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民刊信任的背后：民刊不民
现今的诗歌写作已密切地与诗歌媒介挂上了钩！也可以讲我们已置身于一个诗歌的民刊时代或传媒时空，在公办的发行量有限的十余家专业媒介之外，诗歌民办报刊（以及网络）已不再是“半壁河山”，而是几乎代表和体现当下中国诗歌的概貌了，因而说当下中国诗歌，其实已等于在说传媒中的诗歌现状。说诗歌传媒，也同时包括了公民两种及网络。茁壮态势自然好，问题自然也会不少。
民办媒介数量众多的事实咋一看去，总令人有欣欣向荣之感并常生溢美之辞，这颇像昔日人多力量大景象带来的虚妄宽慰。茁壮不等于力量、普遍会等于普通。而颇具自由象征意味的蔚蓝色天空下，人们似乎只悬空扫瞄诗意的大地上密密麻麻的诗歌大棚，却不管其中是硕果丰华还是秕莠枝节！在诗歌中国，对民刊的心理信任度越来越大了，信任本身就暗含不确定成份。而对民刊的信任源于何处？表面看来主要是两种：公开刊物的“公开迎合”！这种彬彬有礼的认可潜因当然包括因公刊本身的不景气、意欲取悦潜在受众等；这同时也表明民刊本身的不自信。
另种信任则来自作者，发表作品意味着精神产品的相当程度的认可，也意味着个人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功利心理的合理释放。反过来，上述的“客套”行为又增加了民刊自身的虚荣心和继续的坚定决心，从各民刊的自我宣传语里不难看到这种无意中拨高了的义不容辞似的成就感。这是中国诗歌写作的一直以来的现实：需要交流和认可的过程中的几乎人皆的之的世俗功利之心。如此无意识的合谋，至少形成诗歌在现象上的繁荣昌盛。这样的热闹作为诗歌内部的运动，既正常又必须。然有意思的是，民刊的发展再发展，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趋于“不民”，这是事实中的事实！陆续的“不民”事实，又无形中加重了诗写者对民刊的信心。
其实说“不民”，也并不全指与公办刊物的关系，即常见的通过积极行动以示等待接受“招安”的情况，而是一种积极进入或介入更广空间的向往，比如利用可能的包括网络在内的传媒宣传、进入出版渠道及市场等。其实一些民间艺术的“被发掘”也多属这种情况。如此也正好说明诗歌在今天，是一种民俗，诗人则是民俗学者，也是现代社会里精神界的少数民族。
但是至少在现阶段，“不民”的结果从不良方面看是对诗歌的实质上的伤害。也就是当我们过分信任（作为媒介物）的诗歌民刊（以及公刊）时，不等于我们对诗歌本身的信任是同步的！而且，正如一方自然安静的秀美之地，需要被认识、被运用，而旅游开发的结果事实上也就是让其在“食住行游娱购”中变化、变质，而后消失。是的，这样的伤害已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堂皇地铺开！在繁荣文化的金字招牌下，譬如诗歌活动与市场经济、与政治、与个人虚荣心膨胀的联姻的行为也是，而社会作用的扩大自然也就是诗性的散失过程——我们不妨拭目回望，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活动与事件，诗歌写作本身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呢？这是否另一种“信任”或意欲获取社会面上的更广度的“信任”呢？这是否“诗言志”的另种表达途径呢？中国诗歌的社会功能（同时包括政治意识）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
诗人对民刊的信任，并不真的表明对公刊的不信任。而诗人对诗歌的不自信，也由民刊体现了出来。在近年的诗歌中，日常市井风格越来越低，虽说向上与向下的路是同一条，但由于诗写者素质，这种纯粹限于感官程度与愤青式的“嚎叫”，这种由“新非非”、“下半身”、“垃圾派”变异而出的低度嚎叫如果要命名为先锋苗头也不准确，因为这种倾向，总的看是经济基础上扬后，精神规则的暂时失衡而导致的文明时空里的可理解的疯颠表现，数十年前的发达国家早已如此。另种不自信则是以书卷阅读代替了亲身体会，诗歌显出过多人工移植与嫁接痕迹，这主要表现在知识崇拜者如饥似渴，对西方诗歌、对域外知识读本感叹和模仿失衡。诗歌写作的自主与创新无形中也会受到诗歌媒介的干涉和牵制，这是置身于诗歌传媒时代的写作者可能忽视的。
一切都正在“混沌”之中，民刊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一时段的诗歌的“混沌”状态，也许，从时间角度看，这是民刊无意中的一种意义：它实录了这一特定时段的诗歌中国。也反映了特殊知识分子在某一时段的不自信与不安。对其的分析、辩识和过滤则有待于下一个时段。
二、混沌中的粉饰与虚荣
诗歌传媒的众多意味着它走向大众的可能性相对加大，但诗歌的最佳结局是不是达到人手一本押韵的分行语录呢？在我们这个具有深厚诗歌传统的国度里，对事物的看法总是太诗意，也太美化，不由自主的粉饰、与为粉饰而不由自主的从众习惯，也覆盖了诗歌这个人类的特殊的精神领域。
刊物的质量与读者层次的关系是文学媒介常常面临的矛盾，民刊本应可以解决这种矛盾，可惜它并未意识到这点，或没意识到这正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很多民刊根本不管、也管不了诗歌的死活，它在意的是抱着无辜的诗歌，就像手持一种进入社会层面并因此而被精神认可的语言武器。诗歌作为经典的可能性与艰难本来就很大，近来年中国诗歌民刊提供给时光的反而是另些不容乐观的预兆，其中，在道德与伦理的含混、文化的无根及困惑和集体的精神水平下降等易引起争鸣的现象之外，最要害的，是诗歌写作难度的消失。
在公办刊物方面，《诗歌月刊》、《绿风》、《诗刊》等专门性媒体已将民刊纳入视线，这样的结果也就便是说民刊是公刊的选稿基地之一，它成为草稿本，并为公刊带来了“初审”的方便。我们其实都知道，进出民刊的写作者在今天进出公刊并非难事，除非后者有意拒绝和人为的有目的性的狭隘排斥。除专门诗刊外，《南方周末》、《上海文学》、《山花》等重要的综合文学刊物和报纸亦先后对民刊、网络诗歌加以关注，这对民刊现象当然是种更加的认可；当然，实质上认可的，仍是诗歌与诗人，而既然有达到这一标准的诗歌与诗人，如果不通过民刊这种方式，仍然可以得到认可。什么刊都是人办的，一个编辑集体的审美方向也不等于是检验诗歌的正确或唯一方向。如果内心强调着公刊的认同，那“民刊”实际一开始就“不民刊”了，这却是众多民刊相互都明白的公开秘密，从中能看到中国诗人身不由己的某种共性。
从网络上看到一份叫做《明天》的民办刊物，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其在相对强大的宣传力度下显得非同寻常，就目录看，它相当于一次从前的部分著名诗人的诗歌合集，由编者按自已标准选择的所谓诗歌名人组成的阵容，在向外界透示出本刊的重要的同时，另种怪异的气息也产生了，十年或二十年前的成名诗人要么告别诗歌、要么写作质量已停顿，关键的是，虽不能一棍子全扫倒，但十年二十年前的成名环境与今天确实是天壤之别，正由于传媒的稀缺、意识形态的主导和人们观念的偏狭，那时所谓成名的鱼目混珠情况相对严重得多，以非主流方式跻身主流路线的事实也不少，诗歌之外的意味远远超于诗歌本身，文化（政治）附加值远远大于诗歌本身。那么，《明天》的编者意欲何为？
在这里，以“一期”为据、以具体的某刊为例，可能偏激，我只是（可能偏颇地）择取现象一二。就《明天》这种倾向，民刊的“个人实验田”而不是诗歌的实验田的共有局限就很明显了。它也没有体现出传播的及时效能——除非它有足够证据以为二十年前的诗歌范本在今天仍有着引领时代的现实作用，如果这样，也就是得先认定这些年来的诗歌没有进步？不，这里编辑事实上需要的不是文本，而是诗人——也许连诗人也不是其真正需要。
另个问题是，民刊常有想充当或分享一下公刊的主人翁或责任的感觉？以民办刊物作为某一地区、某一时段诗歌总结的方式，诗歌与地方的颇颇挂钩，是民刊常做之举。广东民刊在这方面尤为热衷。通过民刊打天下，通过公刊定牌位的情况并不少见。浙江《九龙诗歌》初办时，其安静、纯净与装帧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它紧接着的就是一期浙江诗歌专号……对地方性的强调在诗歌界总的看并不值得肯定，虽然有评论者会通过似乎强有力的知识力量对此进行褒扬分析，上升到所谓地理生态层次——因为自己的定居安居而需要赞美“家禽”的重要吗？（就不怕禽流感？）而诗歌更该是没有边界的或可以越过边界的飞禽。
三、通俗化过程里的自慰与低级趣味
2002年我曾写有一篇名为《诗歌的通俗时代》文章，以为诗歌进入通俗写作及大众审美时代，现在看领衔主演这一潮流的主体其实就是民办媒介及网络。审美趣味的通俗化倾向占了民刊中的相当份额，通俗易懂，往往能得到更多的掌声。通俗化其实是正常现象，其产生与当代经济、文化与通讯的发达，信息量的铺天盖地，政治空气的变化等环境原因息息相关，诗歌作为人们精神诉求之一，添加娱乐因素亦是为必然；轻松、享受、游戏与题材的面面俱到，使诗歌内在的紧张和内容的单调得到拓宽与舒缓。从这个基础上讲，民刊的出现也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时代精神需求之一，而不是诗人与诗歌进步的必须方式和结果。
在理解通俗化必然的同时，必须的是这种趣味的下一步。比如一个具体生活中中轻佻者（今天说轻佻可能都算中性词了），他下一步可能从言行的无拘靠近“社会治安”这个纪律，再下一步还可能靠近铁窗——这样的比喻也许很不妥当也对诗人是种亵渎吧？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诗写者正是这样以诗歌作为比喻，又对诗歌展开亵渎的。在这里，他们先是强调“先锋性”，在这个招牌下，感官的强调、道德的混乱、得过且过得乐且乐的“现实主义”归于所谓“自由”似乎就名言正顺了。相当部分民刊正是这样帮忙的。
艺术作为精神的自娱是必须的，在行进中，往深里一想，真是只为了自娱吗？如果要娱要乐，又为何要采取这种方式呢？既然写诗、既然还在用语言与精神、与我们栖居的世界相亲相爱，那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必须的！这种行为所具有的意义、与它所继承下来的某些终极的价值（或标准）是肯定的！如此这反是件怪事：目的是肯定的，在过程中却显得不好意思地扭曲了！
如果你回避这个问题、讽刺这个问题——只有这种可能：就是你言不由衷，你在从众，你累了，胆怯了，你在时代洪流中越来越羞于谈及这个问题。正像置身谈论法国香水的时尚人群里，你会觉得谈低保、义工会是多么不合时宜。而无意间，你全身每个毛孔都透露着由欲望推动着的媚俗污垢了。近二十年来，中国诗人们已习惯于立身时代前沿，生怕落后于时代，难免主动向这个时代献身，以体现出自己的与时俱进，这多像围观着新装的皇帝的成年人们。不被计划生育控制的一份份民刊就是这样，一个像一个，或50步或100步地一个个走向了同一条老路，像一台台简易的复印机，文本形式、精神指标、道德观念大同小异。
而审美也在同一时段里趋同了！一个年轻人热爱下半身是无比正常的！一个成年人通过语言来热爱，他肯定不正常！即使不说什么伦理信仰之类——他也必定虚假、矫情、做作的。其实，这种人还诗什么呢？然而，性欲望再大也大不过勃起一时，也是受控的，而物质欲望的力量一大起来就真的没法了。从工具的方面看，工具因人而成，是人造，为人服务，现代社会里的工具却时常出现人为工具服务、被工具改造、控制的情况，这对于诗歌传媒这种“工具”是较常见的。另种最为不该忽视的工具是网络。网络所体现出的写作的休闲娱乐作用也最为显著。但在这里它并不是人生观或写作观的问题了，而是由于它对于“作品”的认可、传播和游戏娱乐的宽容，它更可能实现个人对文字游戏的好奇心与满足感，滑稽的是，由于个人的接受与理解能力，网络上的文字游戏或写作休闲竟然能达到鱼目混珠的效果，“复制”的技术与创造的艺术的界限几可相互模糊；更为滑稽的是，漂游于网络里的写作者实际上并非从前或严格意义上的写作者，所谓写作的动机千差万别，其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低下，所谓作品却可以随意张贴“发表”，这真正体现或加重了诗歌在当下休闲与游戏的功能！这样，工具便转变成了玩具，这个转变的结果眼下倒还不能一概而论。
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像一个时光里的魔术球，它在今天极大地突出映照出了生命的物质面，精神的那一面，则显现了另种突出：平静或僵化，被动附和，得过且过，没太大与实质性冲突，偶尔的灵魂微澜，也多因物质喧嚣或变化所致。开放了的头脑们思考的是怎么过日子，怎么“过好”日子，怎么过“好日子”，人生、生命、命运几乎顺利地转化为物质层面上的“运气”，并为新运气而不断忙碌、庸碌、厚黑和取巧，种种物质消费片断成为梦想的若干主题，曾经的困惑和关于精神家园的兴趣与机会换位于社会文化现象的旁观并“习以为常”。在这种大气候里，民刊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个敏感的“充气”玩具，它对社会的作用，其实转过来——是社会在作用它了。承认它对人海中的一群人有作用，就已足矣，对它的拨高，大约体现了一部分小知识分子的习惯：精神胜利法！这种“习惯”，又被公刊不费劲地轻取之。公刊时而像宋江，有时又像高俅。
——因此，公刊与民刊关系像夫妻冤家！公刊的“重要性”也隐约可见。事实上，透过民刊发达兴旺的现象我们也看到了民刊逊于公刊的一个原因，后者正由于受到某些限止而具有一定的承担作用，而民刊办理原则的松弛使其往往盲人摸像。如果将诗歌媒介视作一种精神收容站，它的作用仅仅是收容与遣送原址吗？应该不，可是在今天，诗歌民刊绝大多数确实没有认识或未能体现这种意识。这样，其盲人摸象的情况就难免此伏彼起，变本加厉。
四、盲人摸象与集体的媚俗
盲人摸象的情况亦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常见的是：第一，具体到民办诗歌媒介，刊物的审美向度和价值取向混乱，这混乱表现在其标准的层次偏低或与大众雷同，并且不确定，这样的刊物作用其实价值较小，它只能充当常见的载体及传播功能。同时还会因标准的不确定而实质上走向人云亦云的跟风赶潮。
第二是单一的艺术取向，单一有时类似个性，它起先是应该的，这也是诗歌最应该的开始，但单一的坚持往往在刊物（及此基础上的写作）发展中出现变化，在排外并坚持排外的同时，呈现干涸，夜郎自大或固步自封。也就是说写作的自我倾向在起被是必须的，一成不变则是诗人自身的失职与无力，审美停滞，思想陈腐。
第三是办刊方向的后期迷失，而后在先锋与自由的呐喊中脱离原则地标新立异，并以此为目的的标谤。现在看这一类已经少见，原因既有诗歌读者的潜在约束，也有诗歌本身难度对这种行为的自行抵挡——通过1986年两报大展的“百花齐放”与2003年《星星诗刊》的“甲申风暴大展”比较，就能发现诗人们正以实在的实践取代了口号冲天的过去，诗歌的难度正成为诗人最大的最不能又最必须得解决的中心问题！二者相较，我们同时还能看到，民刊的一鸣惊人的时刻，有时是不自觉地对“文革式”遗风的借用，已经没有可能了！民刊与诗人其实——得像诗歌一样，开始进入慢工细活的打磨过程，不妨说也是如何雕刻生命与生活的过程。
由于都看不见，盲人摸象行为便由个人到群体，在传播中成为集体的观念趋同和不由自主的媚俗行为。这样的乌合式的媚俗首先体现在商业的浸染上。娱乐性的异军突起，使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退居二线，这么说，好像是因我是恰好站在中国的“内地”角度说话的，其实我是站在“诗歌的内地”！相信不只我有这种犹疑：如果保守地视商业时代为洪水猛兽显然不客观，如果敞怀宽容又显然是实际上的冷漠旁观。那么不妨就只从诗歌特性来考虑，应该也就是一个度的问题，那么，我之所说也就是提醒而已，即使不一定合适。而其实，谁也没有提醒一个集体的能力。其实现代人最不需要的就是提醒。
广东某民办刊物曾编辑集中了100余位中国“知名”女诗人的合集（后以《狂想的旅程》为名出版），可以看到女性写作的“注意我（本人）”——而不是“注意我想让你注意的（世界）”这一症结依然顽固，这只是写作上的共有症结，从媒体角度看呢，翻开这本几乎对中国女性诗人“一网打尽”的装帧华丽书，其印象是数量上的“众”和如此的粉墨云集的“艳”成为此举的卖点，其中不少浓妆上阵的诗人图片明显透露出来自“他们”的观看角度和商业玩味气息，这个实际上极其庸俗的举动弥漫着新的封建意味，中式老酒与新潮可乐混杂，泥沙俱下。个体的体现需要集体的合力之时，只能表明个性不再。这样的“性别”小合唱是否反映出如今女性诗人的屈从于大环境的失声或波动？对自己之外的时尚空间的身不由己？在此我无意指责“编辑家”的创意及诗人，只是说明商业气氛对诗歌的影响的一个侧面。诗界三人成虎式的习惯常会掩盖掉这种充满异味的侧面！
商业气氛或说是市场经济的温度对诗歌的影响肯定有，也肯定会让诗歌与诗人在初期感到不适，如果继续不适，是后者自身的原因。如果为了“适”而采取“不适”的方法，那就是对诗歌开始了伤害——对此我可以举出若干证据，而反驳者也可证据若干，不必口舌，只需从当下文化环境如此开阔、诗歌公与民办媒介如此活跃、诗歌活动如此盛行等外因，却产生不出精典诗歌与优秀诗人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诗人们像一溜整齐的盆景，先后沦落于一种致命的局限中。它是什么？
当一个苦行僧在路上，他能发现，能说诗歌的内在真相或判断诗歌的位置，当此僧已不再苦，他将说什么呢？民刊的不民有时造成的结果也包括这一种：当一枚螺丝钉躺在荒原，它是硬，它是相对的自由和孤独，它是存在，它，就是它本身，而当它的价值体现在嵌入一部机器时，它的存在有可能是等着时光流逝，在这消磨的过程中为了体现存在它会挣扎，但最终多是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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