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罗岗、鲁明军：跨界对谈：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
鲁明军：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汪晖老师、罗岗老师，感谢各位!今天我们这个对谈的话题，主要是针对我们这次展览，所以，在讨论开始之前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可能表面看，讨论主题跟这个展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理论上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有着很强的很对性。
整体上这是一个关于青年艺术家的推介展，但实际上是三个展览，包括三个不同的主题，刘礼宾、胡斌和我每个人负责一块。我这个部分探讨的是艺术体制与青年艺术家的实践。
鲁明军："艺术实践难以逃离体制，青年艺术家只能以试错的方式进行局部微观对抗;回溯五四及以后的青年的历史与革命思潮，能给今天带来怎样的反省?"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艺术是一种体制化的实践，不管是你认同体制，还是反体制，实际都是在一种体制化的框架下展开的，你再怎么反体制，还是离不开美术馆、双年展、画廊、博览会，因此，可以说所谓的当代艺术或观念艺术，实际是体制性艺术。这个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艺术史上我们可以追溯到杜尚，甚至在他之前的库尔贝、马奈那里，就已经有所自觉，开始挑衅沙龙制度。但从杜尚开始，艺术实践则直接针对艺术体制本身，也就是说，所谓的艺术不再取决于媒介，而是一种关于艺术的艺术的一般艺术概念。
今天更是如此，这套体制实际已经非常完备，包括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整个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大的背景。那么，在这样一个艺术体制下，艺术家是怎么应对的，特别是在年轻艺术家身上尤其明显，因为这套体制在中国也就这些年才表现得格外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和资本的大规模介入，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中国问题，实际上全球都是这样。而且，这一两年来有一个变化，就是几乎全世界都在推青年艺术家。我想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艺术体制的问题。因此，我希望通过这个展览，从不同的面向揭示今天的青年艺术家的实践本身如何自觉和应对这套体制的。我的一个基本的预设是，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遵循这套游戏规则，但艺术又试图从这套游戏规则中跳脱出来，于是，对于大多青年艺术家来说，只有不断地付诸试错性的行动，这种行动不可能是整体性的颠覆，更多是一种植根于自身日常经验的局部的、微观的"误动"。
今天的话题是"历史、革命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构成"，我们特别邀请了汪老师和罗老师两位著名学者对谈，话题不是直接针对这套体制，但我相信它会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启示和行动的空间。
关于青年艺术家，这些年艺术界讨论的最多的是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现象，特别是在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弱，普遍知识化，精致化，甚至有人认为荷尔蒙的分泌都没有上一代的旺盛。这一点，我去年看里昂双年展的时候，感受非常深，如果不看标签和介绍很难去判断这个艺术家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到底在讨论什么问题，而这样一种现象似乎构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生态。那么，针对这种现状，艺术界自身也在不断地检讨、反省，比如今天流行的"社会参与"、"关系美学"、"人类学"，还有"后制品"等各种话语，都是针对这种现状的反思。今天，我们希望抛开这些，从青年的历史与革命思潮出发展开一些新的思考的面向。从五四到延安，到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至2008年前后，每一个时期青年都处在风口浪尖，都是行动和舆论的焦点，那么这样一种历史和"传统"对今天的这样一种现实能不能构成一些检讨和反省呢?我们先请汪老师演讲。
汪晖："青年问题是一种生命状态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要讨论青年，我们必得有一个重新讨论我们对自己的时代，重新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个独特性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好，不止是跟别人的差别，而且是有非常创造力地带动一个时代变迁的那种力量，但是它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青年的问题，首先来源于对于一个'时代意识'的问题。"
汪晖：谢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不过实话说，我因为展览没有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罗岗要不你先说说?
罗岗：你先讲，没关系。
汪晖：说是要讨论青年问题，一说到青年大家很自然地就会说，我先从稍微抽象一点的问题来说，因为一说到青年，大家都会讲年轻人，但事实上青年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不完全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问题，因为这个青年的问题说到最后，是生命状态的问题，是吧?我们回顾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青年问题，少年、青年、青春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一个时代要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把问题设定在青年人身上。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非常著名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办《新青年》的时候，开篇叫《敬告青年》，李大钊写了《青春》，非常重要的文章，《敬告青年》六大主义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记得当时他所说的这些话，我还把他的文章带来了，看看今天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对青年的要求，差异是什么。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提了六个原则，一个是他希望青年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东西就他的具体的内容而言，到今天已经成为青年一般的原则，但是很有可能有一些原则，需要重新充实，比如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个话说得很对，今天也一样，可是那个时候束缚我们的，我们要摆脱那个奴隶的那些内容，跟今天我们要摆脱的内容恐怕差别很大了，那个时候提出的理念，有可能也成了我们新的束缚，所以青年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教条地来对待的问题，总是来源于对一个时代的困境、问题的认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要讨论青年，我们必得有一个重新讨论我们对自己的时代，重新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自己过去编《读书》杂志，曾经在离开《读书》之前，出过一组文集，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重构我们世界图景"，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对一个新的生命的召唤，因为如果你没有新的图景，无论是思想、创作什么也不可能有。刚才鲁明军先生说，很多人的作品缺少独特性，他说的是差异，我更喜欢说的是独特性，因为那个独特性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好，不止是跟别人的差别，而且是有非常创造力地带动一个时代变迁的那种力量，但是它是非常独特的。
所以这个青年的问题，首先来源于对于一个"时代意识"的问题。陈独秀1915年创刊《青年杂志》的时候写了《敬告青年》，然后到了第二年1916年年初第一期创办《新青年》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篇，也是很出名的文章，我把这题目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文章叫《一九一六年》，大家可能都了解这个时期，为什么它叫《一九一六年》?他是这么说的，一个是他说，我们现在的人是二十世纪的人，我们不再是过去的人，现在是创造20世纪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所以他下面有一段很有意思，我把它念一下，他这段话是："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所以他说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五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
他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有趣，他的意思是说到了1916年这个年头，对我们来说应该有一个自觉，一旦有了这个自觉以后，在1916年，也就是1915年以前的历史都是古代史了，今天的人听这个话会觉得他过分的绝对，现在人大概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了，尤其过去20多年，在批评反思五四的时候，也都会说这是一个进化论的思想，因为都是新的越新越好，但在我看确实，他们都有进化论的思想，对新的崇拜。
但是这段话里面不完全是进化论，这段话里面是一个决断，是一个主观的决断。就是说，我到今天为止我要跟过去断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到了这个时刻，新的政治开始了，我不能再走旧的政治的道路，所以新青年的意思，对他来讲是开创一个具有新的政治的时代的意思，这个"新"不只是时间上的"新"，而是指新的政治。我记得我们这个系列对话里面还有一个讲历史是吧?陈独秀将1916年赋予独特的意义，与过去断开，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叙述，体现了他的历史观。
汪晖："这是一个趋向保守的时代，表现在挖掘传统，但是产生出的创新很弱，好像顶礼膜拜很多，把传统重新变成创造资源的能量却很少。"
今天这个时代，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趋向于保守的时代，看起来也趋新，但是它比较保守，保守表现在他去挖掘传统，但是在挖掘传统的时候，产生出的创新很弱，好像顶礼膜拜很多，把传统重新变成创造资源的能量却很少。这里头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讨论青年、讨论青春、讨论新的政治，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界定自己跟历史的关系。
我觉得在这点上，要有一个区分，什么样的区分呢?一个区分是说我们现在要讲这个新，不是简单的说拒绝传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决断，就是说我从此开始要跟过去许多的惯例，跟现在仍然控制着我们的这些历史的因袭，要有一刀两断的决断，也只有在这个决断之上，你才能够对历史、对传统进行创造，所以新政治的产生，不是产生于延续旧的，恰恰相反，是要跟它有一个断裂和拒绝的意识，在这个前提下所谓的文艺复兴时的去追溯希腊，找那个旧传统，才会是创造性的根源。
这两点我觉得要区分开来，一种区分是说它并不是说像过去说的反传统拒绝传统，不是那么简单，就像文艺复兴一样，他是要回到传统的，但这个"回到"是以历史的断裂为前提的，而不是一般地说延续这个历史的脉络往前的。比如说唐代晚期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他说"文起八代之衰"，什么意思?他实际上是意识到文脉到他这早就断掉了，我要去追那个东西，是以断裂作为前提的，先认识到断裂，而且意识到这个情景，然后才认识到我必须重新去找这个东西。所以任何一个时代新的政治发生的时候，想要从一般性的延续当中找到这个新是不可能的，一代人产生出来的时候，就得要有这个决断，但这个决断背后对待传统，对待古代传统、现代传统，各自有不同的态度，在里面寻找不同的创新的契机，那是另外一个意义。这就是所谓自主的意思，自主就是从这开始的，这是很有趣的一点。
汪晖："在艺术领域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寻找差异的努力，看上去在寻找差异，结果寻找差不多，为什么那么多双年展看上去差不多呢?每一个都追新逐异，可每个都差不多，为什么每一个追新逐异每个都差不多呢?这背后控制差异的逻辑，也不过就是商品的逻辑而已，就是他一样的在背后的控制之下在寻找，所以这个时候当然看起来都是青春的，其实早已经是白头了，早已经是一个衰相。
青年的问题再度浮现的过程，等于是要我们重新去提供，我们自己对自己生存的世界，有一个重新认识，有一个新的决断，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再说一篇我也很喜欢的文章，就是李大钊写的这篇《青春》。青春是什么?青年这个意思好像是指年轻人，但青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能量，所以一个人可以活到很老，可是身上有活力，也就是青春永驻，一个人可以很年轻，可是他已经老了，他没有创造力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青春只是指青年的意思，青春包含了对生命活力的一个理解。
所以李大钊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历史上不断的要有青年就有白首，这个总是在变化当中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创造这个青春，所以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人们创造过程的产物，青春它既是自然，但同时它是创造出来的，一个可以从内发出来找到它，使得这个青春能够永驻。所以他说这个"致我为青春之我"，要让我变成青春的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这是他说的，所以后面他也用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总是变和不变构成的，他说："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大家都知道这是从苏东坡的《前赤壁赋》里面出来的一个关于青春的一个理解。苏东坡的原话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欲我皆无尽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强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青春之进程。
我现在说的多少有点抽象，把这个话放回到前面，刚才鲁明军先生特别提到，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好像同质化、重复，好像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特别有自我，特别的追求自我，结果每个自我看起来都差不多，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从幼儿园开始到高考到大学毕业到找工作，到选择工作的方式，寻找市场的方式，把自己最终转化成为一个商品，卖出去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所谓的"自主的非奴隶的"，这个就是"奴隶的"。因为如果你所有的生活进程，都被这个逻辑宰制了，那就无所谓青春，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为把自己创造成为一个价钱稍好一些的商品在努力。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最后都是以此为目的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今天客观上如此，那我们寻找差异，在艺术领域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寻找差异的努力，看上去在寻找差异，结果寻找差不多，为什么那么多双年展看上去差不多呢?每一个都追新逐异，可每个都差不多，为什么每一个追新逐异每个都差不多呢?这背后控制差异的逻辑，也不过就是商品的逻辑而已，就是他一样的在背后的控制之下在寻找，所以这个时候当然看起来都是青春的，其实早已经是白头了，早已经是一个衰相。
所以在今天有意义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回溯20世纪，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五四传统的历史，它的具体的内容，我觉得都可以重新讨论。那个时候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新人的创造，所谓的青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这个范畴是跟当时人们理解中国最关心的主导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过去《新青年》创刊的时候，正是袁世凯复辟，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处都在讨论中国的危机，中国政治往何处去等等，那个时候大家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哪?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哪?绝大部分的讨论都寄托在，比如说政党政治，议会道路，宪政民主，怎么样去找到一个主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政治，可是《新青年》提出的问题，恰恰是跟所有这些思考中国社会的方式当中，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他提出的问题是青年的问题，语言文字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妇女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因为他意识到只有从这开始，才是新的政治的奠基，新的政治体才能被奠定。如果又回到那些反反复复不同的人在追究的那些问题，只能再一次堕入到老政治里面去。
所以他所说的青春就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对于青年的追寻，《青年杂志》、《新青年》，能够带动起白话文的运动，新文学的诞生，诗歌的创造，对于这些创造本身他的成果都可以有反思，白话文的得失，新文学的得失，新诗的得失，对旧诗的态度的得失，对传统态度，这都是可以谈的，但是毫无疑问，正是通过对青年、青春这样问题的追究，一个新的政治的途径得以展开，为20世纪铺垫了未来，这是直到今天还起作用的那样一个政治的过程，就是从那个点上开始的。
到今天我们发现，那样的点可能逐渐地在衰竭，我们现在需要寻找新的出发点，所以青年的问题再度浮现的过程，等于是要我们重新去提供，我们自己对自己生存的世界，有一个重新认识，有一个新的决断，这样的一个过程，谢谢，我就说这些。
鲁明军：谢谢汪老师!我想汪老师最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他认为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所谓青年就是五四时期所谓的"新人"，这种"新人"可能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那种面目之"新"，而是指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政治和新的文化，或者说，是指一种新的跟历史的关系，跟传统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最后还是要落在语言、教育、家庭、伦理这些非常具体、非常基础的层面。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今天来看，所谓的青年、新人，及其所遭遇的现实，实际上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因此与其说是我们在推青年，不如说是在推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政治和新的文化，关键在于，这些同样要落到一些具体、基础的层面上。下面，有请罗老师发言。
罗岗："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不就是他始终感觉到，虽然进城了，但来自农村的贫困的烙印依然深深地打在他的身上?就这样，涂自强成为了马加爵的精神兄弟。于是，从高加林到涂自强，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下坠的轨迹。"
罗岗：好，谢谢明军，也谢谢汪晖老师，刚才汪老师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五四新文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本很重要的杂志《新青年》开始说起，讨论到这样一个青年的问题。那么，我想回应的是刚才明军问的问题，不过我想从当代谈起，因为在大学中文系教书每年都要指导学生写各种各样的论文，从本科生三年级开始写学年论文到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还有研究生要写论文，我今年突然之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不约而同的有几个学生--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他们选择了当代一部小说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这部小说是2013年湖北作家方方发表的作品，叫《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部小说最初刊登在北京的《十月》杂志上，后来专门出了单行本。当时我在杂志上看到这个小说，第一印象就认为这篇小说有意思，但写得并不好，在艺术上不是很成功。那么为什么一部写得并不是很好的小说，可以在年轻人那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呢?是因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所涉及核心的问题，一下子让很多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对这部小说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那么这是怎样一种共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共鸣?
这就需要回到这部小说中，涂自强是一个农村青年，小说一开始就写他考上了大学，作为农村出来的孩子，考上大学当然是好事，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进入大学之后他怎么办?首先在大学里读书需要付学费和解决生活费，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然后大学毕业后，是否能在城里面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扎下脚跟之后，能不能把自己的爸爸妈妈--小说中涂自强的父亲过世了，他把妈妈--接到城里面一起住?小说描写的就是当代青年特别是当代农村青年进城之后很卑微的愿望，也就是否能够在城里面扎下根、站住脚的故事，但涂自强这样一种卑微的愿望最终页没有实现。
小说的题目为什么叫"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因为这是一个近乎无事的悲剧。涂自强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他想"自强"，不过不仅没有成功，而且最后生癌症死了。看到这样的结局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满意，不过我想方方是有意为之的，好像是莫名其妙写他生病而死，其实想强调涂自强在"自强"的过程中并遇见什么坏人，相反，碰见的反而是各种各样都希望给他帮助的好人，尽管如此，但涂自强还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与今天很多暴露当代底层苦难生活的小说相比，《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并不是一部看上去特别尖锐地揭露黑暗，批判现实、态度激烈的的小说，可是，它为什么能引起那么多人关注，甚至可以说造成了某种轰动呢?
我从学生写的文章以及后来看到的很多评论中发现，大家基本上都认为，这部小说虽然在从艺术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无形之中却通过涂自强这个形象的描写，成为了这么多年来比较集中地对当代青年社会状况和思想状况的一种表达和一种症候。已经有评论家指出涂自强的遭遇是不是当年高加林故事的继续?因为路遥的《人生》，当时描写了一个叫高加林的农村青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可他千方百计想进城，虽然经过了各种努力，最终还是没办法在城里留下来，因为他是农村户口，所以必须回农村。就农村青年希望进城扎根这个角度讲，有人认为涂自强会不会是高加林的"精神兄弟"，或者说涂自强的命运是新时代高加林命运的继续。但很快发现，涂自强并不是高加林命运的继续，因为小说一开头，涂自强就考上大学了，考上大学意味着他和当年的高加林不同，取得了进城的资格，而且他考上大学后，马上就与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女朋友分手了，涂自强的女朋友也觉得自己既然没有考上大学，你进城了我还是乡下人，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所以和女朋友的分手，某种程度上也是和农村的分手，几乎没有什么悲情的色彩。但另一方面，30年过去了，把涂自强和高加林联系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两篇小说讲的都是农村青年进城的故事。不过，这种精神联系同时也是一个精神下坠的过程：1970年代末的高加林身上还包含着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可他被"卡"在通常所说的"城乡二元体制"中，尽管经过了种种努力，最终还必须回到农村;今天的涂自强面临的问题与高加林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他考上大学，取得了一个进入城里面的身份，但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却没有办法在城里面扎下根来。所以，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高加林当时能不能进城的问题，而是进城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一个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他有没有可能在城市扎下根?如果考虑到这样的问题，那么不难发现，与高加林的自我实现相比，涂自强已经没有什么精神追求，仅仅是要满足一个卑微的愿望。
而在这个意义上，就有人进一步指出，涂自强其实已经和高加林没有什么了关系，如果说要给涂自强找一个现实对应物，那就应该是马加爵。和涂自强一样，马加爵作为一个农村来的贫困青年，他也考上大学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进了城之后，发现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贫穷的身份，而且这个身份成为别人歧视他的一个重要理由，由此心理失衡，把同屋的同学都给杀了。马加爵的悲剧不只是一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揭示出城里面有一种衡量人的价值的重要逻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商品的逻辑"，或者更直接的表现为"金钱的逻辑"，所谓"贫穷"成为一种身份，也就是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细节，涂自强上大学要交学费却没钱，他怎么办呢?于是就从家里面一路打工赚钱。到了学校要交学费了，别的同学或者拿出来一沓一百块的，或者拿出信用卡来刷卡，涂自强却是把一路上赚来的碎钱，有两块的也有五块的还有十块的，都铺在桌上，这些钱脏兮兮的，甚至是带有汗味或别的什么味道......虽然同样是钱，但涂自强的那些钱和他的同学的钱已经不一样了，在他交的钱上，已经打上了贫困的印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不就是他始终感觉到，虽然进城了，但来自农村的贫困的烙印依然深深地打在他的身上?就这样，涂自强成为了马加爵的精神兄弟。
于是，从高加林到涂自强，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下坠的轨迹。从高加林很容易联想到1980年代另外一部小说铁凝的《哦，香雪》。这些作品讲述的都是农村的孩子和农村的青年怎样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理想的故事：有的是具有一种类似拉斯蒂涅或于连般的野心，比如高加林就是有一种个人要出人头地的想法;或者像香雪那样，渴望用知识改变命运，将来可以考大学，但大学毕业之后还可以回来改变农村的面貌。由此可见，19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积极乐观的向上的能量。但无论是个人野心还是青春梦想，到了涂自强这儿为什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这仅仅是他"个人的悲伤"吗?还是某种"历史的表征"?有一个学生写的文章，用了一个"大词"，称"涂自强"是"历史终结"之后的青年。所谓"历史终结"之后，就是刚才汪老师也讲到说的，支配差异的逻辑最后变成了商品的逻辑。就"历史的终结"而言，应该看到在"历史"没有"终结"之前，虽然也是商品的逻辑也即资本主义的逻辑当道，但人们相信还存在着一种替代性的逻辑，也就是说具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商品的逻辑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逻辑。可是"历史终结之后"，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整个世界都被商品的逻辑所支配，再也没有替代性的方案了。涂自强虽然考上大学，可大学已经不是原来的大学了。假如高加林当时也考上了大学，那时的大学是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这是一个今天听上去非常陌生的说法--或者说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有用人才。但是，今天的大学所要培养的是什么呢?在座的肯定有很多大学生，如果将来有一天去找工作，到用人单位面对的是什么?当然是HR，HR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力资源部门。所以，今天大学培养的是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也即"劳动力产品"，说它是"产品"而不是"商品"，是因为这个"产品"还需要放到"市场"中看看有没有"买家"，有了"买家"，"产品"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转化为"商品"。至于能不能卖出去，以及卖一个怎样的价钱，当然整个都由商品的逻辑来决定。这样看来，大体上就明白了，涂自强考上大学和(假如)高加林、香雪考上大学，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涂自强从进入大学交学费开始，实际上他就面临着商品的逻辑和金钱的逻辑。这也是使得他精神无法飞扬的原因。
不过，就像我前面所说，涂自强并非没有理想，可以，尽管他的理想很卑微，却在今天这个强大的商品逻辑面前，还是碰得粉身碎骨。在这个意义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包含了当代青年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价值上的悖论。这部小说为什么要写涂自强来自农村?这个来自农村的身份，除了要涉及到今天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要表达他个人贫困的根源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涂自强一种来自农村，来自乡土社会的朴素却又执着的想法，那就是通过艰苦扎实的劳动，可以实实在在改变自己的命运。注意，这里所说的"劳动"，不仅仅指的是在地里干活或者进城里打工，也包括靠个人的刻苦学习，能够考上大学。涂自强考上大学不就证明了这点吗?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取笑湖北黄冈中学还有什么毛纺厂中学，说这些学校办"集中营"的方法来训练中学生高考，觉得很畸形。但我却一点笑不出来，而是感到深深的悲哀和同情。这些三线四线城市的中学生怎样才能和譬如上海这样大城市的中学生竞争呢?除了地域差异带来的教育不平等，在加上如上海许多重点大学都有自主招生，而自主招生更看重考生的素质，所以上海重点中学都注重学生的素质培养。这样一比较，那些以集中营方式办学的内地中学吃相就更难看了。但你没法笑话他们，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只能是在不平等竞争的条件下，他们用时间来和比拼质量。这就是所谓"超强劳动"，你读五小时，我就读八小时，你读八个小时，我就读十二小说......这就是各地高考集中营式中学成功的秘诀，当然是非常残酷的做法，甚至很可能只培养出什么"考试机器"之类来。但在这里面，还是有一种试图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变命运的可贵努力。尽管对这样的做法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就像对高加林为什么一直想要留在城里一样，从来不乏质疑的声音。不过，年轻人不安于现状，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能够带来社会变动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如明军所讲，艺术上的创新肯定没有了。我想说的是，岂止是艺术创新，假如年轻人不想改变现状，不想批判体制，不想对现实的问题置疑，不愿对整个支配性的原则挑战的话，那么整个社会肯定是没有活力，死气沉沉。某种情况下，也许你可以不同情高加林，甚至指责他不爱巧珍是道德上不负责，但为什么高加林会成为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把情感投射在上面的一个文学形象呢?是因为他代表一种青春的能量。这样一种能量在涂自强身上却逐渐消失了，他最初也相信劳动可以改变命运，可是到了城里面，即使拼命劳动，却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涂自强的父亲死后，母亲在农村无依无靠，他就把母亲接来住在一起，涂自强要养活自己和母亲，于是去打工，小说写了另一个和他一起打工的中文系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和他说，这样打工是没有前途的，根本赚不到多少钱，最好是找一个有钱人结婚吧。果然后来就有一个中年男人开车把女生接走了。涂自强很受刺激，觉得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这种方式，也就是依靠广义的劳动来达到某种目标的那条路，好像已经走不通了。这就是涂自强的"个人的悲伤"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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