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全球化背景将中国的物理外貌全面地裸露在世界人们的面前，可以想象并且也是事实，官方媒体几乎不会去正面呈现那些充满问题的风景，出现在媒体中的物理中国所具有的闪闪发光的效果，的确让人们眼花缭乱。对1978年之前的中国现实有亲身体会的人来说，如果仅仅在物质领域对今天的与过去的中国进行比较，容易得出“天壤之别”这个结论。
就像很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里宣示的那样，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物质领域里的“进步”满足了人们——主要是城市里的人们——的基本要求，当“中国制造”也成为全球范围内一段时间里时髦的概念时，很多人——当然包括那些年轻的艺术家——很自然地、似乎也很容易地将今天的世界理解为一个与上个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理解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学术界和艺术界，关于“后现代”理论已经从90年代初泛滥了近二十年，大街小巷充斥着在全球范围流通的商品，而互联网所带来的全球链接甚至也让人有消除国家边界的幻觉。在艺术圈子里，艺术家到纽约、巴黎、威尼斯、伦敦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众多城市参加展览或出席活动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这也非常容易导致人们对边界——国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生活习惯——的模糊。差异当然有，但是，除了谈及自己的艺术，似乎中国的现实与西方国家没有太多的差别，甚至，当艺术家们和他们的朋友们住进欧洲城市的某一个酒店，也经常感受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上的“落后”：没有互联网，没有豪华的装修，电视机看上去太陈旧，甚至没有洗漱用具（尽管中国艺术家知道这大概是出自环境保护的理由）。
物质领域里的变化导致人们普遍认为改革和市场经济具有基本的合法性，基于政治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间接性和隐型特征，也基于缺乏新的主导性价值观，可以肯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经验以及个人的知识背景开始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判断。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之所以给人有消除意识形态空气的感受和全球化色彩，就是由于决策、操作以及参与者不同的艺术观念、趣味倾向、利益诉求，以及政治敏感性消弭了单一的意识形态标准的缘故，还是有不少批评家仍然怀疑这样的“全球化”现实在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上的保证，可是，早在90年代初期就确定的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不必讨论的政治规定持续地保护着这样的现实。在中国，人们长期以来被要求接受将经济与政治分离开来处理的解释：用资本主义的市场和技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服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可是，这种解释在文艺领域里没有导致统一的价值判断与制度基础。部分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主要是部分学院教师）与体制有着紧密和松懈的联系，例如他们是学院里的教师或者教授，他们在不同的空间里凭借各自不同熟练程度的技术在体制内外来回游弋。可是，这不意味着体制内与体制外没有了界限，从90年代初逐渐形成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两个平行现实明显地存在着，不管体制内的艺术标准如何的模糊不清，旧有意识形态与寄生其下的官方标准的惯性仍然存在，而那些必须依赖画廊和市场交易的艺术家却完全不受制于这样的惯性。结果，在一个中国，无形中存在着两个艺术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的信息经常也在同样一个网站（例如雅昌艺术网站）中出现。 2000年之后，没有人有充满说服力地指出艺术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在不断有资本家占据主流的合法身份（如果愿意，他们也可以加入到曾经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队伍中去）的时期，艺术的服务对象与发展方向以及艺术的机制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在民间和私营企业开始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究竟什么内容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文艺要表现的对象？复杂的经济成分产生了复杂的社会阶层，究竟哪一个阶层才是这个社会的主要力量，抑或不同阶层构成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整体？官方美术体制内很少有人正面考虑、更不用说回答这些问题。不过，经济领域里的变化和艺术领域——当然包括美术家协会——里不断出现的问题一直在告诉人们：中国正面临着制度上的变迁。
大多数人都看到了，经济领域的改革严重地影响到了旧体制的权威性，影响到了“专家”与“权威”的话语权。吴冠中是体制内的一位老画家，他是一个有趣的特例，因为他很直率地对文联、“美协”和国家画院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对此，官方的“权威”与“专家”表现出高度紧张与大发雷霆。根本地讲，他们从吴的批评中感受到了自己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合法性已经变成问题。事实上，这些机构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变化，文化艺术领域里的旧有意识形态标准仍然存在。站在改革者的改革步骤、策略与成本核算的立场上看，这些机构所消耗的成本相对于旧体制的其他领域微不足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仍然不能放弃意识形态的宣传的条件下，这些机构的继续存在就有了政治上的理由，市场权力及其制度建设还没有进入到对这些机构的强制性干预，也就让那些利用旧体制苟且的人获得了机会。由于艺术产品具有立即兑现的商品属性，那些在体制里消耗纳税人金钱的人也同样可以将自己的作品通过权力与巧语投入市场，结果，他们不仅拥有权力资本，也同时获得了市场给予的物质好处，他们利用着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讲，资本也部分地维系着旧体制。
改革三十年，除了1989年“现代艺术展”对中国美术馆的民间借用，官方美术机构从来没有将中国现、当代艺术给予整体性的展出，这表明，还没有新的艺术制度来支撑新艺术和艺术家，艺术制度与标准还完全没有成为符合这个国家改革历史的制度和艺术标准。当国家美术馆究竟应该收藏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符合改革和这个国家的历史的实际要求时，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在私人财产受到保护已经被写入宪法的市场背景下，作为私人物品不断流通到社会中的当代艺术品，构成了建设新制度的重要资源，随着社会收藏日益增多，私人物品向公共品的转换就变得不可避免。在市场机制下，民间美术馆开始出现，可新问题马上就出现了，什么制度能够保障与支持民间美术馆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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