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理论方向和实践依据，影响并生成了以文学工具论和作家改造论为中心的文学意识形态观，强调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斗争，借助中国当代文学体制而成为文学政策。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方向文学政策

    在我看来，讨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阐释和还原，挖掘它本身蕴涵的意义内涵和特征，二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下，重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性”，考量它对当下文学的启示和贡献，三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置于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批评，探讨它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本文所取立场就是第三种视角。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如同洪子诚先生所说：“对‘当代文学’的生成，需要从文学运动开展的过程和方式上去考察”①。应该说从40年代开始，延安的文艺整风和解放区的文学实验，都可看作是当代文学的直接渊源，毛泽东文艺思想被规定为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并最终成为当代文学的中心意识形态，可看作是当代文学发生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现代中国文论的生成都有西方文化和文论的触媒和背景，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现代西方文论中的经典理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实践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中国现代有以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群体，在现代文学实践方面，却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创作流派。鲁迅和茅盾常被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鲁迅后期的杂文和小说《故事新编》有着独特的现代主义精神气质和艺术风格，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和《子夜》等小说也有着强烈的情感感受，他对都市青年和都市生活的体验有着自己的个人色彩。中国左翼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群体，虽然它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并不具有一致性，而是异彩纷呈，各有各的艺术个性。吴组缃、张天翼、沙汀、艾芜、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创作难以用无产阶级文学之名去概括，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去进行分析和阐释，这就是说，左翼文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主张与左翼作家的文学写作有着相互分离和脱节的一面，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结合。
    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文献，它主要就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文学与无产阶级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文学批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它的出发点并不是讨论文学本体论，而是出于组织文学创作、领导文学队伍、改造作家思想的目的，而提倡文学工具论和作家改造论，把文艺看作“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实现文艺这一崇高目的，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②文艺问题就转变为文艺工作者的问题。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更直接地指出：“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并且说这是“党的政策”③。五四新文学以来所确立的“作家”概念变成了“文艺工作者”，作家是从事“写作”职业的行家，文艺工作者的涵义就要宽泛得多，从事文学艺术工作，包括文字工作的都可称为文艺工作者。“讲话”从文学功能出发，以组织文艺参与特定历史革命为目的，针对文艺现状主要是作家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和在普及中提高，加强文艺统一战线和文艺批评等问题。
    毛泽东文艺思想有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革命战争、五四新文学和延安整风的多重背景，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种形式本身也有对象、目的和方式的限制，不完全具有个人的纯粹理论表达形态，而带有鲜明的文学政策指导性质。在“讲话”的指导下，解放区作家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实践，他们的创作相对于五四新文学而言无疑具有另一种文学“实验”的性质，创造了新的文学样式。当然，解放区文学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它的异己者和多余人，且不说被批判的王实味，就是赵树理、孙犁、丁玲等也有越轨的情调和笔致。无论结果如何，相对于2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30年代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学创作现实的融合。正是由于解放区文学的“示范”和成绩，毛泽东文艺思想才拥有指导文学创作的合理性。它对整个中国文学发生全面的影响，获取理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则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
    第一次“文代会”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定、确立了“文学新方向”，二整合文学资源，建立文学新体制。40年代的中国文坛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倡导“主观战斗精神”，并开创出以“七月派”为代表的体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朱光潜、萧乾等则坚守文学的自由主义精神，认为：“自由是文艺的本性”，“反对拿文艺做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献媚的工具”④，“站得住的作家，绝不宜受党派风气的左右，而能根据社会与艺术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⑤并且，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的创作也有着文学审美和艺术的别样声音和形式。当然，在国统区文学内部已经开始了文学的清理工作，如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就已显露出文学的斗争意识和批判意识。总的说来，它处在一个大转折的变动时期，出现了多种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与现代社会的变迁与运动密切相关，在40、50年代的交接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革，一个新型的社会形态即将出现，文学也在这个时候以会议的形式既总结了一个文学时代，又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
    文学会议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形式，值得深入研究。西方有文学沙龙，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刊物也常以请吃饭的方式联络感情，组织作品，当代文学则演变成了文学代表大会、文学座谈会、作品讨论会等会议形式。会议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组织方式，代表大会又是现代议会政治的产物，因此，文代会潜在地就具有政治性质和组织特征。第一次文代会并不文学组织内部的会议，而是文学的政治会议，会议的组织、报告和议程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发贺电、朱德致贺词，周恩来做“政治报告”，毛泽东到会看望文艺代表并致意说：“我们欢迎你们”，在这里已出现了“我们”与“你们”的分别。郭沫若、茅盾和周扬的三个文艺报告也围绕如何统一文学方向，建立文学新秩序展开。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强调文艺工作者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其中所谈到的文艺军队观、文艺为人民服务、普及与提高、文学的组织领导等问题是对“延安讲话”的继承与发扬，并明确提出要“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在毛泽东文艺方针之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这里地一次被作为毛泽东文艺方针，文艺方针即文学政策，具有国家意识形态、制度规约和原则要求特点，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和现实操作性，隐含着国家主体和政治主体意识。郭沫若的报告强调了文艺统一战线，茅盾的报告则带有检讨性质，在总结国统区文艺成绩的基础上，更多的是陈述国统区文艺运动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并检讨了根源，如作家存在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等。应该说，真正在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周扬所做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关于解放区文学运动的报告。其中认为解放区文学表现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也曾经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统一说法，该报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他把解放区的文学实践看作是一个“开始”，认为“毛主席是《在延安文艺座谈论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⑥用绝对化的语气把“讲话”阐释成了文学方向，并且是“唯一”的方向，这对以后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斗争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另外，周扬还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学习“各种基本政策”，并宣传“政策”，也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政策理论。如果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主要停留在理论的总结和指导，那么，周扬的“报告”则把它阐释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政策。从文学理论到文学政策，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文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参与推动的同时也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毛泽东文艺思想最终成为一项文学政策，还需要借助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新的文学体制的建立包括对作家身份的重新确认，文学组织关系的建立，文学刊物的创办与管理，文学批评的实施等等，它们成为贯彻和维护文学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文学方向（理论）和文学体制由此成为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最大的两股力量，文学方向是文学目标和理论纲领，文学体制是文学发展的轨道，它组织实施文学创作和文学意义的确定。1949年7月成立了对50—70年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艺团体——“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1953年改为现名，简称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被规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这两个团体的主要负责人都是知名作家和理论家，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谢冰心、林默涵曾担任过文联的主席和副主席，茅盾、周扬、巴金、老舍曾担任过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在理论上，“文联”、“作协”虽然表面上都是群众性质的社团组织，但实际上却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文联和作协的“书记处”和“党组”才是文学的权力中心，它们直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不断以“文学会议”和文学运动方式贯彻文艺的方针政策，推行文艺的政治路线。
    50年代的文学刊物有别于现代文学期刊的“同人”和“民间”性质，而被收编为文联和作协所办的机关刊物。这时的大多数文学刊物不仅担负着文学的“传播”功能，更主要的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和晴雨表，是文学政策和文学运动的“阵地”和“喉舌”。它们主要不是适应读者市场，而是维护和贯彻文学政策。《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分别是文联和作协的机关刊物（后来作协还创办了《新观察》、《文艺学习》、《诗刊》和《民族文学》等）。《文艺报》与当代文学可以作单独的系统研究。它在1949年5月4日创刊，出版13期后停刊（周刊形式），9月25日复刊，50、60年代它的历任主编分别是丁玲、陈企霞、萧殷（第1卷8期至1952年1期）、冯雪峰（1952年2期至1954年22期）、张光年（1957年1期至1965年9期），1955年1期至1956年24期是以康濯为首的“编辑委员会”。主编的频繁更替并不来自社会市场而是政治权力的操控。《文艺报》发起和参与了多次文学运动和斗争，如批判“肖也牧创作倾向”和“《红楼梦》研究”。
    在由文学组织的直接领导，文学刊物的配合之下，文学批评以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方式一次又一次被发起和组织起来。毛泽东在延安在《讲话》里认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50年代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是以文学斗争为主目的和职责。它在政治意图的支配之下，支持和表扬符合政治意图的作家作品，批评和警告有偏离和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这被毛泽东称之为“浇花”和“锄草”⑦。50年代对作家阿垅、肖也牧、路翎、蔡其矫等都有过批评。如果被权力阶层认定为是文学路线、政策的“异己者”，有严重的“错误”和“倾向”，可能对文学路线、政策和权威带来挑战，便由此演变为大规模的文学批判和文学斗争。它采用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有预谋地展开“讨伐”，发表声明，组织讨论和表态，形成对被批判者强大的精神压力和被围剿的声势。50年代的三大文学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都带有这样的特点。
    从文学批评到文学批判，从文学论争到文学斗争，文学被政治化、组织化和军事化，文学体制（包括生产、流通和评价体系）被完全建立起来。文学进入了一个被规范的时代。在文学批评中，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排斥异己，一切被冠上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品都被清算和打倒，同时出现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倾向”，即“创作倾向”和“思想倾向”。从作品和理论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问题，也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动机。文学作品意义的挖掘，文学理论的探讨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一种装饰，发掘文学的思想倾向成了最终目的。批“《武训传》”是批判封建阶级，批“《红楼梦》研究”是批判资产阶级，批“胡风文艺思想”是批判无产阶级内部“反革命”，批思想倾向发展成为批判作家的政治立场。早在1950年，阿垅就在天津的《文艺学习》上发表了《论倾向性》一文，提出艺术与政治的一元论，文学倾向性即党性，主要从“状态和行动中”体现出来。他的观点遭到了陈涌和邵荃麟的批判。
    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文学基本上是属于个人化的，与文学创作有共生互助关系，有时带有集体性质，但还构不成绝对权威，没有形成文学的绝对权力。文学批评帮助新文学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建立读者市场，促进和参与了新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接受，建立新文学体制，确立意义的合法性。借助文学批评促使新文学的社会化和合法化，这也是新文学传统之一。“艺术品要作为有价值的象征物存在，只有被人熟悉或得到承认，也就是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或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审美素养和能力对于了解和认可艺术品是必不可少的，作品科学不仅以作品的物质生产而且以作品价值也就是对作品价值信仰的生产为目标。”⑧文学生产不但生产作家作品，而且还生产文学的价值体系，文学批评就是文学价值的生产方式。
文学论争机制的建立并不完全是文学内部的事，文学被作为社会工具，与社会现实保持步调一致，从而获得强大的现实支持。一个个文学论争，最终通向了文学秩序的建立，社会欲望被内化于文学，在看似不经意间却确立稳定的文学机制。所谓文学的“规范”，就是文学秩序与制度的建立，文学标准的设定，不容许繁多芜杂的文学扰乱文学秩序。它常以宏大、权威的话语出现，将个人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文学之初期就已露端倪，并不断持续、发展下来，成为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和一种文学制度。这样，从外到内，文学阵营，内的异己“倾向”被清理干净，文学的政治权威形象被牢固地树立起来。在文学批判与被批判的犬牙交错中，文学批判的政治标准和价值尺度被建立起来，并逐渐转化为作家和理论家的自我评断和调控手段，他们逐渐学会了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在外在规范与自我需求之间，重新寻找到一个新的文学“自我”，这个新自我成为参与、支持文学权力的基础。这也让我们常常看见这样一种情况，文学规范被建立起来，但文学生命并没有得到快速生长，反而出现了奄奄一息。反而是那些没有参加文学论争孜孜矻矻于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就。它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文学论争是为了建立文学规范，而不是为了文学创作的丰富，如同布迪厄所说：“文学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也就是权威话语的权力的垄断，包括说谁被允许自称‘作家’等，甚或说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谁是作家；或者随便怎么说，就是生产者或产品的许可权的垄断。”⑨文学论争是为了实现对文学的垄断，这听起来未免有些残酷，但最终的发展结果确实是如此。
    毛泽东文艺思想被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和贯彻者所推动和展开。建国初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时期，是在毛泽东创建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宏伟蓝图的指引下，文学被纳入与社会政治进程完全同步的发展轨道的一个时期，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得到全面贯彻和发展的时期。几乎所有的创作者都被约束在各极各类“协会”之下，掌管这些“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它的领导人既是文艺界的最高掌权者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他们直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他们的一举一动牵引着文艺界的每一根神经。他们在经过历次文学运动之后，把自己塑造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正确的阐释者和最忠诚的贯彻者形象。这个文艺界最高领导集体在一些文学史上常常被描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家和毛泽东文艺的贯彻和传播者，也有直接被称为文学“激进派”、“主流派”，或者直呼为“周扬们”，也就是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集体。从第一次文代会甚至早至40年代末这一集体开始聚拢，虽然中间有成员新加入或被清除的情况发生，不过其核心部分在文革前一直扮演着“掌权者”的角色。当然在这样一个有着一致的政治诉求和文学理想的群体里，成员之间的结构组成和来源并非完全一致，并且还存在矛盾。大致说来，他们主要有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紧随毛泽东，从延安或别的解放区来的，如周扬、何其芳等，另一部分则是从“左联”开始，长期在国统区坚持文艺领导和文艺斗争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如茅盾、邵荃麟等。表面上看，全国解放以后，这两大部分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取得了“联合”，都是统一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之下，开始了新的文艺历程。实际上，由于他们以往所处文学环境和政治资历方面的差异，他们在文艺界的地位并不相同，情形恰如周扬晚年所说：“解放区来的和国统区来的同志，在生活上，习惯上，情感上都不一样。全国解放后，就存在这个问题。具体的事实，我也说不出来，大概是不协调吧。我在北京就感受到，这也不是哪个人，哪个地区的问题，整个国统区和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就存在这个矛盾。”⑩这种微妙的矛盾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就已经初露端倪，由此也埋下在文艺领导内部发生冲突和矛盾的隐患，日久就会爆发出来。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这个领导集体包括周扬、冯雪峰、邵荃麟、茅盾和何其芳等，由于他们的人生背景和文学经历的不同，他们的文学观也有自己的不同偏重和追求。一般说来，冯雪峰和茅盾的文学理论批评带有个人的实践经验，周扬和邵荃麟则更具有文学的政治色彩。尽管他们在一些具体文学理论问题上有所不同，但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问题上则是一致的。他们自己的文艺观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构成了一个纵向的统领结构关系，并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文学政策的执行者，所以，从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文学体制角度，应该把他们看作相互统一的关系。毛泽东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在当代文学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其中的重要原因应归功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们。

* 王本朝（1965——），男，重庆梁平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6期。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③ 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④ 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⑤ 萧乾：《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⑥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⑦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394页。
⑧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
⑨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71页。
⑩ 周扬：《周扬谈彭柏山》，《新文学史料》1984年3期。

Mao Zedo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a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ANG Ben-c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Mao Zedo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a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olding that Mao Zedo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provide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ith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policy basis, influenced and generated the literary ideology centering the theory of taking literature as an instrument and the theory of reflection of literature, laid stress on the theory of ideological incli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remolding writers in literary criticism, urged literary criticism to be changed into literary conflicts and established. the new system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Mao Zedo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Literary orientation litera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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