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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访谈、一部书:知识分子的精神档案

2012-09-28 22: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何言宏 阅读

 朱竞编著的《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在一年多内的一版再版,又一次说明了文学与学术访谈的广受欢迎。近几年来,一系列“访谈录”的出版形成了图书市场上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王尧、林建法主编的“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张钧对“新生代”作家的访谈录《小说的立场》、李泽厚的“对谈录”《浮生论学》和《自然说话》等在读书界都有着突出的影响。这些图书自然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但我以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便是生动呈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档案,这也是其具有突出的精神魅力,并且广受欢迎的基本原因。限于篇幅,我只能在这里围绕着《世纪印象》来谈这个问题。
    《世纪印象》按照代际与年龄,从老一辈学者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和许觉民,到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吴俊、王彬彬、李建军、王兆胜和余杰,采访了我国人文学术和文学创作领域中一百多位较有成就的学者与作家,在文学与学术类的访谈录中具有较大的规模。所以说,它所提供的精神档案相当丰富,很大程度上,甚至有着重要的精神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意义。
    精神的真实是访谈录的灵魂,也是其精神魅力的基本方面。所以我想,这也是《世纪印象》的开篇在对徐中玉先生的访谈后,附录了先生《只有真实才得永恒》这一文章的深意之所在。差不多在每篇访谈录中,朱竞都会问及这两个问题:一是“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二是“在您的人生历程中,您感到最痛苦和最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这样的提问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灵魂的拷问。对于前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显示出不同的被采访者虽有差异但却具有共同的庄重与深刻的丰富思考。我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百分之九十多的被采访者都肯定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存在,而且他们大多是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和思想启蒙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在此基础上,他们在回答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时,又都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蔡元培、鲁迅、陈寅恪和顾准等人,即使是不多的几位对此作了否定性回答的学者或作家,实际上也是在以更加严格的精神理想来考量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愤激与批判之中,突显着他们的知识分子精神。差异性的存在,使整个访谈体现出独有的精神真实。
    不过我以为,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因为具有更加突出的个体性差异,更易引起我们的阅读兴味。比如有的学者就讲了自己童年时代性别意识的最初萌动或者顽皮与偷窃等行为所导致的精神痛苦,有的讲的是自己在住房分配、职称评定、项目申报和职务任免等具体方面所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因此蒙受的耻辱,但我注意到,大多数学者和作家,特别是“知青”一代以上的学者和作家最为痛苦和最为耻辱的体验都发生在“反右”和“文革”时期,历史深处的精神创伤又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得以体现,这也使访谈具有了特别的深刻与沉重。让我在读后久难成眠的是,我素所尊敬的著名批评家陈骏涛和何西来先生都以痛切的语调忏悔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思想与行为,忏悔了自己对何其芳先生的伤害,这样的真诚令人动容,也使我对他们的敬重增加了特别的内涵。真实与真诚,不仅是知识分子,也应是我们的民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的精神底线,正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可贵的坚持。这样的精神档案,因此也相当可靠。而我们的阅读感受,也就绝不仅仅是最初的某种“兴味”,而是精神的震撼与洗礼。
    对于现实的忧思向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世纪印象》将此精神集中于对教育问题特别是对大学教育与学术体制问题的关注。在朱竞的提问和众多学者的回答中,当前的教育对于学生的个性与自由精神的忽视、学术体制的弊端及其所导致的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特别是荒唐可笑的量化管理,都有着相当痛切的揭示。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无疑要以各自的工作岗位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也只有这样的关怀也才切实可靠,访谈中的不少学者都表示了这样的意思,但是,这里所揭示的问题却触目惊心。岗位的环境如此恶劣,超越于岗位之上的公共关怀显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更多的努力。可以设想,再过些年,当有人再做这样的访谈,问及我们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知识分子的痛苦和耻辱时,很多人的回答一定会与这样的环境密切相关。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世纪印象》也是一份留给未来的精神档案。
    访谈录的问题与文体亲切而随意,因此,它不光具有突出的可读性,也易于展现人物的精神气质与生活风采。比如朱竞所问的“您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和“您对两性感情领域里的责任和自由如何理解?”这两个问题,就把很多学者和作家日常的一面作了很好的展示,加之以她在每篇访谈后所写的非常生动的人物“印象”,使很多被访问者不仅可敬,而且可亲与可近。我想,访谈录的读者缘之所以广泛,与此很有关系。
    实际上,作为一种在孔子和苏格拉底时代就已出现的相当古老的“学术文体”,近几年来访谈与对话的盛行还可视为对那些容易造成精神窒息的学术八股的反动或补充,但从精神档案的意义上看,我最渴望的,是我们的文学和学术访谈中能够出现孔子和苏格拉底那样伟大深厚的精神与人格形象,我以为,这才是访谈录的最高境界。所以说,这一类图书,仍然具有相当巨大的努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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