲，天仙美貌，无一不在在这个幽暗的终极见了底。平等的观念来自人必有一死，来自原罪。得救是另一个维度的起点，那就是活在灵性里面，而不是各种学说和主义的镜像里。
CT：作为基督徒艺术家，您对于水墨创作，及圣艺术的推进有怎样的使命感呢?
岛子：简要地说，圣艺术是力求艺术性里面有灵性关照，要展现属灵的生命在笔下洋溢出精神性。就说《蔚蓝》这件作品吧，已经展览过几次，藏家说要收藏，我诚心劝他，等你读懂了再说吧。圣诞节后不久，一个爆破解密专家来到我的工作室收藏了《蔚蓝》，之前他在展览会看过这幅画，他说自己内心有平安，需要内心的平静，才能解救致命的危险。我不反对艺术经济，因为艺术本身是另一种生产力和资本，但我的作品不想进入市场流通。全球有20多亿基督徒，他们中的万分之一能理解就行了。我画基督受难的情境不是符号性的再现和重复，而是先经由祷告，再经由笔墨性质的个性化转化，变血为墨，变传统中国画的气韵为灵韵，变符号化的图像为意象融合抽象的圣灵启示。因此不在于这个场面的叙事如何宏大，题材如何神圣，在于艺术史上没有人这样画过，于是就“无中生有”，这就是艺术本身的价值，也是艺术灵性维度的独特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圣言的普世性、神圣性和可读性与我的个性艺术表达的内在性、特殊性和可写性，二相的契合、共生。我的画不是灵性本身，任何圣像也都不是神圣者本身，而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建造自身灵命的一种形式。因此而得到充实、满有喜乐。 CT:水墨画可能不像油画那样色彩丰富，而把水墨中注入灵性是否会是更大的挑战呢?
岛子：现代艺术的奥妙是画其所思而非所见。《希伯来书》(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心是胜于所见的，中国古代艺术研究的墨就分五色，如果在灵里看，就更多了，这没有问题的，根本不需要更多的物质载体，所以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柏拉图说，我们的所见皆非真实。墨色在宣纸上十分宜于表现苦难、悲悯、沉思、形上、超验、神秘、冥想，笔墨这种媒介真是神恩赐给中国文化的“圣礼”，一种属灵的“器皿”。在圣水墨中，水是施洗之水，墨是基督救赎的宝血，笔也不是一支毛笔，是圣灵的临到、运行。
CT：艺术家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不一，您觉得优秀的作品有怎样的评判标准?
岛子：语言形式之新，内容所蕴涵的精神性之深，这二者构成基本的审美判断。优秀的作品都如此。形式主义只倚重前者，现实主义流于政治工具，达达主义和狂禅致命虚无，所以都不能为艺术本体奠定法则。
CT：您是如何看待有些非基督徒的艺术大师，他们对于艺术的贡献?
岛子：艺术大师的作品里绝大部分都有灵性维度。至于科学家，不信神的只有百分之一。艺术、科学能够荣神益人就是贡献。宇宙万物都是神的作品，受造者不过是仿效神去创作。因此基督徒艺术家没有先在的优越性。
CT:您对以后的工作有怎样的期望呢?
岛子：不必讳言，本朝的教育体制已经政学不分，狗苟蝇营，满楼道的法利赛文士追名逐利，它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和伟大的教育家出现，如何可能造就杰出人才。我已经迫近退休年龄，求神给我充沛的精力去创作、研究，去爱我所爱。
CT：您如何看待基督文化在当代的复兴?
岛子：西画东渐，首要的成果是圣艺术进入艺术教育体系，上海的土山湾画馆培养了最早的圣像画工，辅仁大学当时的师生都是清一色基督徒，他们创作了一批本土化很鲜明的作品，在欧洲巡回展览，引起关注，传世作品一部分在台湾辅仁大学，一部分在德国圣奥古斯都的汉学研究中心。不仅艺术如此，中国的现代教育历史、近代文明本来就植根在福音之中。从国父孙中山到清华校长梅贻琦都是基督的信徒。这方面的史实、史籍汗牛充栋，我只推荐中国档案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光与盐:中国近代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即可略见一斑。差不多一百年前，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梁启超先生说：“要而言之，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来做手段……所以和尚庙里会供关帝、供财神，吕祖、济公的乩坛日日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来降乩说法，像这样的国民，说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实在不能不怀疑。我说，现在想给我们国民一种防腐剂，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病根没去，无论在海内外，多半中国人仍然是信仰真空。他们崇拜权力和枭雄，极端实用，只热爱智谋和权术，远离学术与真道，也就没有道德勇气，苦难的根源没有被认识，是因为国人多数还不认识上帝。在文化人格上我依然是一个民国学人，在基督教艺术史上我是一个秉承基督精神的艺术家。此外，我选择在清华任教，直到退休，不是别的，乃是出于认同梅贻琦、梁启超包括陈寅恪、王国维那一代顶天立地的精神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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