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白银时代诗人的群体依恋解读

被称为白银时代作家的俄罗斯诗人、作家群体重新受到关注是上世纪末有意味的精神事件。在阅读中，我却注意到了他们在写作中呈现的相互依恋的特别姿态。即写作对生存中特殊群体的依赖与相互肯定的需要。——毫无疑问，他们能够随时意识到这种关联对于他们非常重要，弥足珍贵，尤其是在处于生命的精神与肉体双重逆境中时。但这不是惟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作为这一群体事业的继续者的诗人布罗茨基曾用“诗与帝国对立”这样宏伟的句子来确定其前辈的业绩，以证明帝国已随历史消匿，而他们诗篇的巨制却留存下来。这是一个后来者作出的肯定，也许在时间上晚了一些，可我认为这仍然是他们，白银时代的大师们所需要，且能够感到欢欣鼓舞的。或许，他们的魂魄因此将在历史时光的空无中继续书写。他们太在意这样的来自同一群体的称赞了，这也是他们在那个时代惟一可能获得的赞词。这样在他们的心目中，朋友的含义有了固定的内容，它意味着艺术思考上的相互认同（这是基点），对待外在世界的共同立场，相互的支持和相互的温暖（主要是精神的体温，有时也是肉体的）。朋友一词也有了极度的指向，它有关人格、声誉、生存直至写作的意义。阿赫玛托娃在怀念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中就不无夸张地写道：“做他的朋友是荣誉，做他的敌人是耻辱。” 自然，他们在精神艺术上的自信与身处恶境中的不动摇（在他们活着的时间内，没有较长期地停止过写作，虽然曾被禁止发表），与他们具有的上述这种情况应当有所关系。在阿赫玛托娃的自述文章中，她从没有忘记记述这种关联：“1910年……我和一号诗人会的友人——奥·曼德尔施塔姆、米·津克维奇及纳尔布特一起，成为阿克梅派主义者。”阿赫玛托娃为人注意的短文大都是有关其他诗人的记述、记忆与怀念，如在《忆亚历山大·勃洛克》里她写道：“而我，那两年里也经常在‘诗人车间’、‘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和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里朗诵自己的诗篇……”，诸如此类记述，均充满着热情与怀想的醉意。老年的阿赫玛托娃仍然向往当年的“诗人车间”成员聚会，其回忆溢满着世俗情怀，而且为之不惜笔墨。她兴致勃勃地记录了好些首那些诗友们互相描写取乐的诗，如“嘲弄奥西普的诗：烟灰落满在肩头，别吭声——／让友人害怕吧！——大金牙。”这首诗的含意无非是奥西普吸烟时总往肩后抖烟灰，而一堆烟灰因此积累在肩头上。另外还有：“勃柳索夫并不藐视十四行诗，／伊万诺夫用它编成了花环，／阿涅塔的丈夫喜欢它的诗格，／沃洛申唠唠叨叨出手不凡。”一类。当然，其中也不无生动的场景记录。 “那时他（曼德尔施塔姆）就写成了神秘莫测的（但又不太成功的）关于《白雪上的黑色安琪儿》一诗。娜佳说那是写给我的。”“古米廖夫很早而且很高地评价了曼德尔施塔姆。”这样一再地指证着一群诗人间亲密与紧密关系的句子不时出现着，构成着文章的主体。这类词语也永远是俄罗斯诗人、作家们最在乎的。且这种怀想并总被视为快乐与自豪的事：“我有幸怀着辛酸的欢乐，尽自己微薄之力，来纪念这位无与伦比的、顶天立地的人，为此感到骄傲。”（《米哈伊尔·洛津斯基》）在阿赫玛托娃文中另有一小段：“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曼德尔施塔姆）说：‘我关于他想得太多了，甚至于想累了。’还有：‘我的诗，他一行也没有看过，对此我深信不疑。’”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诗人何等注目于彼此间的那种关联，即使它是暧昧的或不善的。曼德尔施塔姆似乎是这方面最不能掩盖自己的表达者。据阿赫玛托娃所记，曼德尔施塔姆在1928年8月25日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想回家，想见到您。您要知道，我有一种本领在想象中进行交谈。不过只能和两个人，即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和您。”曼德尔施塔姆的所需非常明显，那就是必须接触到特定的同类的友好气息，要望到他（她）的面容，听到其声音。即使在想象中，也是必要的。（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来到列宁格勒，有一个晚上他和阿赫玛托娃谈起但丁的《炼狱》，阿赫玛托娃背诵了33歌里的一段，曼德尔施塔姆竟哭了。阿赫玛托娃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他回答：“不，没什么，因为是您的嗓音在背诵这些话。”） 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到沃罗涅日去看望被流放此地的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曼德尔施塔姆告诉她，当他精神失常时，便在所居地切尔登四处乱窜，到处寻找她被处决后的尸体。这一记述生动感人，它透露了曼德尔施塔姆（也包括所有这个群内的作家）内心中最突出的恐惧，那就是来自这个群体的抚慰的丧失。曼德尔施塔姆在流放地曾说自己是个期待型的人，因此在那里感到尤为困难。他对自己所置身的现实世界一直怀着奢望，期待来自那里的情谊与肯定，事实上他惟一得到的正是来自于同类的几个诗人的温情。（曼德尔施塔姆在流放中诗越写越好，变得更加深沉，可这一点显然不能够满足他的期待。）作为对历史的观看与阅读者，我们应当永远珍重像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作家在一生中所惟一能依恋与值得据守的精神的家庭。早在刚从巴黎回国不久，他就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戈罗杰茨基等组成了“诗人行会”，正式展开阿克梅诗派的活动。而此后，他不断遭遇不幸，内战期间在高加索等地，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关押；30年代，又两次被捕，长期遭受流放。他几乎一直居无定所，在贫穷中带着妻子流浪。曾不止一次试图自杀。最后又被判刑，死于集中营。他死亡的具体情况及所葬地，则至今无人所知。他敏感，易于冲动，而且不会掩饰自己。如他给阿赫玛托娃写信：“我想回家，想见到您。”这样坦诚、直率的表达，像一个孩童表述出的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依恋。联系到他生存的处境，那接近于稚纯的语音令人震颤。——而这正是我在作出我的解读倾向时感到为难的一点。可以想象，处身于寒冷、多雪、且远离都市与被放逐的寂寥空间里的曼德尔施塔姆，脑幕上常浮现的美好场景就是昔日同伴们的聚会与惺惺相惜，那是如节日般的热意所在。相反，对不能承受或天性畏惧着孤独中的绝对寒意的人，强制的孤独状态（将之流放于荒僻之地，或置之于无人理睬的境况）开始只能使他更加依恋来自特殊团体的温情，如持续过久，则必然导致其灵与肉的全面崩溃。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作家由于他们天赋的才华，对于自身的写作大都非常自信。由于艺术的超然位置，他们也都异常高傲。他们的写作是独立的（他们都可被称为一代大师。正如布罗茨基评价阿赫玛托娃所言：“她是那种纯粹‘发生出来’的诗人；这类诗人是带着已定型的语言和他们独特的敏感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可保证与促进他们写作的动力却有依赖性（他们中有好几位都因此中断写作或丢失生命）。他们的姿势就像天鹅，每一只都那么华美，骄傲，昂首挺立，可生存的基本方式必须群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小小的、同类的、高质量的群体。如上所述，阿赫玛托娃在这方面肯定具有代表性，从她写作的开始直到最后。当她的诗作难以发表的时候，布罗茨基写道：“每过一段时间，她便同某一个人会面，请他或她轻声朗诵这一或那一片断，这就是她的仓储方式。”——我必须让自己看到这一点，即阿赫玛托娃在被迫沉默、遭排斥的四十个年头里，她就是这样保持着她的书写，她依据着这种方式坚决地表达，没有停止。但即使像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精神上相对更为沉静平和与孤立的人，他的记忆性的书写也仍然以诗人们的群体为核心。这一群体是他们的记忆中必然要出现的。许多时候，记忆中的那些人在那段被书写的生活中被突出、夸大，挤掉了其余事物应居的空间。“我被马雅可夫斯基迷住了，见不到他很有一日三秋之感。”“深夜里，莫斯科很像是由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铸造出来的城市。”这样的句子在《安全保护证》里不时出现。甚至任何物（像回忆中那些房子、煤油炉、钢琴等等）的描写，都是那些人所引起的，绝不是相反。“那天在座的有巴尔特蒙、侯达谢维奇、巴尔特鲁沙依基斯、爱伦堡、薇拉·英贝尔、安托柯尔斯基、卡缅斯基、布尔留克、马雅可夫斯基、安德烈·别雷和茨维塔耶娃。……”像这样的聚会出现在记忆的文体中真是太常见了，对这一些同类者的评价永远是诗人们生活重要的一环。像那些天鹅，快乐地群集着、又执意地表达着孤傲的场面。一直到写作《人与事》的年代，帕斯捷尔纳克依然对此类人事倾注着笔墨。这里面不厌其烦地记述了他们圈子内的相互关系，包括认识、接受或被拒绝等等。“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是由于孤傲而开枪自杀的，由于他谴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的某些事，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听起来，这些事是多么重要。自身，周围，关系，离不开这些场面。“马丽娜·茨维塔耶娃一生中都用工作来规避日常琐事，当她发现不这样做下去是不能容忍的奢糜之举时，……她……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何等严重、难以规避的人与事，本质却是不肯规避。茨维塔耶娃确实又是另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茨维塔耶娃，有评论者如此评价她：“孤独，确切地说，离群索居，犹如符咒一样一生都笼罩着她，……她觉得她的世界是一座孤岛，而对于他人来说，她常常是孤岛上的一个居民。”（伊·爱伦堡《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然而她实际上并不像论者所说的那样，“自己也把它（孤独）作为最高的幸福。”随后评论者不得不指出，“孤独把她压垮了。孤独（不是自我中心主义）使她写出许多叙述人间不幸的美妙的诗篇。孤独也把她引向了自缢。” 所以，茨维塔耶娃也像其他几位俄罗斯白银时代被我们重新认识的文学大师们一样，是一群天鹅中的一只。这群天鹅只只都自负，高傲，他们的心灵昂视阔步，即使处于悲惨的境地，同时又都在精神上离不开这一群体。这影响到他们是否继续写作与继续生存。从骨子里讲，他们不会独自高飞，他们的飞翔像天鹅的飞行需要群体的依托。他们不具有真正孤寂的内心。通过茨维塔耶娃致其他诗人的不少信件，可以看出她迫切地需要改变孤独的状态或起码是抹去这种感觉。现在可以来理解一下茨维塔耶娃为什么喜欢山而不那么喜欢海。她说：“海洋像帝王一样，像金刚石一样：只听得见那不歌颂它的人。而山则表示感激（神圣的）。”感激，就是一种回应，这是建立关联的一个要素。她需要建立起一种彼此间的关联，写信，或者献上颂诗都成为容纳这种愿望的形式。不仅茨维塔耶娃一个，这一群体中的诗人均具有相互献诗的习惯，或者说爱好与热衷。在诗歌中表达出他们彼此间的精神依赖与行为、价值观的依据，十分常见。茨维塔耶娃的组诗《致勃洛克》，《野兽需要窝》一首中有代表性地写道：我需要颂扬——你的名字。当众朗诵献给另一个诗人的诗也是阿赫玛托娃和他们那一群体所喜欢做的一件事。曼德尔施塔姆给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都写过诗，并且不止一首。如他的克里米亚组诗和莫斯科组诗据知都是为前者写的，专门呈献给后者的诗则有《我在繁花似锦的瞬间没有寻找……》、《你想当个玩具……》等等。诗在这种情况下有时被当成礼物，成为维系美好关系的纽带。于是在实际可怖的历史境况中，便出现了大量的轻松可爱或沉重悲哀的献诗。布罗茨基认为那些献给阿赫玛托娃的诗加起来（数量上）会超过她自己的作品。背景有可能提供一些什么，背景也可能是一片迷雾。叶·扎米亚京写道：“……对不是共产党员，而只是‘同路人’的所有苏联作家来说，1927－1932年是最艰难的时期。”实际上还有更长的时间，艰难两个字的份量也太轻。应当说，在那般凶恶事实背景下，像阿赫玛托娃等人对这种群的关联的迫切期望与固执依恋，也许更应该理解。然而实际上与此关系不大。我这样想，即使在平和、没有迫害、诗人们能够倍感自由舒畅的环境（时代），他们的这种天鹅式的生存与写作姿态及其情怀也不会改变。实际上，这种期望与加强着相互关联的方式及其努力的确也不助于改变他们生存与写作的处境，不能使之变得更好一点。他们大多只活到50岁上下。还有一层更宽泛、从属于民族的、区域的、文化与习性的背景，出于对同类者群体交往与集聚的集体无意识爱好，我想将之稍稍展开一阅。叶·扎米亚京在《回忆高尔基》一文里记述着有一次他受邀到高尔基家吃饭时的所见：“主人是两位：高尔基和他的第二个妻子、莫斯科艺术剧院过去的演员安德烈耶娃，但在桌旁就坐的不下十至十二位客人，后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在高尔基家里‘客居’已经好几年了，就像俄国地主家庭里常有的情况那样。”注意最后一句“就像……”，它指出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可爱陋习。——潜在的集体主义，准东方行为，大背景中相似命运的支使，我想到了这一切词汇。但这仍然不是全部。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我接着想到的是性情，个人的性情。可以确认，俄罗斯作家大多是情绪化的人，他们沉湎于哀伤、激烈，制造着悲怆，从不冷静。他们的冲动从未在单纯的写作中得以平息，伊·爱伦堡说：“我从没有看见巴尔扎克在心慌意乱时把自己的手稿烧掉；没有看见狄更斯深夜溘然而去以前，把他一生经历的一切暴露无遗；没有看见里尔克临死之前在创作《十二个》。”他们像一些美丽、勇敢的鱼游戈在一种错觉的海洋，诗、人与生活混淆一气，他们无法游离，无法归于一件事物宁静清晰与冷峻的本相（另一种感动）。他们使人神意迷乱（感动）。接下去该是另一个命题的提出。这就是完整的孤立（融于天性的孤独状态）也许恰恰是艺术的一项资源——在这一命题之下，孤独成为更被看重的一种形态。一方面世俗的现代社会由于人际关系在变得愈益繁杂，呈现出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要把握好它，必须给予更多的关心。而现代技术冰冷的金属性加深着人们在这方面的担忧和焦虑，以及恐惧。在这样的背景前，人们有理由问，诗人们到底能走多远。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们的身影就在现实世界的边缘徘徊，我感觉到，他们确实走得不够远。另一方面，现代艺术家与思想家们已在强调着人之间的隔离本相，他们在哲学上否决了那种似可依恋的人际关联。他们不否认因此产生的大的寂寞感，但并不去寻求现实人际的交往来弥补（孤立是本质，他们说），而是认可这种孤寂感。——这将是文章续篇中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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