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来挑去就那几样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院肖丽很喜欢北京画院的品味和风格，只要有新展，就会不辞辛苦地从海淀直奔东三环，这里的艺术品商店也经常让她流连忘返。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品玩一组取材自齐白石花草画的杯垫。
“我去国外的时候，经常会买一些艺术衍生品。”肖丽讲述，她有逛艺术品商店的习惯，比如，花三个小时逛博物馆、美术馆，她会拿出一个小时专门挑选衍生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都让她念念不忘，里面的很多商品设计感非常好，而且开发的范围很广，她回忆，台北故宫根据馆藏、展览，甚至围绕一个人，设计了很多头饰、珊瑚做的坠子、筷子、钱夹，样式都是从古画里借鉴的，很有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而且价格适中，她非常愿意千山万水地背它们回家。
“比如一幅名家绘画，他们会在里面挖掘出深度、厚度，开发出各种产品，这体现了由艺术品到消费品的这种衍生性的丰富。”肖丽说。
相比之下，国内艺术衍生品的种类相对匮乏，很多艺术衍生品就是简单地将水墨画印到产品上，没有创新。这让不少爱好者经常感慨，挑来挑去就那几样，同质化太严重。
由于开发不全面，还导致国内艺术衍生品的种类少，多数衍生品将目标瞄准投资市场，而非大众消费市场，定价较高。望而却步成为不少人的心声。
一般艺术衍生品价格是根据艺术品的价格来定的，根据艺术品价格的高低按照百分比来进行价格定位，或者按照艺术家版权需要的费用来定价。国内很多艺术家并不太懂知识产权的授权费用问题，经常会漫天要价等，这都为定价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品质不高难入法眼
除了种类少，品质不高也经常让国内的衍生品入不了肖丽这些资深爱好者的法眼。
“国内不少艺术品商店也卖丝巾，但品质很差，对原作品的提炼不够。”肖丽举例说，丝巾是世界各地艺术品商店的主流产品，但她尤其偏爱日本美术馆出品。“从材质上到思想形态的挖掘，都有差距。”
“我也买过胶带，胶带上写满‘丁’字，我有朋友姓丁，这就会非常吸引我买回去送给他。”台北故宫对衍生品开发下功夫之深，让肖丽印象很深，至今她还记得，甚至一些免费的纸袋，上面印的都是《怀素自叙帖》，让人感觉又有品质又有品位。
眼界、思想开放、想像力，肖丽认为，这是制约目前国内衍生品品质不高的难题。“用心程度不一样，艺术品被放大的价值肯定也不一样。”在她看来，上海博物馆、北京画院在传统文化开发方面走在国内前列。
在北京画院艺术品商店，可以看到，一颗胸章12元，一套陶制的侠客杯306元，一盒16件杯垫60元，一幅水印的画作5000元，一套明信片26元，店员介绍，一般周末生意比较好，有时一天能达到一两万元。其中一组四个杯垫印有齐白石蛙、虾、蟹、鱼的杯垫售价16元，制作精美，价格适中，几乎每位到店者都会带一套走。
除了前期设计和定价缺陷，艺术衍生品在生产交易链条中也面临一定问题。艺术衍生品对供应商的要求很高，因为跟艺术挂钩，制作要精美，对工厂的要求较高。而目前国内的现实是，艺术衍生品很少量产，一般都是300至1000套的生产规模，小工厂达不到质量要求，而大工厂觉得量少不愿意接单。
销售渠道比较单一
目前国内的艺术衍生品主要通过艺术区和博物馆的实体商店销售，博物馆商店里销售的艺术衍生品往往是配合展览出售，销售上不了规模。
据国家文物局的调查显示，国内衍生品产值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博物馆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而英国TATE博物馆商店年销售额折合人民币3亿元至5亿元，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商店年销售额更高达5亿元至7亿元人民币。
“不得不承认，各级博物馆在利用藏品和开发产品上总体是落后的，大多数重展览轻利用。”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曾表示，他也曾努力寻求开发艺术品资源、创新艺术衍生品的途径，但是却发现很难实施，“如果我们现在把国博的镇馆之宝开发成各种纪念品，或者广州艺博苑文同的墨竹图用来开发冰箱贴、笔记本，谁会来买？能认识到文同墨竹图的重要性和独特审美价值的又能有多少人？我也希望开发三五百种纪念品，但投入的成本何其大，结果很可能根本没人买。”
而在这些难题面前，金融资本裹足不前便显得十分自然，反过来，这又限制了艺术衍生品产业的进一步开拓。
大众审美提高了，才有更多人把博物馆带回家
业内人士指出，国内的博物馆艺术衍生品却大多创意缺乏，产品单一，如何更好地发掘博物馆的文化元素、更多精彩的创意，并且传播推广创意产品，获得更多人喜爱？
好的市场离不开策划和推广
在这个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经验值得借鉴。据了解，台北故宫近些年推出了2400多种的文创产品，不论是“朕知道了”胶带爆红，还是翠玉白菜卖到断货，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这些文创产品巧妙地将居庙堂之高的艺术珍品与日常生活用品相结合，才能走进了普通百姓之家。
自今年开始，故宫密集推出了艺术衍生品。但相关专家指出，要让这些衍生品深入人心，还需要找准传统和现代和结合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包括故宫在内的国内博物馆要做的还有很多。
此外，艺术衍生品也需要好的策划和推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说，博物馆不能远离观众，博物馆要做到与人亲近要依靠与人们亲近的活动。台北故宫博物院曾推出衍生文创商品设计竞赛，进行特展预热和推介。为了提升设计品质，博物院特别为参赛者举办了国宝100之美学解析讲座、设计创想营等，以增进参赛者对院藏文物内涵及创意化潜力的理解。这些艺术衍生品是博物馆与超过90家厂商合作的“让文物再生与重生”的产品，这也让“时尚”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新形象。
“朕知道了”胶带纸便是由两名大学生创意设计，他们希望故宫文物能活泼起来，吸引年轻人。“朕知道了”来自康熙的御批“朕安”和“知道了”，他们巧妙地把两句话结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新鲜词语。被网友称为“霸气侧漏”，新鲜、有趣、话题性强，令这种售价仅为40元新台币的艺术衍生品颇受欢迎。但这款产品本身是有严格的文物史料出处的，堪称高端文物与低端文创产品结合、衍生的典范。
推广公众艺术审美扩宽消费基础
“衍生品是博物馆知识消费的延伸”，中央美术学院国家数字媒体创新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彦风说，希望在未来，博物馆每一件文化产品都能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使更多的观众能够心满意足地将“博物馆带回家”。
此外，陈履生认为，没有很好利用藏品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利用藏品需要投资，需要社会群体的支持，但这方面往往缺位。另一方面是购买力的问题。这两方面原因都来源于社会公众并不了解博物馆的经营和管理，也未能普遍具有审美能力。
市场人士认为，艺术衍生品本身就具有艺术审美的普及功能，而要公众接受艺术衍生品，又需要公众具备一定程度的审美能力，两者相辅相成：“如果能推广艺术审美，加强公众对艺术品的关注意识，艺术衍生品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
文化部部长蔡武近日指出，中国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是4万多亿元人民币，但2013年文化消费实际规模是1.6万亿左右，还有3万亿的空间没有发掘出来。如果开发的好，艺术衍生品完全可以在3万亿的空间里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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