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启蒙

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困扰百年的问题，启蒙主义的思想文化实践在当下语境已经处于困危之中，这一境况无疑是由80年代末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重创”、“后学”思潮的反叛、“文化民族主义”的攻击、大众文化的消解和大众的冷漠与鄙斥所造成并以其作为表征的。启蒙主义的困危并不意味着其合法性的丧失，相反，“对比话语”新的强大存在倒是赋予了前者以新的生命与新的内容。应该看到，中国90年代启蒙主义的“对比话语”与80年代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论谱系，阻扼启蒙的现实力量也有所变化，它们均与“冷战”以后日益突显的“全球化”浪潮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全球化”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冲击都是全方位的，我们的国际战略、政治运作、经济活动、文化主张以及生活方式均与“全球”有着关联，因此，当下中国的启蒙主义便应具有新的历史特征。首先，是它的“当下性”。我们应在深入反思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主义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以明确启蒙在“当下”的目标、任务与策略；其次，是它的“全球性”。应该以充分的“全球性”眼光注意其批判对象的“全球性”背景，考察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国际资本的“官僚化”、西方激进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保守化”及麦当劳的“中国化”等；第三，便是其“中国性”。中国启蒙的思想文化活动虽然并不一定完全发生于中国的本土空间之中，但是其所思考的，显然应是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问题。
    对于“全球化”问题的集中研究虽然兴起于80年代的西方并且在90年代的中国方始成为“显学”，但在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行动却在其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及对其他民族的殖民统治之际便已开始。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思想文化实践，均与“全球化”有着深切关联，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启蒙运动，这也是近年来启蒙话语易遭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承认，中国的启蒙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启蒙话语也确实是对西方启蒙话语的某种“移用”，后者的自由、民主、科学、平等、解放及历史进步主义的价值吁求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但在反思“五四”和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时候，某些论者操持“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西方话语所作的指责却是相当简单化的。他们不仅表面化地而且过于夸张地惊呼“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1这种指责无疑缺乏辨证的和历史主义的态度。我们在考察话语“移用”的时候，一方面要考察这种“移用”的历史前提以检验这一“移用”的历史正当性，另一方面，还应考察“被移”话语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中的功能和意义变迁。以此看来，“五四”和80年代的启蒙话语在功能、意义和历史前提方面均与西方启蒙话语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差异”。西方启蒙话语所挑战的，主要是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神权”,而“五四”启蒙话语所批判的，却主要是中国本土的“封建礼教”。至于80年代的思想启蒙,批判的又是以封建面目作为表征而实质却是一种现代性的极“左”意识形态。这样，这两次启蒙运动所针对的，无疑是中国本土的“切身”问题,而西方启蒙话语之中基于其独特的宗教背景的“博爱”倾向也遭到了舍弃。因此,“五四”及80年代的启蒙话语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西方启蒙话语。实际上,异质话语进入本土语境并且与本土内部的社会文化实践结合以后所发生的功能与意义变迁几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以及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才分别产生了被称为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成果。“五四”和80年代的思想启蒙所欲解决的问题的“切身性”以及其特殊的话语内涵决定了它们的历史“正当”，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实践,它们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这些局限可能并不在其话语,而在于其他。
    在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之中,“冷战”时期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冲突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正如福山与亨廷顿所曾指出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在意识形态冲突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未来的时代里，“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全球冲突的主旋律。实际上这也暗示着,以自由民主作为主要诉求的思想启蒙在全球范围内不仅将告完结,同时，在亨廷顿那里，由于作为西方价值观的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意义遭到了自我怀疑,同此,世界上那些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未获制度性落实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意识意识形态冲突的必要性，似也变得可疑。但在我看来，他们所道出的只是问题的部分实质，因为检验意识形态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它的制度化落实是否给人民带来福祉，是否能够带来最为基本的社会公正，在此意义上，中国启蒙的主要诉求仍然应是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基本理念及其现实贯彻，不过，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中，它与“五四”启蒙和80年代的启蒙相比,应该具有不同的任务和策略。
    全球化时代中国启蒙最为紧要的任务，便是着力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一个强盛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围绕这一点，启蒙主义应从紧相联系的两个层面开展工作。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启蒙主义应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思想认识,即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与80年代相比已经明显不同。80年代的官僚主义、政治垄断、社会不公和官场腐败所借重与结合的，主要是封建的和极“左”的势力与遗存，而在当下，虽然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在局部更加严重,但是,由于封建及极“左”势力的急剧衰落和中国对于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竭力融入,这些“传统遗留的问题在全球化的结构中正在发生改变。今天的腐败经常表现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官僚主义和政治垄断在今天的含义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2启蒙主义不管是考察政治垄断、抨击官场腐败,还是为社会弱势群体吁求社会公正,都应将自己的社会主张建立于对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结构当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与国际、国内资本与政治力量的复杂关系的考察之上。在全球化的历史情势下,即使中国最为封闭的农村所发生的问题如茧价下跌造成的农民利益受损,也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中国既有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问题,实际上,国内众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无不直接导因于前者,我们只是想强调,中国本土社会结构的存在与变迁均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
    思想文化启蒙一直是中国现代启蒙最为重要的内容,以至于它曾经遭到“以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批评,但不管怎么说,思想文化与社会存在(包括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是勿庸置疑的,因此,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启蒙仍应继承这一启蒙传统,但在同时,又应充分考虑由于全球性的文化传达所造成的本土文化空间的复杂性。当下中国的文化空间主要是由政治意识形态活语、启蒙主义话语、文化民族主义话语、“后学”话语及大众文化等构成的异常复杂的紧张关系,不同的文化话语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共谋。由于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政治意识形态对于其和启蒙话语的冲突采取了沉着处理、心中有数的“不争论”策略,前者对传媒的有效控制也堵塞了启蒙话语借助“争论”影响民众的基本通道,同时,它还有效利用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复活与兴起的文化民族主义话语、“后学”话语及大众文化对启蒙话语进行多重阻扼,这也是丧失魅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寻求“增势”(empowerment)的重要策略。在这之中,由于“后学”话语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而大众文化即使获得了大量的民众喜好,也因肤浅和即时的“感官性”与“消费性”无法产生深刻而持久的思想与激情，因此,这两种话语本身并不能对启蒙话语构成足够的威胁,倒是文化民族主义话语应该引起重视。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话语均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民众基础,共同的民族记忆、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使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与凝聚力,这也是部分“后学”论者转而从文化民族主义这里寻求“增势”的重要原因。当下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复活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痛苦的“被害记忆”使得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深层情感；另一方面,当前全球性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民族利益也促使着它的产生。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所盛行的“后殖民主义”话语和“文化相对主义”话语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表现出来的对于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过于夸张的敌意与警惕，以及对于西方文明普世价值的自我怀疑，更使文化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带有自我膨胀色彩的充分“自信”,因此,便产生了诸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华夏中心主义”话语。实际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的启蒙主义均都强调民族国家的基本利益并且希图通过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强盛而充满正义的民族国家来显示我们的民族尊严,同时,它也并不一味地拒斥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在这一点上,它和文化民族主义却有原则性的区别。它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民族主义所将导致的危险。由于民族主义具有忽视民族内部冲突与差异的形而上学的偏执情绪,所以极易被民族国家用来掩盖本土内部的社会文化问题,并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来剥夺个人权利、压制个人自由,进而达到极权主义的目的,对此,安东尼·吉登斯曾经提出明确警告。他在《民族一一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指出,在民族国家内部,“用来鼓动极权统治的目标会与民族主义强烈地搅合在一起,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基本的意识形态手段,把原本可以分崩离析的人口团结在一起。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在于确保了极权主义之‘极"的一面,因为它携带着它自己的‘象征历史性",为人民提供了一个神秘的来源,也为人民提供了一个为之奋斗的共同的未来归宿”。3
启蒙主义的方法与实质均是对于“蒙昧”的祛除,当下中国一个普遍的“蒙昧”，便是以金钱意识形态作为突出表征的“物欲蒙昧”,对于这种状况的批判性探讨,将是中国启蒙的迫切任务。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空间之中,不同的话语力量实际上均都具有强烈的中心化企图，否认这一点不是一种虚伪,便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真实的情形只不过是,各种势均力敌的话语力量在对话之中也许均未真正进入中心场地,但是不可否认,中心化企图正是话语言说的内在动力,文化话语正是在其进入中心的努力之中不断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的。我们在考察话语冲突的时候,还应仔细辨证话语与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种丧失民众支持的文化话语完全可以借助于体制的力量而在话语空间之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启蒙明确自己的边缘化处境,它并不隐瞒自己对于中心的真实渴慕,但是它在进入中心的艰难征途中,更应记取“五四”和80年代的启蒙运动在对其他话语力量(如“民族主义”等)的“借势”或共谋之中所造成的自身势力的削弱与自身品格的丧失,从而避免再一次发生启蒙的“异化”。

1 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1996年第2期。
2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
3 吉登斯:《民族一一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1998年5月版第354页。

（本栏所有文章为中国南方艺术独家所有，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