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圈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而，市场作为一个过滤器，它是有眼的。不错，市场长了一双虎灵灵的眼睛，无论真善美，还是假丑恶，它一眼辨之。市场的眼睛有情，更无情，全凭经济规律说话。眼下，书法作为一种纸质，俨然一种另类的交换货币，它以尺幅大小明码标出价位，进入拍卖行，或者画廊书画店，像其它商品一样进入货币交换行列，已是当下书法（包括画）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市场化程度高的，无疑都是一些当代书法名家（徐悲鸿当年也曾称自己“大名多倘成”），即使一些非著名书家也积极踊跃地仄足市场，分食一杯羹。据报载，许多画廊老板手里都有一个类乎于“护身符”的名册，上面记着从中央到地方、从协会正副主席、委员、理事到一般会员的书画家名录，然而按图索骥，价位因人而异，又等级森严。于是，书画家一时犹如放归江湖的鸬鹚（俗称鱼鹰），捞不到大鱼，吃一条小鱼，也比没鱼吃的好。市场总是开放的，书画进入市场的门槛又很低，一些书画家随着书画市场化的进程，率先富裕起来，过起了优渥而体面的日子。更有一些书画家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了小康。这是好事，是主流，也是方向。既增强了文化软实力，又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精神与家居生活，同时也为国家减轻了就业压力，为环保做出了贡献。书法家多是过着一种低碳生活，而书画又应是一种零排放与近乎零污染的行业。
然而，凡事都有其多面性，至少是两面性。书法的市场化无疑助长了书法创作的浮躁之风，市场化又为书法创作的粗制滥造开了绿灯，甚至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较为成熟的书法家，一挨有了市场，一夜之间便几乎成了一个快捷的写手。批量复制，又批量批发，半月的书写不说走进千家万户，但也足以覆盖一座城市全年的销量。一些画廊也出手不凡，一张嘴就向一个以行书鸣世的书家订一百副对联，当然，对联也全得是行书。如此，你闭上眼睛，稍稍想象一下，便可想见这一百副对联的模样，或许连内文也一模一样。多么滑稽可笑，又是可怕可悲啊！这种行为无疑严重戕害了书法艺术创作的原创精神，以及它的严肃性，走向书法艺术的反面。同时，无庸讳言，它也阻滞，甚至毁坏了书法市场健康的发展。一言以蔽之，书法成之于市场，也可以完全败之于市场。犹如王僧虔所言：“纤微向背，毫发生死。”因而，一些对书法充满热爱的人士，甚至过激地将市场视为书法创作的一剂毒药。这也绝非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
其实，这种事情不乏先例，古已有之。明代董其昌，精书画，懂鉴赏，有学问，朝野名头也很大。放到今天，绝对称得上是位国学大师，上央视百家讲坛绰绰有余。此君于万历三十一年，曾出资辑刻了一部历代书法丛刊，亦即《戏鸿堂法帖》。起初，此帖为木刻，纸墨优良，精拓精印。一入市场，便被疯购一空。许多书家“以高价索而不得。”清代碑帖学家张伯英评说：“香光既负盛名，此帖风行一时，《停云》、《郁冈》悉为其掩。”王梦楼亦说：“古今法帖以精漫传神者，惟《法帖》及木板《戏鸿》。”
于是，董其昌见钱眼开，为初入市场的成功蒙蔽了眼睛。之后，他去湖北时，所带刻板为人焚毁后，董又重找人以初拓入石，谓之刻本。因其急于求成，想趁热打铁，早早上市，因而，匆匆上手，摹勒失真，又拓之草率，迹近粗制滥造。结果，市场自然给了他无情的回应，石刻本几乎滞销，降价以求，也没能奏效。为此，清代书家王澍在《阁帖考证》中评说：“《戏鸿堂法帖》，董思白一平生所见真迹勒成十卷，惜刻本粗恶，字字失真，为古今刻帖中第一恶札。”我想，此亦非董玄宰的初衷，但他却给了今人一面镜子。
不用置疑，当下书坛不也有在市场法则面前碰得焦头烂额的。一些书家多因其率尔操觚之作、轻率敷衍之作，而受市场冷遇，或在拍卖行落拍，或挂在画廊灰尘蒙面，而无人问津。更有悔其轻率者，将此推为仿者之责。其实，你一个书坛小卒，何劳仿者动手，你一手就将自己给断送了。吴昌硕说：“诗文书画有真意”。面对市场，对书法而言，惟有真诚，才是良方。惟有真诚，才有出路。市场有眼，市场的眼睛长在人的脸上，更长在人的心里。老话说，家有金银，邻居有秤。书法的文野，市场更分得清白。价格的高低，人说了不算，全由市场一锤定音。在此，我们不妨记住宋人范成大的一句诗：“学力根深方蒂固，功名水到自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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