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阿布：你画里有许多符号，飞机啊大炮啊，它们有具体意义吗？
伊灵：我的画里经常会有一个美国式的隐形飞机，要有现代科技的东西要有传统的东西，要有天上的东西，也要有地上的东西。我经常会买这方面的书，还有兵器方面的书。形成这种风格和我骑单车有关系。没出发前在上海看过一些西方的画册，有各种赏识介绍。88年走完全国以后，我就反思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我应该如何画出与众不同的风格？既不同于外国当代的又不同于中国已有的东西。所以有一段时间比较苦恼。有一天在上海，我家靠河边，外面在下雨，母亲在打毛衣，我拿了一张白纸在上面很自然的边思考边无意识的写东西。当时半导体里的音乐我还记得。那首歌很好，等歌停了，雨也停了，我发现那张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写了很多东西。有动物、数字……，像个草图。我当时就拍案叫绝，我终于找到了自己要表现的风格，就是那种密密麻麻的风格。
阿诺阿布：那年你多大？
伊灵：我61年生人。87年正好26岁。当时我脑子里接触了很多资料，那么多的生活经历和感想，我不会向他们那样仅仅去画西藏，或画陕北的窑洞，也不可能画水乡。不可能单一地看中国的情况。我总结出中国的情况就是一个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多地理环境的多文化传统的一个国家。后来在我的构图上表现得比较满。一开始各种颜色都有，内容上也是什么都有，最后还是敦煌给我启发最大，敦煌最动人的是颜色。交融在一块，一层一层的。我要画绿色的时候，会开始先画红色，然后再画咖啡，再画黑色，最后再画绿色，罩在红色的上面，露出一点点原来的底色，这样颜色就会特别丰富，特别饱满。还有就是敦煌的佛，千手观音的手会让你感到震撼。你就会反思人自身的一种东西。不用去考虑这佛画的怎样。这也是我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多到最后就是一，归一。我就明白了多和少、简单和复杂的问题。一幅画里面需要有多的复杂的东西。但又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就像一和零的关系。把它不断相加就会产生很复杂的一种视觉效果。这个时代又不可能像敦煌那个时代为了一个宗教情感去做一些很写实的东西。就像过去的花纹都是很规律的，两方联系，四方联系，都带有一种对称性。后来我觉得现在的人都追求一种随意性、无序性，以及这种自由性、个性等等。而我要创造的新的图案和样式要既有排列的东西又要有无序的东西，可能无序的自由化的东西更多一些。这就在时间上可以超越前人，否则你就达不到创造一种辉煌画面的效果。后来我发现阴阳整合的东西比较好。也是我个人对美学当代性的把握。我的画里面既要有民族的东西也要有当代的东西。有当代的东西也要有个人的东西。这个分开来看非常矛盾。要把看上去很对立的东西转化为很和谐的东西。在政治上我也是这样的观点。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会平衡各集团的利益分配问题。最后我发现无论在美学关系还是在哲学观念上，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我就有一种阴阳整合的观念，对立统一的观念。我想用自己的作品传达这样的信息。
阿诺阿布：圆明园因为出现了什么情况才会出现了那些过激的事情？
伊灵：当时正面报道的比较多，比较宽容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各方面都有原因。个别画家的作品比较偏激了一点，因为现代艺术肯定会以把对社会的看法表现出来，有的画家就把这些社会现象转化为对政府的态度。另外，从社会购买力来说，主要是外国人，他会用看苏联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当时苏联的艺术家就是和美协、文联产生对抗的，当然有些画家也画了一些有指向的画，也有一些画家因为穷，也没有办法搞自己的创作。就象美院的老师说的，他们生活很像艺术家，但并没有什么作品。其实他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有些人根本没有生活来源，既不想卖画，又不想靠家里生活，更多的是面对生存问题。没有条件去追求和探索艺术。当时很多艺术家还没有办法集中起来，到后来上北大展览，到艺术学院展览，刚可以亮相的时候，被取缔了。圆明园的地理位置紧挨着北大，请华，大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单纯，比较有激情，热血，政府怕这种激情影响到大学生。当时来到圆明园的人越来越多，媒体也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是，外国记者会用他们的口气来报道，变成了一种和政府对抗的情况。他们有点干涉内政，不信任中国政府会很好的处理好这些事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艺术家也会感觉到很委屈。要求外面的一些帮助，其实政府考虑的问题和画家考虑的问题之间是没有问题的。按我的观点来看，政府认为圆明园有不安定的因素。是管理是跟不上。
阿诺阿布：圆明园有很多画家被遣送过，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伊灵：我不是差点吗？当时车上没座了，好在有一个片警认识我，就把我的证件还给我，让我赶快走。所以我们就搬到通县去了。97年香港回归之后，我又被赶过一次，赶的时候派出所不直接跟我谈，叫房东跟我谈，房东就来跟我们说派出所找他，叫他让我们一定搬走，他也没有办法，他就说派出所说了，你的画里有话。我跟房东说，我说我的画里只有画。我有家、有小孩，房租也按时缴了，如果我犯了什么错的话，派出所会直接找我，他通过你来找我谈，就说明我没犯过任何错误。房东也没错，我也没错，但是我们都没办法，于是又搬了，后来搬到滨河小区，有一次我过生日，王强他们几个来了，我们4个人，搞点东西吃，算过生日，结果片警又来了，带了几个便衣。我说一块坐吧，他说原来你们在喝酒，你们这点酒不够我一个人喝。说了几句，然后就问，你的暂住证呢？我问他什么是暂住证，暂住是临时居住的意思，我在北京都生活了十几年了，还算临时居住吗？他说：我们也是公务在身，我问那几个便衣，你有工作证吗？他们果然拿出来，是公安局户籍处的，问了几句就走了。
阿诺阿布：我看到你这有一张自行车已坏的证明。
伊灵：对，那是在四川，有个山川牌自行车。我想换一辆自行车，他们那个厂长很聪明，他说：你骑了2、3年自行车，到了我们这里也挺不容易的，我们应该支持你一辆自行车。
阿诺阿布：当年骑坏了多少辆自行车？
伊灵：就1、2辆吧，我们骑的是载重车嘛！当时的车质量好，就是轮胎会破，需要自己补，随身带着袖珍打气筒和轮胎皮，我没事的时候就自己补胎，我补轮胎很快。
阿诺阿布：王强来了后，有没有去听他朗诵诗歌？
伊灵：我觉得听诗歌，最好是在喝过酒之后，听他们清唱很好，现在的音乐，好多乐器，音响现场我不爱听。最好的应该是最自然的，老黄翔清唱的那些诗歌是非常有激情的，还有黑大春他们的朗诵，包括王强都是很棒的，现在还记得一声清脆的鸟鸣，那种感觉太好了。
阿诺阿布：黄翔是什么时候离开你们的？
王强：他是被赶走的吧，直接被遣送回贵州的。那是95年，他在作家出版社，自费出了本书，钱也交了，也同意出了，但是突然就把他停了，后来他就跟出版社打官司，媒体很轰动，尤其是国外的媒体跟踪报道，没办法了，就把他驱逐出北京。
阿诺阿布：那时芒克也在？
伊灵：对，芒克那时有一个诗歌厅，就是他的家嘛。
阿诺阿布：这两天晚上帮我安排一些人，大家喝喝酒，聊聊嘛。你帮我确定人数和时间，明天早上我要去高惠君家。
伊灵：你也可以列些题目，比如在圆明园的最难的时候，遇到那些问题。都举例说明，最痛苦的是什么，最难忘的是什么。
阿诺阿布：这次我们主要是以听故事为主，讲故事，不讲艺术。
伊灵：我们曾经思考过，圆明园模式也应该出几个成功的知名的画家，因为当初讲究的是深圳模式，如果圆明园没有几个成功的模式样板他就不会有照耀力，像长征一样到延安的时候确定了长征是宣言书，是播种机，这是一种战术策略。
阿诺阿布：在那时候你经常召集大家开会，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伊灵：没有，当初那么多人到这边来，我有强烈的幻觉，我坚决认为我们这条路是对的。就像延安一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那是一种精神和力量。当年从法国回来，我开始逐步形成乌托帮的想法，就是以圆明园为中心，自然形成中国国际艺术村。这个艺术村当然要有集体的介入官方的介入，但我最希望的是自然形成。我始终认为城市一定要有这样的区域，就是要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艺术家，有一个他们可以这样生活的地方。我不管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只要你还不颓废，你还有艺术的追求，你都可以成为一份子。这个艺术村的概念是来自于亚运村的概念，当时我对国外的艺术村的状况还是不太了解，我了解的是，蓬皮杜艺术村的模式，我就感觉到有必要从上到下呼吁，呼吁中国政府按照深圳特区的模式，中国也应该有一个文化特区。至少北京应该有一个文化艺术特区。外国人来中国看了长城、故宫，就来看艺术村。当然这是个大手笔，很乌托邦的一种东西，但是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想法。
阿诺阿布：我感觉你们的家庭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伊灵：可能我们的钱还不够多！
王强：那些人肯定是来之前是结婚的，家里反对，就离婚了。我们是在这之间结的婚嘛！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伊灵：其实到画家村每个人的目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想成名，有的人就想卖画，有的人就想出国，找个老外，目的不一样，导致现在结果也不一样。当时全国走一圈下来，我发现圆明园确实是我想要的那种纯自然的生存状态，比较自由，风景也不错，可以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我觉得艺术家作画应该选择一个孤独的环境，孤独地创作。所以结婚之后觉得应该更加珍惜这种平淡的生活，既然选择了结婚干吗要离婚，而且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在孩子没有满18岁之前，不会考虑离婚。父母之间为了孩子要彼此容忍，要做出牺牲。在这方面我还是很传统。我们生了孩子从上海回来后，我发现有5对已婚的就离婚了。男、女朋友分分合合的更不用说了，乱来，跟影视圈差不多。社会上离婚率很高的情况下，艺术家要知难而进，要面对各种不容易的事情。现在不离婚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七、八十年代离婚是具有开创性的。现在艺术家如果想走在社会的前面，不离婚才是对的，艺术家应该选择更难的事情，现在不离婚更难。
阿诺阿布：现在中规中矩的家庭生活对你创作影响大吗？
伊灵：有，不过已经习惯了。在圆明园的时候我就和丽丽说过我宁要家庭，也不会因为艺术而牺牲生活，我小的时候物质生活很匮乏，现在希望给我的孩子更好的条件，希望他健康快乐的成长。当然事业和家庭要兼顾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也会因为比如孩子的教育问题，发生一些冲突，但是这只占我们家庭生活中很少的部份。
如果没有家庭的话，我在艺术道路上会走得更快些。一张画1万快钱，三个人花总没一个人花来的舒服，而且可以出个画册办个展览，更自由自在一些。
阿诺阿布：你对当代艺术家还是做出了很多贡献。
伊灵：人还是要有责任感。
阿诺阿布：圆明园最辉煌的时候有多少人？
伊灵：二、三百人。
阿诺阿布：你怎么看，当初在圆明园不错的画家现在还没出来，有些不怎么样的现在反而出来了，这是不是机遇或运气？
伊灵：这没有什么，只要他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成功不成功不重要。如果没有成功的人，圆明园的存在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这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他可能选择结婚再结婚再结婚或者离婚再离婚再离婚，一年结一次一年离一次，都没关系，那是他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不可能让大家都选择一种方式，我记得马恩全集里有句话，花草的颜色是五彩缤纷的，为什么人类的精神要趋向单一呢！非常哲理。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你不可能要求人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中国的文化积淀和国情决定了，一旦单一，中国就完蛋了。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包括我个人可以光屁股，打赤脚，也可以西装革履。人不能避免做错事说坏话，社会特别需要宽容的精神，才能活下去，才能把事情做好，现在特别强调的是要创建和谐社会嘛！我觉得说的非常好，比与时俱进还要好，要和平共处，这个才有意思，才是生活。
阿诺阿布：圆明园的时候就是有钱大家花嘛。某种程度上说，那是打天下的时候。
伊灵：那个时候都是体制之外的人，大家都很讲江湖义气，江湖道义，就是道德。比如我刚卖了画，听说谁交不起房租了，就会主动把送钱给他，得到过别人帮助的人才知道去帮助别人，这是一种传递，借钱也很正常，这张卖出去了，不知下张什么时候卖出去，开口借钱也是自然的。
阿诺阿布：你觉得当务之急是什么？
伊灵：在宋庄盖个小型博物馆，把圆明园那些画家的作品以及写的那些东西展在里面。当时我和丽丽结婚在天安门拍照片，我们一样高，她现在越来越高，我越来越矮。什么都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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