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让批评家困惑的一个现象是，在1993年之后就开始陆续获得国际影响的“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的艺术品在国际艺术市场上赢得了让人惊讶的“天价”。直到2008年，有批评家干脆直接对那些在拍卖场上获得“天价”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发起攻击。与此同时，参与对“天价”艺术家进行批评的也有老一代批评家，例如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的高名潞，他吃力地附和了其他批评者的观点。结果是，由于从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当代艺术没有受到官方“美协”的认可，直到2008年12月也仍然受到全国美协“工作报告”的指责，因此，至少在对待“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这两个艺术现象上，这些批评者的立场与官方“美协”的意见构成了事实上的一致性。
2008年，伴随着对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政策、暴风雪的灾难、“藏独”利用奥运会在全世界的骚扰，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真的呈现出不妙的势头。5月，艺术家王广义、卢昊、张晓刚、岳敏君因对法国政府对“藏独”问题采取暧昧态度的不满而先后声明退出在法国马约尔美术馆的展览，引发了艺术领域关于“普世价值”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其立场和态度的强烈导致了部分人对这些在市场领域获得了高价位的艺术家的激烈指责与漫骂。很快，金融风暴导致的空气是如此地让人窒息，以至在10月举行的秋季拍卖，当代艺术遭遇到了更严厉的寒风，到了2009年的冬天，当代艺术生存环境出现了以“维权事件”为象征的严重危机。
然而，从更大的范围上讲，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继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购买商品，购置、控制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开采自然资源，进而在当地修建铁路、公路以及码头，并开始使用军事力量去保护这样一个正在扩张的过程，一个新的帝国形象隐隐约约地开始呈现出来，当胡锦涛在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会（2009年9月23日）上说出“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来时，人们已经敏感到，即便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中国也有兴趣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而这样的判断在美国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会上敦促各成员国“共同承担责任”以便应对“全球规模的挑战”的呼吁下得到了加强。也许有人会问：前述背景与一个将工作室设置在北京或者成都、昆明乃至更小城市的艺术家有关吗？当然有关，因为这些看上去似乎属于国家抱负的实施引发了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旦艺术家将目光放在了大街小巷，放在了那些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他会感受到这个时候人们面临着不可胜数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可以归结到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道德沦丧、民族冲突、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由于曾经所谓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已经崩塌、传统的文化思想还没有整体复苏，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又遭到不同角度——例如来自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方向——的质疑，这就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精神标杆，为复杂的价值观寻求寄生与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对艺术现象的历史判断增加了困难。在缺少共同价值观的时期，在那些几乎每天发生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的展览中，究竟什么样的艺术可以成为这个时期具有象征性甚至代表性的艺术？或者问，我们判断一件艺术品是否具有历史价值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将如何来看待今天的艺术问题？针对一种对市场与资本问题缺乏历史分析的观点，我们不妨也可以这样来问：艺术博览会里一件准备销售的作品是否就比一件陈列在美术馆里的作品更不具有学术性？一件在拍卖场上获得高价位的作品是否其艺术价值应该大大地受到质疑？概括地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层面上给予什么样的艺术现象以什么样的历史判断？
说到中国的基本语境，政治制度领域的转型与三十年来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形成一个吻合的模式，这样的国家现实被表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中国特色”的主要体现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作为结果的物质财富和不完全市场化的现实，而“社会主义”的性质则在官方媒体、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体制以及政治制度上获得了保证。也是这个原因，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管理的国家美术家协会才可以用纳税人的大量金钱去举办歌颂共产党的重大题材的绘画展览，而那些反映或者体现了现实问题以及新观念的艺术却继续在市场给予的不确定的机会中艰难地生存——它们与体制资源没有干系。
政治作为分配公共品的机制仍然对当代艺术起着钳制性的作用。一旦我们考察了三十年来的美术历史，考察了旧体制与市场要求的差异，就会看到，当讨论到艺术交流的平台，讨论到艺术品的交易环境与艺术家获得交易、交流的成本和资源条件时，政治对当代艺术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真正拥有合法交流的权力、机会和资源的是官方美术机构，这类官方机构控制着国家的代表权及其相关资源的分配权。那些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成为重要角色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完全没有成为这个国家当代文化的代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行使者，“美协”对这些艺术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根本没有给予理会，他们倒会怀疑，究竟是谁别有用心地将这些中国艺术家推向显著的地位？这突显了一个核心问题：谁是今天的艺术的公正裁判？不过，让人难以简单地表述的复杂事件是2009年11月13日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院。中国当代艺术院是一个官方的艺术机构，却容纳了从来对官方意识形态不予接受的当代艺术家（例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等），这些艺术家也从来就没有被全国美术家协会承认过，而现在，美术家协会的主席却不得不前来祝贺。这个事件是一个象征：曾经被指责为西方意识形态工具的当代艺术家获得了合法化的身份，尽管这种合法化并不稳固，可是也表明：旧有意识形态的坚固堡垒由于社会与国家变革的步伐同样也变得岌岌可危，具体地说，一方面，在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结束之后，直接针对美协体制腐败和艺术官僚的批评文章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种种迹象又表明国家资源已经开始有可能用于曾经被视为非法的前卫、现代和当代艺术，可是这些新的现象统统需要得到制度与社会的进一步支持。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