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研究人类学？因为一切知识最终都要以人类为目的，人是自然界中唯一以自己为最终目的的生物，一切知识和思想的终极都应当是人类学。人类学不仅是我的目标，还是我的出发点。康德说：
“在人用来形成人的学问的文化中，一切进步都有一个目标，即把这些得到的知识和技能用于人世间；但在他能够把它们用于其间的那些对象中，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所以，根据他的类把他作为具有天赋理性的地球生物来认识，这是特别值得称之为世界知识的，尽管他只占地上的创造物的一部分。
“一种系统地把握人类知识的学说（人类学），只能要么存在于生理学观点之中，要么存在于实用的观点之中。生理学的人类知识研究的是自然从人身上产生的东西，而实用的人类知识研究的是人作为自由行动的生物由自身作出的东西，或能够和应该作出的东西。”
人类学在今天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学科，它只是表明人类对自身的关心终于从形而上学的领域中独立了出来，它只是旨在阐明人们对自身的历史以及现状和未来的信念，并不能为哲学或者社会科学所分裂。那些虚妄的观念依然在哲学和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流行，而之所有会有这种流行，不是因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的不发达，相反是因为这些学科的畸形膨胀。人类学就是要把人类的自我理解从理性结构起来的有机社会的链条中解放出来，放回到始源性的对于人的理解中去，同时，人类学的任务也不是对人类的历史作出知识考古学的判定，这方面，哲学一直在思考绝对在，一直在打探存在的本源性消息，试图把这消息建立在可靠的所谓的理智基础之上，但是所有的形而上学史都说明哲学的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哲学应当从在回到在者，从形而上学的王国回到人类的大地上，把自己的任务交给哲学人类学。
人类学所找到的解释，可能使过去我们对自身的理解获得修正，对某种人类语言和行为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获得认识，它寻找关于人的真理，而且还决定这些真理在什么意义上是真理，也就是说确定这些真理的视野——实际上它是要把这视野严格地限定在人的范围之内。
世界通过对人类的价值而表现自己为价值，而不是人类对世界表现为意义和价值。从更高的意志来看，这个世界并不必然地表现为那个期待人类出现的结构，人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并不是必须的，人类不可能在世界的面前表现为某种价值。但是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便表现为必须物，因此，人类的存在只有在自我设定为万物的价值尺度时才是有意义的，人类将自我设定为万物的价值尺度，不是因为人类的存在在等级上高于万物，而是因为人类的存在必须依赖世界这个必须物，而世界的存在却并不需要人类——人类在存在的等级上低于世界，它恰恰说明的是这一点。人类被世界“诞生”、“规划”出来，但这“被诞生”的人类却篡夺了“诞生者”的权柄，因而人类在根底上就是篡夺者，他有端居于万有之上的野心。古往今来的一切学说都奠基在这种野心之上，但是却少有人承认这一点。因此，知识的根基是虚幻的“野心”，人类学承认人的这种野心，但是人类学更认真地要面对的是这种野心在外表上表现出人类对世界的主宰的同时，是怎样地暴露着人类恰恰是被世界“诞生”、“规划”的隐秘的，人类学承认这种野心，不是给这种野心提供论证，而是要对这种野心和世界的关系作出新的说明，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我们说人类的野心正是世界实现自己隐秘计划的一个过渡性范畴。
人类并不因为是万物的价值尺度，而可以为所欲为，他的言和行都必须对这种尺度有所担当。从需要关系来看，人类必须符合世界才能衡量世界，因此人类对世界的意义赋予者地位并不意味着人类在世界面前具有优先权，而是相反，人类必须始终问自己：人类何以是且独独是这种尺度，这种尺度何以意味着人类必须对万物有所担当，而不是相反？人类学追问的是这个尺度的源头。我们对这些尺度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深深地影响了这个世界，其中的机制是什么，等等，了解得并不清楚，甚至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却担当着这种尺度，这种尺度无论是混乱还是有秩序的，都会在人类的言和行中透露出自己的消息，人类学就是对这种言和行的必要的分析，从中阐明人类作为尺度的信息。
人类并不需要思考他面前的杯子是是否实有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喝到杯子里的水，因此人类学必须放弃寻找到一种绝对语言的做法，这种绝对语言崇拜让我们的哲学坠入了形而上学的深渊，哲学在这个过程中选择了理智，选择了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形式，而把孤独、晕眩、坠落、哭泣、死亡等人类状态置之一旁，它选择了所谓的永恒的不变的“理智”，而把变动的、生成的、幻灭的人类交给了谁呢？交给了拥挤于晦暗不明之中，喧哗骚动着的人类自己，而这个领域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人类自我反思中依然是一片空白。
我为什么会引用文学作品作为人类学材料？
康德对此这样说：“有些虽然不是人类学的直接源泉，但却是它的辅助工具，这就是世界史，传记，甚至戏剧和小说。因为后者两者依据的虽然并非实际经历和真实的东西，仅仅是虚构，并且对性格和人物置身其中的情境加以夸张，作梦幻般的设想，因而好象对于人类知识来说并没有教导任何东西，但是那些性格，如理查逊或莫里哀的作品所构思的，按照其基本特点却必须从对人物的真实举止行为的观察之中取来：因为虽然它们在程度上有夸张，但根据其性质却必定是与人类本性相符合的。”
我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获得了什么进展？
我已经完成对“人言”的研究，我将“人言”分解成“闲谈”、“应和”、“发誓”、“告诉”、“祈祷”、“指使”、“诅咒”等十余种形态，并已经编排出中国场域下人言的“人类学结构”图式，阐明“闲谈”在人言结构中的奠基意义。我还通过对“人为”的人类学研究，在中国语境中重新阐释了存在的在世结构：“穷愁——怨恨——陶醉”，通过对怨恨的三种形态的研究，我也已阐明，无神论背景中中国人在世结构的根本性欠缺及其弥补方式，中国人在无神论背景中，作为世内在者其存在是通过“悔恨”来立基的，这与西方式“忏悔”有很大不同，在这一向度上，我对“悔恨”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我这样思考问题是因为我认为，海德格尔的命题没有东方性，无神论背景中的中国人并没有“向死而生”的问题，中国是是习惯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是“未知生，焉知死”的，中国人不是因为知道“死”而谋划“生”，进而将自己带入“忙”、“畏”的，相反，中国人是被“穷愁”、“怨恨”、“陶醉”拖曳显身于世的。我就是要在此基础上思考问题。不过，海德格尔事实上已经不是我最关心的哲学家了，我最关心的还是萨特和舍勒。我要将萨特和舍勒重新奠基在胡塞尔的语言上，这对我来说是最难的部分。有的时候，语言本身的复杂程度远远地超越了在其中显身的真理的复杂程度——但是，无疑人类已经无可返回地堕入了语言，如何逾越语言的障碍是让真理显身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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