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思想随笔

葛红兵在巴黎圣母院门前

马六甲的郑和像

    马六甲，类似中国的南方小镇，有些旧。一切都微缩了的中国南方。到处可以看见中文标牌，只是它们都是繁体字的;有一条华街，全部是华人商店，在那里甚至可以吃到地道的中国小吃。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特殊、不容易被同化的民族，在南洋各国旅行，去了许多华街，看得越来越真切了，这个民族的特性，无论到了哪里，呆多久，都不会改变。马六甲的中国景观，看起来像是没有经过1949年改造的中国，道教庙宇、佛教庙宇，关公、大伯公、妈祖、观音娘娘在这里并行不悖，他们一起管理着华人的精神世界；三宝山上矗立着华人坟茔，福州会馆，里面供奉着仙逝者的遗体；街上的花生糖还是当初那个花生糖；古董店里的瓷器、木器还是中华的款式，它们甚至比今天中国大陆的更传统、更地道。建于1646年的青云庙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中国庙宇，据说建庙的材料和工匠均来自中国南方，庙宇的装饰以中国神话人物雕刻为主。
    华人来马六甲活动非常早，中国明朝宦官郑和于1405年至1433年7次下西洋，有证据显示，他至少5次到达马六甲。今天，马六甲还保留了不少和郑和有关的遗迹，三宝山、宝山亭、三宝井等都和郑和有关。“三宝”是郑和原名，三宝山是郑和当年率队驻扎的地方，三宝井据说是郑和当年开凿。也有人说，马六甲皈依伊斯兰教，和郑和的传教有关，郑和乃伊斯兰教徒。不过，华人爱好和平、不事征服的秉性，使郑和在马六甲并未实行真正的占领和殖民统治，尽管从军事和科技上看，他完全有能力那样做。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影响郑和在当地华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中华文化对马六甲的影响力。
    今天在马六甲，郑和的像一共有三座，一座在马六甲苏丹皇宫博物院内，雕刻的是郑和谒见马六甲苏丹时的情景，人物取跪姿，身穿绘有龙图的袍服，此塑像展出后，引起当地华社争议，大多认为跪姿塑像可能不符合史实，2003年初，一中国官员前来访问，参观苏丹皇宫博物院时笑言“穿着龙袍可是要杀头的”。当时中国明朝国力强大，郑和代表明永乐帝授苏丹印信，苏丹接受印信并成为中国的属国，并派遣使者跟随郑和船队到中国来朝贡，此后更有中国公主来嫁，两国通婚的记录，因而跪像不能反映当时两方交往的实际情况。当然，明代后期以及后来接续的清廷自动放弃海权，以禁海取代开放，自绝于海洋，架空了我宗主国的地位，使我海外华人失去母国照料，地位降低也是事实。
    第二座郑和像在宝山亭院内，高一米左右，较小。宝山亭里有三宝殿，据说是特别为郑和而建立的，不过宝山亭中供奉的乃是当地神大伯公，并非郑和，郑和为回教徒，回教反对偶像崇拜，自然不能接受香火。
自16世纪开始，马六甲先后成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直到一九五七年，马来西亚从英国手中宣布独立。16世纪以后，西方崛起，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洋国家纷纷崛起，他们远征亚洲，逐渐把亚洲部分地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也因此，马六甲还保留了大量的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遗迹。马六甲港口的半山腰上，有荷兰人留下的红屋，郑和纪念馆就设在这里，馆内展出郑和画像、迷你石像、仿建船舰、陶瓷餐具、古书等文物，纪念馆入口处，矗立着一座郑和石像。
    该石像乃马六甲中华工商总会前会长吴国基于一九九一年率团访问中国，参观南京郑和纪念馆后，在中国定造的，这是一尊高九公尺的郑和石像，本来希望能置放在三宝山，但翌年郑和石像雕好运抵马六甲后，却由于种种原因（有说郑和为穆斯林信徒，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不被允许安置在三宝山或宝山亭内，石像只能寄放在一家华人公司的空地上，一放就是十年，期间因为疏忽连起运时用于路上保护石像的铁框架都没有启封。现在，郑和像放在郑和纪念馆前，也算时暂时有了一个居身之所，不过，有关人士还是认为，郑和像应该放置在三宝山，“坐镇三宝山，渴饮三宝井，俯瞰郑和将军路，才能衬托出他的伟大”。
    不过应该承认，我们在建国以后，外交政策上的确是有过一些失误，上世纪60、70年代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外政策，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国政府的感情有过一定的伤害，对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华裔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这些国家对我们还有一定疑虑，这种疑虑甚至渗透到了这些国家民族生活的内部，郑和像在马六甲的处置问题，无论是跪姿是否妥当的问题，还是立像到底应该安放在哪里的问题，都是这些深层疑虑的反映，它也折射出当今华族在马六甲生存环境的复杂性。
    郑和，本姓马，原名马和，小字三保，是回族华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通过海路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圣，并因此获得伊斯兰教哈只身份，郑和非常倾慕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希望效仿他们的朝圣历程，成为一个哈只，这可能是郑和远航的一个内在动力，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后归国休整期间，还曾经回乡扫墓，在云南昆阳度过整个斋月，第四次下西洋，他是带着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一起出海的，哈三出海显然是为了配合他在西洋各国传布伊斯兰教，郑和还派穆斯林内官去麦加朝觐，并数度奏请在南京和西安重修或新建清真寺，也因此，郑和后来也获得了哈只身份，这些都说明郑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郑和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华族问题，还有宗教等背景，有些中国记者单单从大中华概念出发，简单地从华族尊严的立场，反对郑和跪像，呼吁郑和像安置于三宝山等等，可能是会让当地人困惑的，其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双偶、花神……》

    双偶（ Cafe des Deux Magots）和花神（ Cafe de Flore）在巴黎非常有名，据说，当初萨特就在双偶咖啡馆里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你是萨特的崇拜者，《存在与虚无》也的确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你最喜欢的哲学著作，读萨特的传记，其中也有萨特喜欢在咖啡馆写作的记载。不过，仔细地回想，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萨特到底是在哪家咖啡馆里写作的，大概当时读萨特的传记实在对这样的细节没有怎么特别留意。也看过波伏瓦的那个多卷本传记，但是，是否有这些细节也记不清楚了。当时，想象中，萨特喜欢的咖啡馆应该是非常小的，坐落在街角，有些落寞的，萨特会把那里当作自家的客厅，会有他的学生来和他讨论问题，然后是波伏瓦，他们一起吃一点东西，然后，各自写作。不过，写《存在与虚无》的时候，萨特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应该不会有很多人来拜访他，他可以默默无闻地写作，非常安静。可以在咖啡馆里孤独写作，那是非常好的。你在上海的时候，也经常到一家茶馆写作，在茶馆，至少没有电话和家人打扰。
　　但是，真的去了双偶，却发现，如今，那里已经成了人声鼎沸的街市，里面的东西要比一般咖啡馆里的贵，一份极其普通的起司要7欧，却很难吃，咖啡的味道也一般，更主要的是，顾客太多，服务员往来穿梭，你根本找不到细细品位，慢慢咀嚼，和友人促膝长谈的感觉。如果当初的双偶是这副模样，恐怕萨特是写不出《存在与虚无》的吧。――你当然没有去花神咖啡馆，要知道，萨特的信徒是绝对不能去那里的，那里是萨特的敌人们去的地方。
　　咖啡馆对面一家书店，不错，让你流连许久。那天尽管是星期天，书店顾客不多，很安静，尤其是二楼，几乎没有什么顾客，你不会法文，便去看画册，书店二楼有大量的画册，可能有数千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家书店会有那么多画册，从古希腊雕塑，到中世纪、现代绘画作品，到当代实验艺术作品，应有尽有，里面甚至有10多种中国当代美术作品集。不过，法国人显然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美术界的状况，他们出的那些中国美术画册，收集的画家作品都不能算一流，有的甚至二流都谈不上。在那里呆了半天，把那里的画册大致翻了过来，觉得收获还是很大，好像上了一趟美术史课，里面有关室内和建筑设计的画册最好。
　　出来，没几步就是St. Germain-des Pres教堂，该教堂尖顶高耸入云，它是很美的，你不明白，为什么雨果会把它比作“餐桌上的作料瓶架”，它的内部结构更是近乎完美，视觉上给人巨大的冲击――你知道这里居住着神，它为神所爱，它始建於公园7世纪，是巴黎最古老的教堂，一度还是皇家教堂。你在里面转了一圈，然后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你的一个朋友要你在巴黎参加一个完整的弥撒，并且把它录下来，现在，在巴黎最古老的教堂，你要参加这里的弥撒，弥撒5点开始，你知道你不会录像，你要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而不是一个路过的参观者来参加弥撒。你听不懂法语的布道，但是，你听得懂那些优美的曲调，你也会唱，你身边，一个人跪了下来，后来她主动来拥抱你，你们又一起领了圣餐。你为自己的罪恶而厌恶自己，你渴望有一颗新的信的心，让你得着自信和悔改。
　　之后你，走出教堂，你沿着圣米希尔大街走，在一家二手音像店，买了DAHO、MUSE的碟子，3欧一张，你觉得很值得，――你不知道谁会买了它们之后，又突然不喜欢它们了，把他们随手扔在了这里，不过这也是文明和可亲的做法，如果是扔了垃圾堆，那你就没有机会在这里收集到它们了，以后，你路过二手音像店总要进去翻一翻，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被什么人遗弃了。一手的碟子在欧洲是非常贵的，13欧至于23欧左右，你觉得这个价格对你来说，实在非常奢侈，基金会给你800多英镑的旅行费用，但是能够用来购买图书影响资料的钱只有60英镑，这个数额你早就超支了。
　　你对索邦很景仰。你的旅行包里就带着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和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让晦涩而难懂的文字装点你的旅行是你的习惯。福科那种渴望和大众交流，渴望脱离陈腐的学术规范的个人风格是你喜欢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你非常欣赏福科，觉得他是尼采之后，给你启发最大的一个人。98至99年，他的《癫狂与文明》是你最喜欢的书之一，癫狂（高峰体验，醉酒，无节制的快感追求，幻觉）可能正“暗示着我们的自我”，它可能是找到我们那个自我的进路，作为文明社会监禁和驯服的后果，它本身反而倒是一种反抗了，这些观点无论如何，要比弗洛伊德急进，更能捕获一个年轻人的心。不过后来你知道，1963年3月，正是在索邦大学的一个讨论会上，德里达作为哲学新秀对《癫狂与文明》作了批评，认为这是一本以反形而上学的面目出现的形而上学之作，海德格尔批评尼采是最后的形而上学家，福科又批评海德格尔是形而上学家，现在，轮到福科自己，他也被他的学生德里达指责为形而上学，在当时的法国，指责一个锐意标新的哲学家形而上学，就像指责一个学生抄袭一样，但是，福科接受了这个批评，承认他把‘体验’绝对化了，他也不应把纯粹的原生的基本的癫狂状态作为自己的“追求”，事实上也许“纯粹的癫狂本身”可能是不存在的。某种意义上说，因为福科和尼采有血缘关系，福科（对“体验”、“身体”的迷恋）对你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渐渐地，你在德里达等对福科的批评中，有了对他的远距离审视――你感到很奇怪，这个审视竟然是1963年3月在索邦大学由一个比福科小四岁的年轻人德里达那里开始的。3月4日这天，德里达在索帮大学选读了题为“自我思想与癫狂史”的论文，当时，福科在场，但是，他没有反驳，而是选择了沉默。
　　走了很远，问了好几个人，你终于走到了索帮大学的外广场，广场上有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 A. Comte）的石像，在孔德的对面做下来，喝一杯咖啡，边上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喝着啤酒，年轻的脸上渐渐地有了潮红，在巴黎下午21点的夕光里，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他们谈的是艺术问题？哲学问题？一瞬间，你竟然有些晕眩，你想象不出，1968年，那场著名的法国红色风暴，竟然就是从你所在的这个广场开始的。你听不懂法文，你不知道身边的这些人是否是大学生，他们又是否还在怀念那些风华绝代的岁月，那些知识分子们携手走上街头的岁月――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你没有你的街头，你有一张书案，有一张飞机票，但是，没有街头，也没有可以携手上街的人。

走向亚历山大三世桥的邱吉尔

   因为看过邱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你的内心是很佩服邱吉尔的——以前只有读狄奥多·蒙森的著作《罗马史》时有过类似的感觉，历史学家而获诺贝尔奖，邱吉尔和蒙森是当之无愧的，就像哲学家获奖，罗素和萨特是当之无愧的一样。不过，你在国内看的邱吉尔的书是中文版，有删节，出版者为什么要删节？他们又有什么权利删节？翻译者为什么同意删节？你一直搞不清楚，搞清楚了也没有意义。在剑桥的时候，你有机会查一下邱吉尔著作的原版，但是，翻了一翻，想了一想，你还是放弃了，太难了，对于中文出版者来说，删节邱吉尔的著作很容易，随手划掉一些章节，但是，对于一个读者来说，要核对整整11卷回忆录，那可是个浩大的工程。这个情况，就如同你看《李光耀回忆录》一样，你渴望看到全本的，但是，你只能得到删节的。所有的书，经过出版者，就这样都被洗刷了一过，你不能表示不同意。
    在巴黎，在亚历山大三世桥的一端，你看到了邱吉尔的像，他穿着大衣，拄着手杖，带着军帽，这个像和后来你在伦敦英国国会前广场上看到的邱吉尔的像非常相似。在你的心目中，邱吉尔一直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可是为什么，在法国，人们却把他塑成了一个军人？
    邱吉尔的雕像背向1900年万国博览会展馆，两座展览馆一大一小，建筑的外形极具法国古典韵味——它和周边的街道极其和谐，如果你没有看介绍，你甚至不会知道它是1900年的作品，不过，它们又有现代气派，特别是大宫那巨大的玻璃制成的穹顶以及屋顶四角的四马战车雕像，那是真正的新古典风格的杰作。两座展览馆高大的正面墙壁上装饰着各种雕像，可以想象，当初它们一定是非常辉煌的。你到的时候，它们已经有些落寞了，有些雕像黯淡了，有些墙砖失去了棱角，2004年的夏天，它们被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的脚手架中，它们正在修理。
    在它们的背景中，邱吉尔像倒是显得有些小了——法国人把邱吉尔直接塑造在地上，不注意的话，你还真看不出来。你在想，这条街为什么叫邱吉尔大道（Avenue Winston Churchill），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邱吉尔像，它像是专门站在那里为你解惑的——一个现代人，现代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它的雕像就显得过于写实了，邱吉尔的头甚至有一点点下倾，像是在看着地面，害怕走路摔跤的样子，总之不够高大，没有古典雕像那种伟大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那些古典主义的雕塑的映衬下，显得有点灰暗。——是不是现代人已经和“伟大”绝缘？无论他有何丰功伟绩，抑或著作等身？现代人可以建立功绩，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已经不能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有着神性光辉的人相比了？
      邱吉尔的伟大自然是不必说的，前年一项英国民意测验显示，邱吉尔被英国人推崇为英国第一伟人，他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凌驾于剧作家莎士比亚、为英国赢得海上霸权的海军上将纳尔逊之上。在11卷本的《回忆录》中，邱吉尔的确显示了极其高超的叙述技巧——在头绪纷繁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中，梳理因果关系，截去枝蔓，他的叙述要越过那些迁迁延延的岔道，非常不容易，要知道，每一个岔道都可能让他陷入历史陷阱，这不仅需要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的头脑，还要文学家的笔墨——在邱吉尔笔下流淌下来的不是干巴巴的事件，还是妙趣横生故事、印象深刻的历史教训。邱吉尔说，创造历史的方法就是把它叙述出来，的确，他做到了。
      不过，这些在我看来还不算什么，邱吉尔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对民主的尊重和坚守。他是带领英国度过最艰难的岁月，获得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首相，可以说，是英国人民的“伟大救星”、英国人民的“红太阳”。但是，在战后1945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他所属的保守党却失败了，他没有能够连任首相。如果换到东方，一个对国家贡献那么大的领袖，一个现任的领导人，他会尊重民意，放弃自己的领导权吗？他会认为人民亏欠了他，他会整治他的子民，他会给那些不选他的人民扣上叛国的帽子，让他们常常反国家罪的滋味，他会选择让他的人民去坐牢，而自己永远占据伟大领袖的位置。如何衡量一个领袖的贡献？我认为不在于看是如何上台以及在台上的时候做什么，而在于他如何下台！他是选择在还政于民，在民主选举中尊重民意自愿下台，还是贪恋权位，做打江山、坐江山的皇帝梦。从这个出发，我非常敬仰邱吉尔的那句话――那句平淡无奇的话，却可以当得上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明言来对待，当泰晤士报专栏记者问他对选举结果有何感想的时候，他淡淡地说：“酒店关门，我就走人。”是啊，“酒店关门，我就走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失去职务，失去了人民的委托，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但是，邱吉尔，说出来了，轻松地说出来了，他大大方方地离开了首相府。他当然没有放弃他的政治使命，战后英国人民需要一个新的政府领导重建，没有选择他执政，但是，依然需要他作为反对党领袖监督执政的工党，。他对此兢兢业业，在首相位置上的时候，他忠于国家，在野的时候，他同样忠于自己的国家――议会政治的本质也就在这里，在议会政治体制中，不仅仅执政者可以发挥治理国家的才能，主导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在野者也可以参与国家政治，积极谋划国家政治进步的蓝图，也。的确，邱吉尔在野期间并没有放弃他的工作，他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认真地研究英国社会和法律，积极地提出各种建议和批评，帮助政府做得更好，。也正因此，他才能重新获得英国人民的爱戴，19151951年他领导保守党再次贏得选举，他又出來担任首相。
    邱吉尔作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发表演说时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出来的，只有鲜血、辛勤、眼泪和汗水。”
    作为政治家，他有卓绝的预见力。1936年，欧洲还在为张伯伦忍辱带来的和平庆幸的时候，他预见到独裁者希特勒占有欧洲的野心，等到1939年，希特勒表示不占有整个欧洲决不绝不满足时，人们才发现这位政治家的伟大。对此，尼克松、布什等都非常佩服，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只有在1939年，当希特勒最后表明，不征服欧洲他决不绝不满足时，我们才开始认识到邱吉尔一直是多么英明，他的预言多么准确！” 尼克松还说，“邱吉尔从来不愿遵循常规，认为这样会束缚他的个性。他对那些依靠限制他人的创造性来保住自己地位的人们来说毫无用处。他被那种把生活减少到最低值的爱事事计较的官僚思想气得发狂。他藐视下级官员们那种思想界限森严，禁止任何人超越一步的心理状态。”尼克松不愧是一个同样的杰出政治家，他对邱吉尔感同身受，他知道邱吉尔的内心，那天才的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内心——在这个基础上，尼克松说，邱吉尔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真是太对了，！邱吉尔的伟大和他的艺术气质有关，但是，同时，作为政治家，他的伟大一定和他对民主价值的毫无保留的尊重，对独裁统治的深刻毫不妥协的怀疑有关。很有意思，他和希特勒很接近，都是演讲天才，杰出的作家，他们在绘画的爱好，军事上的天赋甚至也一致，但是，一个成了挽救文明的英雄，一个却成了人类的敌人，为什么呢？一个相信民主，遵守民主的律法，而另一个，相信独裁，只愿意用刀剑解决问题。
    邱吉尔对名声有很强的抵抗力，当时，英国社会许多人都提议给他造一座铜像，以表彰他为英国作出的贡献，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不希望给鸟站在他肩膀上拉屎的机会。不过，英国人民还是没有忘记他，如今，他的铜像就和查理一世、林肯等著名人物一起，站在英国国会广场上。他是那种极少数的政治家之一：不仅仅是他的朋友，甚至是连他的对手都对他佩服有加。1963年，二战战败国日本，授予他荣誉公民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邱吉尔在英国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和在法国人的心目中的形象是不一样的，邱吉尔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首相，一位背负了时代的重任和思想的重量艰难潜行的老人。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英国国会广场上的邱吉尔像，他侧着身子，耸着肩膀，似乎正在思考什么问题，又似乎为病痛折磨，正在合袖躲避迎面而来的冷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在他们的国会广场上，塑造的是晚年邱吉尔的形象，以70余岁的高龄第二次出任首相的邱吉尔，那个不屈不挠的国会政治家、民主斗士邱吉尔，成熟得近乎沧桑的政治家邱吉尔给英国人的印象太深了，它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国会广场上――——他正耸着肩，艰难地走向议会大厦，英国人的心中，他永远是在议会中战斗的英雄。
    但是，法国人呢？法国人心目中的邱吉尔则完全不一样，他是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军事家邱吉尔，是正在正步行走，检阅军队的邱吉尔，是军人――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领英国人，代表了欧洲文明力量战胜了法西斯德国的邱吉尔。
   邱吉尔的像和亚历山大三世桥另一端荣军院里的拿破仑像也构成鲜明的对比，拿破仑像高高地矗立在荣军院的大院里，正对着荣军院的大门，他高昂着头颅，仿佛正在凝望远方，但是，他的脚上带着镣铐――是那种带铁链的脚镣，铁链的一端连着数个铁球，后来我在伦敦泰晤士河边一座监狱博物馆看到了这种刑具，它是用来拘禁犯人的，。这种脚镣有数种链接法，一种是一端链在腰上，这样，犯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一种是一端链在地钉上，这样，犯人只能在一步远的距离移动，最后一种就是拿破仑式的，一端链在数颗可以滚动的铁球上。我可以想象拿破仑带着这样的脚镣是如何走路的，他站稳一只脚，然后挪动另一只脚，身后的铁球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这位善于征战，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将军，这位曾经获得整个法国支持的国王，他听着身后的铁链声，内心想到了什么呢？
      在拿破仑像前，我举起相机又不忍心拍，我不忍心拍一幅这样的照片，最后，我转到拿破仑像后，对着一面机械钟的玻璃镜面，这个时候，我意外地发现，拿破仑竟然出现在我的照片里了，照片了里出现了拿破仑的背影，他非常威武高大……
    法国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拿破仑塑造成一个囚徒的形象？拿破仑不是他们的骄傲吗？直到如今，在许多旅游点，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以拿破仑像为装饰的纪念品。1840年12月15日，在拿破仑逝世15年之后，他们不是以盛大典礼迎接他的遗体归国，把他安葬在荣军院里的吗？1815年，拿破仑被英国将军威灵顿在滑铁卢战败打败，之后，英国人将他流放到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上，他被安置在岛上最潮湿的部分，他的健康迅速恶化了，死时才52岁。法国人民对拿破仑的感情是复杂的，只要我们看看司汤达的《红与黑》就知道了，在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法国社会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味，年轻人必须通过背诵圣经寻找出头之路，但是，他们在内心怀念着拿破仑，想念着拿破仑时代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英雄主义的狂野激情，他们把拿破仑像偷偷地藏在身边最隐秘的地方。拿破仑给法国带来过理想，带来国过光荣，但是，法国依然让他戴着镣铐站在荣军院里―—在法国人的心目中，他们的拿破仑永远定格在圣赫勒拿岛上了，他不是他们的国王，也不是他们的将军，而是圣赫勒拿岛上的囚徒。
    想到这里，再想想邱吉尔的像，就觉得法国人非常有意思：邱吉尔——一个来自曾经的敌对国家的将军，一个可能让法国感到羞辱的人（邱吉尔领导的英国在纳粹的威慑中一直挺直着腰板，但是贝当领导的法国却打开了城门向纳粹德国投降了），法国人却把他塑成一个昂首挺胸的将军，而他们自己曾经的国王却被塑造成了一个囚徒。
    这就是法国人―—他们有这样的心胸，他们不怕历史真相，他们不拒绝把本国曾经的国王塑造成囚徒，也不拒绝让一个异国的将军昂首挺胸地走在自己的大街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大地上给那些二战中死在中国，为抗战献出了生命的国际战士立碑？什么时候，我们能在人民广场上为努尔哈赤立碑？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让岳飞戴着镣铐站立在街头的公园里？什么时候，我们能让跪着的秦桧和汪精卫塑像站起来？那个时候，也许我们的心胸就开阔多了。

和左翼学者共进晚餐

    左翼学者J来接我吃饭，我在楼下等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才出现。这倒不要紧，老实说，巴黎的地面交通常常拥堵，如果你自己开车赴约迟到，恐怕大家都可以原谅，我也原谅他。当然，如果你乘地铁赴约还迟到，那就没话可说了，乘地铁的人是没有迟到的权利的——比如你是上班，比如你是上学。因为在街上站着等了半个小时，我又没有手机，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问题耽搁了，抑或是出了什么事情不能来了，所以还是非常焦急。我倒宁可这位左翼学者和劳工大众站在一个阵线，乘地铁来了。
    在剑桥的时候，曾经有位朋友在餐馆打来电话，他在餐馆边吃饭边等人，结果约会的人没有来，他自己带的钱又不够，要我去为他付款，把他从饭馆赎回来。想到这里，我就庆幸自己没有在饭馆等他。
    等J最终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迟到了：他开的是宝马车，要知道在法国的街道上，宝马车几乎是凤毛麟角，巴黎人开的车都很烂，都是那种灰头土脸，前额后屁股还有擦伤的小排量车，二坐车居多，开着这样的宝马车在街上走路，当然要小心一些，谨慎一些，宝马是车里的资产阶级，不能在街上和无产阶级小排量车碰擦。
    我按照国际惯例称他教授，J却说，不要称他教授，称呼他“知识工人”就可以了，为什么呢？难道教授不是独立思想的代名词吗？他说，教授在法国已经成了资产阶级中最落后的分子。我说那就称你思想家吧。他说，我只是“知识工人”，受雇于第四大学和学生，传授的只是知识。至于思想，第四大学是害怕的而且也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第四大学只培养有知识而无思想的中产阶级后备军，他们只要知识不要思想，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受雇的工人。
    我们去法兰西学院附近一家老餐馆就餐。J告诉我，这是一家家庭餐馆，员工就是老板，老板就是员工，没有剥削和被剥削。餐馆在一条弄堂口，看得出来离圣贤祠不远，出来的时候可以透过几条街道，看到圣贤祠的顶。餐馆门帘很小，向里走要下几级台阶，进门有个小小的门庭，看起来，这里不像是餐馆，倒像是一户普通居民家，里面是几间不大的餐室，有一个长廊，每间餐室大概只有普通家庭的起居室那么大，只能容纳一到两桌客人，特别的是这里的餐桌都铺着绣花的台布，而且餐椅是一些布艺沙发，，墙上的画是有上百年历史的真迹，我这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家非常高档的餐馆，侍应生是一位老先生，据说，他就是老板，从他手里接过菜谱，果然，这里的菜贵得惊人。看得出来，我的这位知识工人朋友是经常来这里的，他和老板很熟。
    席间我们谈起一些社会问题，J说，20世纪后半叶的无产阶级中产化运动已经严重损伤了巴黎工人的阶级意志，他们的阶级意识已经严重蜕化和腐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却一直处于上升之中，它不仅构成了资产阶级赖以自我认同的精神基础，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倾向，这种阶级意识的不平衡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越来越藐视无产阶级，他们已经从文化上消灭了无产阶级，进而也消灭了自己可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自我扬弃、发展的可能性。
    J的谈话让我感觉，法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末世，这个社会就要崩溃了。他的那套僵硬的概念，那套本本主义的分析，听来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当然，他的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当今世界，无产阶级不仅仅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受到压迫，更主要的是他们受到金融资本的利诱和盘剥，银行通过塞贷款给那些青年的无产者，让他们成为不动产的负债主人，也把虚假的“中产阶级”身份标签和身份意识强加给了那些年轻无产者，从此那些年轻的无产者便带着“中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被纳入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成为其中心甘情愿的被盘剥者，他们许多人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还贷，一生都处于“负债中产阶级”状态之中，却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代政治景象。也因此，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是被去掉了阶级意识，他们的阶级身份丝毫也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后半叶并不存在一个像他所说的“去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中产化）过程， 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从文化上被消灭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种消灭又是极其复杂的，实际上，当代西方世界，这种对无产者的文化消灭是以无产者崇拜这种“反面”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世界的无产者崇拜已经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骑自行车的人优越于开车的人（伦敦甚至为此设置了大量的自行车道）、步行主义的崛起、简约主义生活观念的勃兴等等。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社会竟然出现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看起来是不合常情，而实际却非常合理。中产阶级意识的核心是反主流、反传统，资产阶级金融体系把中产阶级身份感强加给人们之后，也把这种中产阶级意识带给了人们，使他们反过来追求一种貌合神离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从而助长了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但是，它并不显示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自我造就和勃兴，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带来的，相反它内里展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意识：他们实际是以“真假难辨中产阶级的身份”美化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生活中仿照这种方式，重建无产阶级风格――这丝毫也阻止不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消灭。
    当然，对此人们并不是全无抵抗的，从中游离出来的文化工作者，成了这种状况的反对英雄。比如，J。他们也的确构造了一种“反西方”的西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不仅仅强调无产者比有产者优秀，而且还强调女性比男性优秀、有色人种比白色人种优秀、边缘比主流优秀、东方比西方优秀等等。如果你生活在西方，你甚至会觉得这些的确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主角，有影响力的和主导性的主人公，经常出现女人、黑人，甚至东方人。有数部大片的“美国总统”角色是由黑人扮演的（在好莱坞电影中，让黑人扮演总统、警长等决策者角色，让白人扮演助手、坏蛋、失败者等角色）！张艺谋是非常熟悉西方意识形态的，《十面埋伏》的故事情节，据说是两个男的追求一个女的，最后那个女的为了拯救情人献身――张艺谋非常清楚，在西方世界人们已经不再想看英雄救美女的传统故事了，相反，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女人拯救男人，甚至拯救世界，女人高于男人。不过，我们要看到这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属性，电影中的黑人总统可能正是为了掩盖现实中没有黑人能够任总统的事实，电影中女性主宰者身份可能正是现实中女性被主宰身份的反面象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流行化可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宰地位的一个真实表征。

“以良心的名义反对”

    在伦敦Tavistock square我看到了甘地（Gandhi）像，我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允许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竖立敌人的像，他们如果不是真正地理解和钦佩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主张，对这个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的人，表示了真正的敬仰，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非暴力运动及其理论的创始人，“active nonviolence”（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英文中有一个专有名词satyagraha，这个词的词源来自梵文，原意为“真理”，这个词源暗示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论基础：人类应当信任“真理”，“真理”拥有至上的道义力量必将战胜邪恶，爱的感召必能战胜暴力，而不需要借手于暴力。“非暴力抵抗”，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命题中，从马丁·路德·金的“消极抵抗”、梭罗的“不合作”、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等提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思想源远流长的线索。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囿于阶级斗争学说、帝国主义矛盾不可调和说等观点，对此一思想资源只是一味批判，没有很好的研究。
    在Tavistock square，还有一块碑石，它同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它是为纪念“Conscientious Objectors”而设立的，这个英文单词怎么翻译呢？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以良心的名义而拒绝（参战）者”，第一次世界大站期间，英国有数百名因为良心和信仰的原因而拒绝应征参战的人受到监禁或者枪决，但是，也正是这些人使得英国官方后来承认人类有conscientious objection（以良心的名义而拒绝参战――国内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良心抵抗”）权利。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数千人引用此项权利，选择在诸如医院等非战斗单位服务，以避免拿起武器，参加他的良心和信仰不允许他做的射杀别人等战斗行动。此后“良心抵抗”（一个人为了良心或信仰的理由，如不能杀生等，而拒绝服兵役以及承担其他政治义务）在西方便成为一项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权利。Tavistock square的Conscientious Objectors纪念碑立于1995年，就是为了纪念这些“以良心的名义拒绝参战”的人。可是当今世上，有多少人在被迫违背他们的良心和信仰应征参战呢？又有多少人应为他们反战的信仰、拒绝应征的行为而坐牢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呢？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1960年代的“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运动，1964年东京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翌年陆军部队正式投入越南地面战场，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内征兵，但许多年轻人拒绝加入这场道义上尚有疑问的战争，公然违背政府的法令拒绝应召入伍，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拒绝国家征召、未经许可上街游行是非法的，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者认为在“政府本身行为的道义性和合法性有疑问的前提下，人们基於良知的召唤，有权抗拒国家要求，甚至展开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国家政治权威为目的的“不服从”运动。
    按照德国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的定义， conscientious objection（良心抵抗）是基于个人良心和信仰而拒绝战争和暴力杀戮的权利；按照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是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个别法律暂时偏离了正义，公民在尝试过其他所有方式都宣告无效之后，有权以不服从法律的方式提出使法律回归正义的诉求；要非常感谢这两个概念啊，它赋予了人类免除被迫充当战争机器、拒绝就死、也拒绝杀戮他人的权利，它赋予爱好和平、信仰爱可以感召恶的人以拒绝暴力的权利。
    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德蕾莎修女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位革命者不理解她开办育婴堂、养老院、麻风病人收容所，帮助穷人生存下去的行为，只相信革命才能使穷人翻身的道理，德蕾莎修女对他回敬道：“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里只有爱！ ”是啊，我们能不能改一改我们的革命思维，让我们的暴力革命思想里溶进一些德蕾莎修女式“爱”的“革命”、甘地式“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因素呢？我们又能不能放一放“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式的战争思维，参照一点conscientious objection、Civil Disobedience的和平主义思维呢？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宽容，需要爱，不仅宽容和爱我们的亲人、朋友，还要宽容和爱我们的敌人。其实，宽容地接纳了对手的思想，向对手表示敬仰，这样的事情，在英国还有很多，在英国国会广场上，有林肯像，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有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像，美国是从英国统治之下通过战争独立出去的，而华盛顿是美国建国之父，英国能够容忍这样的人，我们能容忍这样的人吗？
    我在伦敦的时候，恰巧黛安娜王妃纪念喷泉落成，在Hyde Gardon靠近 Kensington Gardon的一侧看到耗资300万英镑，历时3年多才完成的黛安娜王妃的纪念喷泉（该喷泉的特点是水往高出流，当时，我费了很大的心机，才弄明白了它的原理，有兴趣的读者以后去那里可以仔细看看），心里是很感慨的，它再次让我见到了英国人的宽容，老实说，黛安娜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王妃，她的死也不是那么光彩，她是和自己的情人多迪·法耶德死在一起的，她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婚姻维系期间和哈斯纳特·汗、休伊特多人有染，次子哈里则被传为戴安娜与马术教练休伊特的私生子，我在英国期间还看到了英国一家重要报纸关于此一传闻得到证实的报道，黛安娜同意和查尔斯王子离婚是以剥夺了查尔斯王子几乎全部财产，查尔斯王子近乎破产，靠向其母亲举债度日为代价的，她死时已经和查尔斯王子分居多年，而且已经达成离婚协议，应该说已经不是英国王室成员，但是，英国还是以王室成员的礼仪在为历代皇室成员举办葬礼的Westminster教堂举行了葬礼。

欧洲怎样纪念二战

    在法国和英国，看到很多一战、二战纪念碑，有许多，许许多多，有的时候，甚至是在一个小镇的街拐角，在一条小路的尽头，你在不经意之间，就会看到一座、两座。欧洲，这片在一战、二战中严重受伤的土地，它不仅把战争记在了脑海里，也把战争塑在了大地上。
    欧洲的战争纪念碑，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它们的目的多不在于歌颂这些英雄的丰功伟绩，而是在感叹那些年轻生命的消逝，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战争摧毁而悲痛。这些纪念碑，是矗立在大地上的一个个母亲为死去的儿女的叹息，而大多不是对那些牺牲者的颂歌――它们一点都没有鼓励人去做战争牺牲者或者战争英雄的意思，相反它们是在为死者哀恸和惋惜，它们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战争，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永恒的生命损伤，通过战争来解决纷争，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悲剧。看看那些碑文，你就会深深地感悟到，为牺牲者所唱的赞歌并不能告慰亡灵，也不能抚平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子们那伤悲的心！逝去的人最想要的是回家！母亲，妻子，孩子最想看到的是远行的亲人的归来，而不是对死亡的者的赞美。
     其实，无论怎样的战争英雄，如果用更高的生命准则来衡量，他都只不过是杀人多一点的优秀绞杀机而已，和绝对的生命价值相比，杀人的英雄，无论是为了“正义”，还是出于“邪恶”，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歌颂的。我们不能借我们对正义者的歌颂，对邪恶者的唾弃去宣扬暴力。况且，在人间，绝大多数“正义”和“邪恶”都是相对的，那些穿上军装走向前线的纳粹士兵又何尝不是为了他们心目中的“正义”呢？在人间，多数情况下，“正义”和“邪恶”的分歧都不过是号召年轻人去送命的幌子而已――如果可能，我宁可相信生命的绝对价值，而对人间的正义和邪恶不管不问，我宁可相信这样一副图景：那些来到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放下屠刀，在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之下，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分歧，而不是通过身体上消灭对方，拿枪对着彼此的心脏射击来解决分歧。
     当然，我们将永远地记住那些为正义而献身的人，也将永远地憎恶那些因邪恶目的发动战争的人，虽然现阶段的人类时候有时还不得不被迫遵循战争的法则，但是这并不构成以暴力对待暴力，以绞杀对待绞杀的战争逻辑的歌颂。在东方，日本政府官员每年还在敬拜他们的战争英雄（他们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神社里供奉包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在内的他们的战争英雄），在东方，我们每年在歌颂和纪念“抗战”的“胜利”，把通过死难得到的“胜利”当作“光荣”来祭奠和歌咏，我们把死者换来的“胜利”当作我们的光荣戴在自己的头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激发”着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要他们时刻准备着为获得下一次战争的“胜利”而献身，而成为伟大的牺牲者，通过这种方式，每年我们的祭奠和歌咏就会转化成对当初那个敌人的永恒的“仇恨”和“诅咒”，在东方的大地上，每一座这样的纪念碑都是如此：他们是激发牺牲热情、战争渴望的发动机，他们是激发仇恨和诅咒的发动机――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人类悲剧来哀叹、来惋惜的意思，相反我们认为他们死得“重如泰山”。这就是我们的纪念碑逻辑。每次，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孩子，他们被带到纪念碑的前面，他们举起了稚嫩的手，握紧了拳头，用仇恨的语调，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呼“时刻准备着”的时候，我就感到痛心。
   在伦敦一座普通的街心花园，我看到一颗广岛死难者纪念树――心里不禁感动。战争的胜利者，为失败者的死难感到哀恸，他们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敌人”，这是他们的大道德了。这样的人民有福了，上帝将保佑他们，赐给他们永恒的和平。因为他们的悲悯已经越过了了战争“胜负二分”的逻辑，“正义和邪恶二分”的逻辑，他们知道，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所有的“人”都是战争中的失败者，所有的死难都是值得同情的宝贵生命价值的消失。――在普利茅斯海军纪念馆参观的时候，馆里展示了一位英国将军说的话：在战争中谁也不能成为胜利者，不记得哪位将军的名字了，但是，他的话的确是深刻的，一位军人，能这样看问题，实在是难得。
     在剑桥，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整装出发的雕像。那是一个早晨，被咕咕的鸽音唤醒了――有时候非常羡慕剑桥的鸽子，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它们都是闲庭信步的样子。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身影：也许它们才是剑桥真正的主人吧。信步走上剑桥的街道，街上还没有人，晨曦的光已经照在远近的屋顶上了，但是，那光还是冷着的。昨晚放了半个小时的焰火，地上竟然一点没有焰火的纸屑，惊叹英国人的效率。Hill路。蓦然间，便看到了他，他在晨曦里，正大步向着镇外走去，但是，很显然地，他在回首望着什么，他是一个剑桥大学的学子，也是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他要代表剑桥人走上战场，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书斋生活告别，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和薰的晨曦告别，晨曦中他在频频地回首，他对剑桥的留恋是那么深切啊，和他大踏步走向战场的绝决是一样的，他对和平生活、书斋生活的眷恋，和他远离家乡去异国参战的决心是一样的。
   我在想象，如果是在东方，我们会有一座这样的雕塑吗？会有一座着力展示出征学子对和平生活的留恋的战争纪念碑吗？我们的大地上矗立着无数的丰碑，但是，这些丰碑展示的只是渴望战斗、渴望杀敌的铁血战士，是“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豪气，是一去不回头的勇气。对和平的向往和留恋，并不是怯懦，剑桥人并不怯懦，按照JONATHAN HOLMES的统计，单是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在二战中就失去了116名青年学子，在JONATHAN HOLMES收集的名单中还包括一名叫 Pe Tsun Yen (1934)的中国青年，但是，剑桥人带着和平的渴望去战斗，剑桥人也认同这种价值观――他们让他们的战士在出征的征途上频频回首，回望剑桥。
     在怀特岛（英国南部、毗邻普次茅斯）的沙滩边，有一座二战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碑文没有说谁是永垂不朽的，谁是永远伟大的，它单单只是刻着“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多好的话啊，那座纪念碑，刻着那样的字，它耸立在海边，就像一位母亲，在等待着出征的儿女从战场上归来，她在海边久久伫立，不愿意相信她的子女再也不能回来了，那“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字迹就像它的心脏，一直跳动在大海边。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为这样的母亲而落下同情的泪水，每一个有血肉的人都会为这样的“等待”而永远地憎恶战争，永远地祝祷世界和平。我在想我们的那些纪念碑，它们给年轻人什么样的教育呢？这些年，海峡那边的局势稍有异动，我们总能听到战争的吼声，我们许多人习惯了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对此从未有过异议，我们是对的吗？
     在欧洲，看多了战争纪念碑，觉得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它们多在悲悼那些无名的生命而不是在赞美那些战争中的英雄――它们是反战的战争纪念碑。巴黎的凯旋门上自然镌刻着将军们的名字，但是，地上卧躺着的，那个永远有灯火在祭奠，永远有鲜花在痛悼的却是一位无名战士；伦敦格林公园里的加拿大战争纪念碑，它雕刻的是一些飘零的枫叶，那些被水流冲走的枫叶象征了在战争中死去的无名生命；海德公园附近一座战争纪念碑，雕刻了一座躺在地上的无名尸体，让人看到的是战争的残酷，它告诉我们战争不是建功立业的地方，而是血腥的死亡之地，这里没有真正的英雄，那些把死亡加诸于敌手而保全了自己的人，是胜利者吗？是英雄吗？在生命的哭泣之中，谁能高昂着头颅，说自己是英雄呢？为了正义而举起的刀剑就不是屠刀了吗？为了正义而杀人就不是杀人了吗？上帝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他让阳光照在义人的身上，也让阳光照在不义的人身上，让我们学会宽容吧，只有宽容，宽容到“爱你们的仇敌”的宽容，才能化解仇恨的坚冰，让仇人握手，让憎恨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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