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暴力
——读《刀俎之间》并致《书屋》主编周实
周实先生：
接读大作，正是在我心境黯然的时刻。我曾向你屡次提及的书稿，在经过九死一生、生而复死的磨难之后，终于难逃劫数般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可以说是国内最为著名的地方性学术出版机构给我转来了其“婆婆”的一纸批文，批文只是以“不宜”这样的没有口实的理由宣布了她的死刑。我的那本书稿，只是研究了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反思”小说，非常间接地表达了些微的“历史记忆”，但却被武断地指责为“不宜”。我曾想以手中的出版合同作为依据，学习“秋菊”（《秋菊打官司》）去讨回“说法”，但在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样一个近乎傻气的想法。我们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老是要对民众进行自以为是的“启蒙”，但在实际上，我们何曾能有“秋菊”一样的勇敢、执着以及不平则鸣的幸运？
正是由于上面这种近乎不良的心境，所以我甫一读到大作的标题《刀俎之间》，最先在脑海中跳出的文字，便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一种虽然不祥但却实在真实的感觉，在我读完全篇之后，仍然是挥之不去。我知道，在一个阳光灿烂、歌舞升平的时代里，这只是一种迫害狂式的自我妄想，为了证明这一点并且最终驱除这种不良的情绪，我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仔细地读了几遍，试图在其中能找到光明与喜气，但在最后，这种感觉不仅是越发强烈，而且还获得了“历史”的支持。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曾为鱼肉者，又何止像我这样的一介书生，贵为王公后妃者，不也一样地做了鱼肉？这样一想，我又是非常的心安，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说，我真是开始自甘于“做稳了奴隶”。
你曾出版过多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刘伯温》和《李白》，也曾主编过“长河随笔”这套历史散文丛书，好像对历史有着特别的亲睐。因此之故，我认为《刀俎之间》仍然以古代历史作为取材对象，正是你一贯的“历史关怀”的最新体现。说到“历史关怀”，我以为这是中华民族在当前最为紧要的一种品格，也是知识分子所要拼力坚持的。从大的世界性范围来看，我们与日本之间的时生龃龉，还不是他们不能够正视他们的民族曾经给亚洲人民带来过灾难的历史真实？我们愤怒于他们的不正视过去，也应该勇于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要不然的话，一旦人家指责我们在“历史记忆”的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我们只能是理屈词穷、哑口无言。还是列宁说得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忘记了民族的历史，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背叛了民族？但很遗憾的是，目前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千方百计地涂抹我们的民族记忆，想在民族记忆的问题上也单纯地采取正面宣传的做法，一方面把民族悲剧压抑于历史记忆的盲区之中，另一方面还要为那些帝王将相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实在不知居心何在。这种做法的一个最具灾害性的后果，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潜移默化地“改写”了我们下一代的“历史记忆”，使他们觉得我们的民族真正是万世太平，只有经验值得学习，而没有教训值得记取与警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你的执着于“历史”，并且在现在的历史中表达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真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宏论少发，还是来读你的小说。
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认为你的《刀俎之间》仍然属于“新历史小说”的范畴，但在另一方面，又对既有的此类小说有所突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对于历史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以我的感觉，这种兴趣将会愈越强烈），但在那些矫枉过正的“翻案”、动机不纯的“帝王颂”和一味的“解构”之外，我最看重的，还是那些对历史重新阐释的努力，而在其中，我又对以“权力”和“暴力”的话语所进行的历史阐释更有会心，刘震云的《头人》、《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余华的《往事与刑罚》和《一九八六年》等等，便都属于这样的篇什。它们都以“权力”及其极端性的体现方式——“暴力”作为历史发展的驱动性力量和历史深层的永恒本质，这种阐释，由于抛弃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偏见而更加接近本原。但我以为，他们的历史阐释和历史揭示方式，也有着另一方面的不足，这就是他们对历史真实和历史具体性的不甚重视，以及对人物主体和叙事主体生命情感的双重忽略与屏蔽，当然，这与他们后现代式的“真实”观及文本策略极有关系。而你的《刀俎之间》，却在这一方面做了非常明显的弥补。
我以为你写《刀俎之间》，完全是在自觉地担当着“刑罚史家”的角色。“刑罚史家”的意义就在于，他要对皇族正史遮蔽下的狰狞与残暴勇敢地现其真相，以揭露前者的欺谎与无耻。《刀俎之间》中十篇小说《人彘》、《鸩与绫》、《族》、《炮烙》、《定杀》、《腰斩》、《宫》、《凌迟》、《轘》和《殛》的题目，分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几种酷刑，每篇小说所选取的，刚好又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刑例。从尧舜之时的“鲧”被殛杀（《殛》）、战国时代屈原的“沉江”（《定杀》）、商鞅的横遭“车裂”（《轘》）、秦时的李斯被斩（《腰斩》）、汉时吕后对戚夫人的毒刑（《人彘》）、司马迁的遭辱（《宫》），一直到明代的宫廷争斗和惊天血案（《炮烙》、《族》、《凌迟》），你对它们逐一写来，正是我国几千年惨酷历史的高度浓缩及总体象征。却原来我国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实际上还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暴行史。历史的册页上不光写的是文明、仁义和帝王们的功绩，更有着令人发指的狠毒、暴戾和无耻，所谓的文治武功、德政仁政，同时也散发着弥天的血腥。读你的小说，时常感到带有血腥的历史悲风穿越而来，有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刃高悬于天，使我的脊背寒气缕缕。这也无怪乎鲁迅要以“吃人”来概括我们的历史。陈忠实的《白鹿原》以揭示我国的民族“秘史”作为己任，我以为要说“秘史”，“暴行”与“屠戮”，未必不是其中最为接近真实的一种。正是在以“暴力”来阐释中国历史的特点上，我以为你与余华有着非常相通的一面。但以我粗浅的理解，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和《往事与刑罚》等，对于“权力”却并不过于关注。而“权力”的争夺（《人彘》、《炮烙》）与巩固（《腰斩》）、甚至是大施淫威（《族》、《宫》），却是你在书写历史暴力的时候最为关注的方面。权力乃暴力之源，这正是我在读了你的小说之后相当深切的感受。
我读《刀俎之间》，最有触动的还是《人彘》、《族》、《定杀》、《腰斩》、《炮烙》和《宫》等篇什。《人彘》和《鸩与绫》所写的，都是争宠与夺嫡所致的人间惨剧。《人彘》中的吕后虽有女政治家的史称，但那更多的是历史学家的看法，在我们的民族记忆当中，她还是更多地以心狠手辣的毒女人形象流传于世。吕后将戚夫人废为“人彘”，固然是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但我每每也会有对戚夫人来说很不公平的想法，这就是假如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得接王位，吕后母子的命运又当如何呢？按照惯例，吕雉为第一夫人，长子理当立为太子，而一旦是如意继位，必然要对她们母子严加提防或施以屠戮以免生变的，这也是宫廷夺嫡最为常见的行事模式，只不过戚夫人与如意的做法，不一定会像吕后这么惨毒。说来说去，我以为还是“权力”在作祟，在大一统的权力结构当中，任何对于权力的争夺，都必然是你死我活的，哪有什么宽容好讲？像现在的西方国家那样在争权夺利尘埃落定之后仍然相安无事的情况，绝不会出现于中国古代的专制国家。
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我在阅读《刀俎之间》的时候，很自然地会对有关古代知识分子的几篇小说最为关注。
屈原的故事是我们的民族记忆当中最为深固的一种。我以为哪一代统治者除了具有彻底禁绝端午风俗的本事，否则的话，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高洁、正直的原型形象，屈原是要永远地存活在我们的民族记忆之中的。民族记忆的深潜与顽强，是任何外在的强力都奈何不得的。屈原的故事虽属常识，但我在读《定杀》的时候，仍然为其人格的光辉所感动。《定杀》中的屈原虽然“清楚自己性情太直”，常遭厄运，“但遇事却又忍耐不住”。对他而言，“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莫过于不说假话”，虽然如此，他还是因为忠言直谏而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实际上，“说真话”之困难，古今同此，要不然当年巴金老人的呼吁就不会振聋发聩了。想一想屈原的悲剧，读一读中国古代的历史，统治者最为害怕的，倒并不是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和得逞于一时的邪魔妖道，而是对真相与常识的揭示与强调。屈原的命运不正是说明了此点？《宫》中司马迁的悲剧，也是如此。
司马迁的罹祸，也源于他的秉性刚直和他读书人的天真：“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种太极拳式的社会最吃亏的就是直性人。他是太自作多情了，太偏于幻想了，太透明了。”你的小说书写了“自作多情”和“偏于幻想”的司马迁横遭“去势”的详细过程，书写了他在其中屈辱与愤懑的内心痛苦。“去势”后的司马迁，“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而我在读你所写的司马迁的“去势”过程时，也同样具有“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震惊与可怖。这绝不仅是生理或心理上的恐惧，而是因为，司马迁的“去势”通过你的放大与强化，使我忽然领悟到，他的“去势”与屈辱，实际上不正是亘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象征么？担当道义也好，传道授业也好，秉持道统也好，以道自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大一统的强权政治当中，何曾有过自己的“势”？也正是在生理上的“去势”之后，司马迁才彻底地绝望于他曾“多情”并寄于“幻想”的统治者，发愤著史，续成了《史记》。“去势”之后司马迁的著史，已与此前截然不同。“去势”之前他的著史，只是“以求亲媚于主上”，而在“去势”之后，却是为了“通其狂惑”，以表达对统治者的抗议。在此意义上，我又以为，司马迁选择以其自身的立场书写历史、保存民族记忆的方式所作的抗议，无疑是知识分子在运遭无道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有意义的行为。虽然韩非子曾经说过“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样的话，他也在当年十分感慨“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但在实际上，亘古以来，又有哪一个朝代不争于气力呢？知识分子手无寸铁、难成刀俎，实际上倒是常为鱼肉的，其与无道之君显然是难争气力，唯有以其历史书写来为自己的民族保存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忆。正是在民族的历史记忆领域，知识分子在与统治阶级的钦定正史进行着顽强不屈的交战，想一想，这是何等的壮烈？
不管是时运如何，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以为屈原被黜后的行吟泽畔与司马迁在遭辱后的书写历史，都是对知识分子之“道”的自觉担当，与此相比，《族》中的方孝孺所表现出来的忠君气节，我却是有点不以为然的。我不是说方孝孺的铮铮铁骨不值得敬佩，但是，一当想到他是为了“愚忠”而不惜牺牲八百七十三位族人的性命，这种敬佩便会锐减。其实，还是篡位的燕王说得好，宫廷内斗，不过是帝王的“私家之事”，这又干卿何事？也许方孝孺认为燕王的篡位不甚合法，但我要问，那些古代王朝，又有哪一朝不是争于气力，在杀伐与屠戮之上建立自己权力根基的呢？他们之所为，又有什么合法性可言？所谓的奉天承运，不过都是些刻意营构的骗人鬼话！鬼话只有帮凶与作魅的辅助作用，一点也解决不了权力的根本性问题，以我对历史不无片面的理解，那些古代帝王，最为看重的，实际上还是“武运长久”。我看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老是困惑于那些日本人，为什么不爱在墙面挂上诸如“大东亚共荣圈”一类的鬼话，而是喜欢“武运长久”？现在我才明白，这也如古代的专制帝王一样，最崇尚的还是武力，只不过日本人做得更加坦白或无耻而已。所以我说，方孝孺对先王的忠诚，真是有点过“愚”了，在他的刑例中，我最痛惜反倒不是他，而是其八百七十三位族人的无辜性命。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无道之君的强权政治之下，勇于表达自己的精神意志的方孝孺和屈原、司马迁们一样，都难逃其“我为鱼肉”的悲剧命运，在巨大的历史暴力之中，他们不过是蝼蚁般的渺小，这在同为知识分子的我们，真正是应该惺惺相惜的。
仅仅是上面几篇小说，已经非常突出地表现出你对遭受刑戮的人物命运以及性格世界的刻画，这也使得你的历史书写在对“权力”、“暴力”与“历史”进行着深刻思考之外，又有了真切逼人的历史具体性。通过你的小说，我们不仅见到了历史与思想，见到了你对权力与暴力的诅咒，同时也见到了人物的性格与灵魂和你对受戮者的普遍同情。另外，小说当中阴惨可怖的历史氛围以及人物的内心紧张，也使我时常想起鲁迅的《墓碣文》，这是被李欧梵认为的“现代中国最恐怖的文字”。《人彘》中吕雉对戚夫人的毒刑、《凌迟》中袁崇焕被凌迟和《宫》之中司马迁的遭受宫刑，都有着细致真切的书写，读来使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说实话，我不大喜欢大众性的恐怖电影与恐怖小说，但对你《刀俎之间》中的恐怖文字，却是十分爱读的，这与我对余华小说的阅读，有着大体相同的感觉，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这几天来，我一边在阅读着你的恐怖文字，一边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暴力”修辞，是一个相当突出而且是非常重大的问题，这在你的《刀俎之间》中又有了新的表现，对此问题，很愿意能有机会得蒙你的指教！
在很多人心目中，你所主编的《书屋》，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良知之一，我与我所有的朋友以及学生们都很爱读，让我们为她祈祷与祝福！
拉拉杂杂的一些想法，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恳望谅解！不过在另一方面，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暴力的话题，确实还应作进一步的思考。
即颂
文祺！
何言宏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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