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追溯徐冰创作生涯，这一思路早在其《天书》等作品便有，“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用文字，也是因为文字是最日常、最没有问题的。我们不会对文字有任何疑问。你把文字做一点点的改变，即是对人类文化概念的核心部分的触碰。”
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后，随之而来的是与85美术新潮相伴的文化热，聚会、诗会和沙龙不断。对徐冰来说，经过社会实践获得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的涌入、讨论在徐冰那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在场。而日益加剧的文化喧嚣、文化讨论的浮华最终让徐冰产生了想要做一部自己的书来反思这样的现状。
就这样，1987年，徐冰参照古字典，破天荒地编纂出一套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伪汉字”，然后再将其一一刻印在木头上，排列成活字印刷板。为了刻这些字，徐冰在屋子里把门一锁，这种完全像匠人般的工作，让他觉得踏实。他一刻就刻了一年，刻了2000多个字，并于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这件作品。这些谁也不认识的“伪汉字”被视作向人们提出一种对文化的警觉之作。在西方艺术界、知识界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当然对于文字的厚爱或也可以追溯到徐冰少年时代。他的父母均在北京大学工作。由于母亲工作忙，有时就把他关在图书馆。而周边的老先生个个也是身怀绝技，“我当时生活在北大，身边不少是能写书的人。当时不知道，后来接触文化才发现，原来这些邻居老先生都是那么了不起的学者。”
游走于学院和学院之外
自己在东西方参与艺术创作和教育的经验，用在中国艺术教育上。同时让我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是什么东西让它在运转。
“在美院的时候，有个女模特会看手相。她给我看，说你这个人颠沛流离。我们同学都不相信，因为整个一届就我一个人留在本校教书。可事实上，我后来的生活，验证了她说的话。”
这或许只是一句戏言，但徐冰这么多年的轨迹虽不能说颠沛流离，却也是不断地游走于学院和学院之外。
1990年，徐冰接受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Honorary Fellow)赴美。从学院走出，开始了他18年海外独立艺术家的生涯。
北京人在纽约的最初时光里，徐冰很快便引起了美国艺术界的注意。1991年12月，徐冰凭借《天书》、体量惊人的《鬼打墙》以及木版画《五个复数系列》获得了美国首展的成功，也带给徐冰更多的自信和启示。在他看来，作为他者，你的东西必须可以补充西方文化中缺失的东西，而自己所携带的文化基因便起了大作用。
另一方面，18年的海外生涯也让徐冰获得了另一种视野，“那里毕竟是另外一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差异很大。在思维中补充了另外一部分参照内容，对我理解当代艺术、艺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都有益处。当然最大的收益是对我自己的文化更敏感、更珍惜。”
在对自我文化敏感和他者文化的补充之下，1994年徐冰开始设计“新英文书法”。这种以英文单词为体、汉字为形的方块字，与《天书》里无人能懂的伪汉字不同，它是可以阅读的，这又成为他的一件标志性系列作品。
尽管当代艺术领域盛行样式化明显的创作，但徐冰却用充沛的、多样的创作证明了自己旺盛的创造力，包括《喜马拉雅计划》、《烟草计划》、《木林森计划》、《何处惹尘埃》等国际艺术项目、作品。徐冰说，自己对艺术的态度是，“你生活在哪就面对哪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这是我一贯的态度。我做艺术从来不从形式、风格、流派这些角度去进入艺术。”
在多种风格创作之外，徐冰对于独立艺术家和学院之间也在自由转换。2008年一纸任命，徐冰重返北京，回到了母校，担任起了中央美院副院长。繁琐的事务、具体的会议都需要去面对。为此，徐冰将家安在了离美院很近的地方。
从经济角度看，学院的工作挤压了艺术创作时间。那为何还要去做，这个问题徐冰不止一次地被问道。在他心里自然有答案，“但也有收益，那就是自己在东西方参与艺术创作和教育的经验，用在中国艺术教育上。同时让我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是什么东西让它在运转。”在问及是否在熟知这套运作系统后会萌生重回独立艺术家的念头，徐冰回答得很机智，“这都看需要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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