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笔名乔治，张墨。诗人，兼及评论。80年代末开始写作。2001年创办民刊《爆炸》。2015年与友人创编民刊《静电》，著有诗集《琴房》（2008年）《六月》（2025年）。2021年与友人创办民刊《罗曼司重演》。曾获徐玉诺诗歌奖。著有中篇小说《G城人》。现居河南平顶山。
海德格尔在《什么是思想》（商务印书馆，2017）里论及“在一首赞美诗的草稿中，荷尔德林写到：我们是一个标志，没有解释。人的本质就在于成为这样一个显示者。人就是一个标志。”某种意义上，神作为一种标志，诸神和凡人像生命体那样存在，还通过理解关系而得到遵从和规约，这种理解关系并不是把诸神密封在自身之中。在理解之际，诗人本应当通过神性写作，参与到诸神的永远的存在之中。
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诗句“神，本是人的尺度”理解为诗人通过诗赋予人类生存以神性尺度，即诗人作为神的尺度。海德格尔认为诗人通过语言和想象重构世界，使人类从机械、功利的生活中解脱，实现“诗意地栖居”，这种栖居状态被视为对存在本质的回归。荷尔德林在《在明媚的夜色下》中提出“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被海德格尔引申为对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神，本是人的尺度”应用于现代人的困境，认为工业时代使人背离本真，海德格尔通过解读荷尔德林诗作，主张人们摆脱功利化生存模式，通过艺术（诗）重新建立人与存在的联系，实现精神自由与生命体验的个性化。
海德格尔认为自柏拉图以来，双重遗忘导致哲学遗忘存在、神学遗忘上帝，需通过“无”的境界实现和解，这种思想与东方哲学（如禅宗）的交融，进一步拓展了神性的思考维度。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神性与存在紧密相关，其核心在于探讨存在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通过遮蔽“澄明之境”和存在本身，导致了意义丧失。他提出“存在的历史”思想，强调存在本质与澄明之境的起源被历史进程逐渐遗忘，需通过现象学分析揭示。这种遗忘表现为对死亡的回避和对有限性的忽视，而神性被理解为对存在的终极可能性——死亡的直面与接纳。神性，作为一种超乎世俗的善良，停在诗人面前，与“当下化”相对，提出需要诗人用纯粹，用纯净，用感知去联系神性。而神性写作是当代诗歌精神重建的关键维度，其核心在于通过强调超越性精神追求来对抗诗歌创作的平庸化趋势。
神性与悲悯的核心关联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中，也显现在写作中，悲悯常被视为神性本质的体现。佛教中，观世音菩萨以“慈悲”为核心，通过普度众生体现神性；而基督教上帝的慈爱与救赎也被视为神性的外在表现，这种慈悲通常包含对信徒困境的直接关怀。
神性悲悯也是教诲，深切的敬意，神圣本质与救赎。神性通过奇幻抒情，将悲悯重铸，并出现分裂，复归的循环。悲悯关照，公民意识和神性写作同时也会产生文本上的“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区分，而这两种教诲也是施特劳斯的核心关切之一。显白教诲面向大众，公开传达易于理解的教导，在于维护社会共识和规范；隐微教诲则通过隐喻、戏剧化形式或文本间隙暗示的深层观点，需具备特定智识才能解读，因其可能动摇社会根基，仅能被少数精英以隐秘方式理解。这一区分源于古典哲人（如柏拉图）在迫害下的写作策略，既保护哲学真理，又避免动荡。施特劳斯认为现代学术忽视了这一传统，导致了对文本的误读。
1990年代中国大陆写作是没有互联网的，大多是孤岛式的市民写作和小市民写作，1990年代写作的市民意识局限和小市民意识局限首先是公共事务参与度不足，缺乏公民意识，市民意识和小市民意识多关注私人生存，多为一己悲欢，忽视公共事务的参与，缺少对公共问题、公共空间的介入与思考，更缺少写作意义上的更高维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的建设与维护。同时，1990年代写作的文化认知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传统教育过度强调“市民逻辑”，而忽视整体性社会实践与认知。这种“市民逻辑”模式导致在追求自我时容易忽视公共整体，尤其在涉及公共问题时容易表现出个体的短视与矮化，这也是前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征。而新世纪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大陆互联网普及，由此创生的“网络诗歌”随即涉及到了诗性言说的公共空间和公民诗这两个概念，公民意识等相关概念由此开始浮出海面。
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的”一词即是世界本身。现代社会的“社会领域”逐渐吞噬了古希腊式的公共与私人领域的清晰界限。传统城邦中，公民通过公共讨论参与政治决策，而现代社会中，私人需求（如财富、家庭利益）过度渗透公共领域，导致政治决策被社会利益割裂。此外，官僚体系的兴起进一步削弱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专家和官僚取代公民成为政治决策主体。“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2009，上海人民出版社）汉娜•阿伦特强调公民意识应具备“行动能力”，即通过社会实践（当然也包括各种文学实践）而非单纯理论学习来参与公共事务。阿伦特指出，人的存在本质上是“行动的存在”，公共领域是行动的场所，公民通过讨论、辩论等实践方式形成判断。这种参与式民主强调个体在社会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与古希腊“公民文化”存在内在关联。阿伦特主张通过深度体悟政治现象来理解公共领域的本质，认为思考过程具有“珀涅罗珀之网”的特质，不断拆解重构而非追求固定结论。（“珀涅罗珀之网”也有“文本编织”的创作隐喻，织物意象延伸为语言组织与修辞策略层面。）这种研究方法为现代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批判性视角。
最近还读到《知识分子的“正义”幻觉，制造了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一文，谈到目前世界面临的左右之争，其背后的争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们关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争论。“当代第一智者”，95岁美国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认为，自从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发挥的舆论与观念影响力的权重似乎越来越重，近几个世纪的各种思潮的实验引发了无数灾难。这让人不难想到一些知识分子，太喜欢美化自己的理想愿景，以至于一直活在自己想象的幻觉世界里。8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会部分融入社会议题，更注重集体性表达。而90年代写作则转向个人化、身体化叙事，更强调性别差异与私人经验。90年代先锋诗歌虽然有综合写作的多个层面，虽有文体跨越，虽有中西文化互渗，虽有叙述与抒情杂糅，但仍普遍存在叙事缺乏力度、尖锐性以及缺少对公共领域公共问题的介入意识，同时写作中也欠缺公民意识、公民思想和更深层的现代公民精神，这些缺憾是由90年代诗人、作家精神厚度的欠缺而致的时代局限和缺陷。
90年代“个人化叙事”“私人化写作”基本内容是表达私人经验，而非立场与身份，而非公民意识，也非公共经验或群体意识，如同性恋、恋父/恋母情结、自恋情结等；写作方式上虽有“新回忆录”“新传记”“反叛叙述”等叙述，但多是 “琐碎叙述”，以私人经验叙述，散漫零乱，视点游移；作者是小写的“我”，仅为私人欲望的倾诉，而非启蒙者；写作动机是个人心理需要，尤其是无意识与隐秘欲望，无关公共空间，无关社会议题，无关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问题与公民使命。
2004年，黄维宪在《重庆邮电大学学报》著文《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融》，通过对俄国著名诗人亚力山大•亚力山德罗维奇•勃洛克一生创作的诗歌深入研究，得出一个响亮的结论：勃洛克诗歌的最大特点在于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融，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较之纯象征主义的神秘、虚幻，多了一份明朗、厚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张力：既突破传统抒情，又关切现实命运。勃洛克的诗歌将个人体验延伸至知识分子（或公民）的集体命运，批判社会不公，反映民生疾苦与时代动荡，赋予诗歌“厚实”的民生关切，体现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强调人道主义价值。勃洛克诗歌的先锋性在于以反叛姿态挑战旧秩序，形式自由不羁（如跨学科术语融入）。勃洛克诗歌的公民性在于通过现实题材揭露底层苦难，呼唤公平正义，形成“思想冲击力”。同时，勃洛克诗歌注重张力平衡，既避免沦为口号，又超越普通视角，实现“含蓄的批判性”。
黄维宪的研究显示，勃洛克的诗歌启示了先锋诗歌如何通过公民意识获得“社会厚度”，同时为公民诗注入“艺术深度”。这种交融提醒诗人，先锋性不仅是抒情形式的颠覆，更需承载对公共议题的思考，公民意识亦需艺术化表达以避免说教化。勃洛克的诗歌证明，真正的先锋精神必然包含对公民命运的担当，而公民意识诗人通过先锋形式才能获得不朽的艺术生命。
2013年5月，诗评家张德明曾在《长沙理工大学学报》著文《网络诗歌与公民意识培养》，文中指出“西方学界对公共性、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等研究由来已久。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公共性是世界本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在网络诗歌中，网络平台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公共空间，网络诗歌创作增进了诗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适应现代科技的意识，网络诗歌论争是诗人社会公民意识的明确彰显。网络诗歌在公民意识的培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着极为显在的意义和作用。”
2024年，诗人王东东在《叙事的限度与升华：重思当代诗歌》（《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文中犀利指出：“中国当代诗歌显然已经形成了叙事性一家独大的专制性局面，诗人们耽溺于叙事性的体制化书写而画地为牢，以至于不仅遗忘了诗歌的方法与本质中还应包含的抒情性与戏剧性，甚至远离了崇高的诗歌精神和高远的诗学理想，这不能不说是让人遗憾的，会让人感慨诗歌和诗学在我们时代的命运。诚然，我们时代诗学的危机并非独属于诗歌，而是和人的危机、文明的危机紧密相连。”
2024年，诗人周瓒在《新世纪诗歌场域、作者身份与当代性呈现》（《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4期）文中提出：“近年来，当代诗歌暗流涌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区分不复有效，有关“未来诗学”的论争重申了“90年代诗歌”呈现与遗留的诗学问题。当前，互联网平台已然成为当代诗歌发生与传播的主要空间，诗人群体则因观念的分歧和写作面貌的差异而不断分化、重组。当代诗歌的显著趋向表现为民生关切、传统重塑、跨界行动、文体自觉等。”
基于种种反思，新抒情主义是强调生命意识与公民意识的，不同于以往朦胧诗派的那种市民化抒情和小市民化抒情，还有90年代的叙事化写作。实际上，叙事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抒情方式，叙事与抒情并非二元对立。但叙事写作发展到极端，就像"废话写作"，已成为叙事写作的边缘形态。在一定的威压下，当抒情空间被压缩到极致，写作者往往只能选择这种“废话表达”，再加上 “词的空转”现象，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废话结构。
当前诗坛充斥着无神论的正确，充斥着市民和小市民意识，煽情主义和江湖习气，而缺少神性，悲悯，缺少公民意识的建设。基于公民思想的批评声音往往难以立足，因为批评往往意味着写作生命的自我终结。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拾壹月诗社提出了新抒情主义的主张，面对国内诗坛山头林立的现状，新抒情主义具有某种肃清和清扫的功能。它强调生命意识的彰显，恰恰说明我们以往对生命意识的重视不足，同时倡导丰茂的情感表达，拒绝单一和扁平化的抒情方式。
如何实现情感的丰茂表达？这需要写作者在创作中进行独立探索。不能随波逐流，正如诗人姚风所说，需要具备深邃的思想底蕴。我个人非常欣赏佩索阿的作品，姚风的译本也相当出色。佩索阿的创作给新抒情主义带来重要启示，佩索阿身兼商业翻译和诗人双重身份，商业翻译要求的精准，客观，自然会影响他的写作风格，使其追求某种真实自然的表达。这也提醒我们，每个人的职业身份都会深刻影响其写作方式和风格定位。在追求确定性的写作潮流中，我们实际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碎片化时代。这种矛盾让我们如同羊群中的个体，常常感到无奈与无力，陷入一种存在的空旷感。在这样的语境中，拾壹月诗社提出新抒情主义，是基于对当下诗歌创作的不满和不到位，而采取的新写作策略，这个方向很有价值，至少让我们重新找回某种崇高感。当然，在肯定的同时也要保持必要的质疑。
目前诗人关注的应是如何在作品中，在公民意识、神性、超验和智性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90年代诗歌叙事策略的时代局限于市民和小市民意识，而没有上升升为公民意识，以及90年代诗歌的过于写实，所导致的非诗化，以及缺失宗教信仰神性和悲悯关照，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更恢弘的公民意识维度里，诗人关注与诗写弱势群体（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是属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属于公民意识中社会责任的体现，是公民对社会公平、民生福祉等公共议题的关注与实践。
基于公民意识维度之上的“新抒情主义”更强调情感深化与语言革新，“新抒情主义”首先是强调“生命意识”“生命关照”的写作，强调“生命感”的写作，以及“充沛生命情感注入”的写作。通过日常，也能写出新诗意。日常即神性。新抒情主义强在继承传统抒情本质的基础上，通过情感深度化、语言实验和表达范式革新，来区别于传统抒情主义的单薄情感宣泄和语言惯性。
对于神性，诗人子非花的理解是“神性就是存在，就是人的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核心，就是人的存在，以人为中心，只有人的存在才能阐释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人就是神。” 子非花认为，“神性写作是永恒的，这是诗歌避免陷入平庸的关键。好的诗歌是抵达人类语言和意识的尽头的诗歌，或者是边界，尽头之外就是未知，就是神性，所以神性写作是所有好的诗歌的一个指针。怎么可能过时？神性永不过时。”
子非花《崭新的时刻之十•羊孩》一诗，整体完成度高，公民意识维度之上的“生命关照”与“悲悯”，推动全诗向更具人文关怀和伦理责任感的方向发展，生命关照的深化，生命关照的强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与保护，包括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多维关怀，在公民意识基础上，这种关照能促使诗人更主动地维护他人尊严，甚至在更多的公共问题和公共政策中融入人文考量，或日常生活中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
悲悯情怀的文本作用，通过共情能力联结个体与社会，儒家思想中的“民胞物与”，平等仁爱待人与物，和孟德斯鸠定义的“善良情感”均表明，悲悯能软化功利主义倾向，在灾难或危机中，这种良好的公民意识，可形成伦理共同体，能强化诗人作为公民的责任意识与行动力，从而成就更高峰精神体验与作品。
传统抒情侧重直接情感宣泄（如喜悦、悲伤的直白表述），易流于表面化，缺乏思想纵深。新抒情主义将情感与智性结合，将抒情融入哲思与超验体验，如子非花《崭新的时刻之九•琥珀》中，通过“白垩纪的小甲虫”隐喻永恒与流动的辩证关系，赋予抒情以思想深度。真实情感的本真性是反对刻意渲染，是以平实细节传递深层情感，用“温暖的标记”表达对流逝的追思，实现情感与思想的统一。
传统抒情依赖日常语言或固定修辞，易陷入模式化表达。新抒情主义追求变形与精准性，通过对日常语言的混搭、错位，如“琥珀，一只透明而模糊的糖”折射大海与甜的意象，打破惯性的同时，坚守精确表达。新抒情主义主张新语言范式，但拒绝生涩堆砌，强调以“发明新语言”拓展意识边界，如子非花在《海南诗章》中进行的语言爆破实验。
新抒情主义明确针对90年代诗歌与叙事写作的“去中心化”与“琐碎写作”的弊端，重新确立抒情的合法性：接续80年代浪漫主义传统（如海子、张枣的神性写作），但融入当代意识。反对90年代诗歌过度消解情感，主张以“新规定性”自由出入宏大与微小场景。新抒情主义以情感深度化、语言实验性和历史纠偏性，实现对传统抒情主义的超越——它既是抒情本质的回归，又是对当代诗歌困境的主动回应。
“新抒情主义”不是狭义的诗学，而是很有见识和胆识的学术抉择。“新抒情主义”因具有“新”探索，就具有了内在的发达和延展性，“新抒情主义”也深具理论含量，涉及到对整个汉诗的研究和更具普遍性的诗学问题思考，成为当代“新诗学”的范畴，也是从传统诗学向现当代诗学的转换，从而进行的“新抒情主义”方向的纵深开掘。
解志熙在序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里曾言，“抒情主义”及“反抒情”和“深度抒情”的诗学问题作为主线，它们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构成了历史的“合逻辑”的正反合演进过程。张松建还准确区分了“抒情主义”的不同型类，并敏锐注意到“抒情主义”在“诗体之争”和“形象之争”等现代诗学论争中的交织，遂将这一切放置到西方浪漫主义以来的诗学潮流与中国古典抒情传统相交融的大脉络里来加以透视，于是所见遂大、所思遂深。
无疑，“新抒情主义”是对传统抒情主义的一次革新，其核心在于通过语言实验和诗学探索突破既有抒情模式，强调在抒情中融入神性写作、融入智性思考与超验主义。
“新抒情主义”，是子非花2023年在西安翻译学院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他也是要找一个演讲的题目，他觉得抒情作为诗歌的本质属性应该得到强化，抒情的同时也需要一些新的语言和新的元素，所以就提出来了“新抒情主义”这个理念。拾壹月诗社和罗曼司重演诗社针对“新抒情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线上线下讨论，加上有意识的文本实践，逐步丰富完善了“新抒情主义”这个理念的内核，整理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脉络。
子非花提出新抒情主义包含三个维度：神性写作、超验主义和智性写作，他提出诗歌需回归抒情本质，同时希望语言抵达人类意识和语言的边界，通过“想象力与白日梦”“精确性与炼字术”“发明新语言”等手段实现深度抒情。
子非花主张突破90年代诗歌的“规定性”，通过创建新的“规定性”实现宏阔场景与微小场景的自由转换。例如，他在《海南诗章》中让想象力彻底起飞，通过语言变形、混搭产生新诗意，与传统宏大叙事的创作形成对比。
子非花的诗歌常以灵异的书写介入人间，同时童心不时显映，生存里含着“爆炸”，但子非花却以细腻情感和哲思，对纯净新天进行着招魂般的呼唤，如《橘子》展现父爱情感，《北方树林》通过“飘向雪的太阳”“阳光箭一样被天空吸住”等意象构建陌生化，体现对新语言的探索。新抒情主义在此延续了浪漫主义传统，又融入现代主义和公民意识思考，如《崭新的时刻之十一•祖国》“祖国像一个篮球/执着于弹跳”“谁又能生产出忘却者的眼泪？”；《崭新的时刻之十三•饮水》“你饮下答案，变化炸开无数缺口/让问题自己流淌”；《崭新的时刻之十四•第二个早晨》“你停留在逐渐关闭的空气里”；《崭新的时刻之十五•在浙水村》“我们听到情节的剥落/…而干涸的河床，朝向破碎的天空”“胃是一种沉默成本/消除了反对声/此刻，天空高耸/语言倒立”；《崭新的时刻之十七•解决》“还有什么问题在你眼前闪烁？多边形的谈判，争斗，贪婪/下滑，停滞，倒退/愚者遍地，蒙眼狂奔/假象横飞，披着主义/…问题泻下，把我们湮灭/你剩下的只有…解决自己…”。
子非花对新抒情主义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代诗坛的弊端，或者说是局限性。如何给新抒情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阐释，更关键的无疑是进行新的文本实践。子非花之所以提出新抒情主义，也是基于他自身写作的困境。他认为九十年代诗歌有很多“规定性”，根本无法进入诸多的写作场景，比如，很多日常生活的微小，琐碎场景。新抒情主义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九十年代诗歌批判的基础上，同时接续八十年代以海子、骆一禾、戈麦、张枣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并融入智性和超验元素，最终形成“深度抒情”。子非花强调新抒情的核心在于“发明新语言”，所谓的“新语言”，不是堆砌生僻字词，也不是所谓的“陌生化”，而是创造全新的诗意场景。
在21世纪互联网普及背景下，数亿数字时代网民与互联网无缝对接，深刻影响着当代诗歌格局，接触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设备的Z世代、网生代、数媒土著们，通过各种平台，构建着新的互动，产生着即时的快乐与情感共鸣，各种常规和非常规事件及其评述刷爆网络、手机与社交媒体，这其实也是进行着互联网世代的新抒情，对此，新抒情主义也应更关注强调全球普遍议题下的人文关怀（悲悯）、新人文精神与社会价值重建。
在美学原则上，90年代的反抒情，反传统，反文化，以及当代文学主张的反价值、反意义、反本质、反中心、反崇高，并没有还原好普通人的生存本相和生存景深，反而加剧了更多的颓丧，更多的沉沦，更多的愤懑和病态的调子，这离公民意识，一种建设精神，神性照耀都相去甚远，导致相当的道心偏离，如果只有现象，而没有对现象的观念、认知和态度、评价，其所反映的现实也大都意义缺失、价值匮乏。90年代以来叙事化写作的平面化、缺少深度、抽空主体的冷态叙事和零度抒情，追求客观还原日常生活的琐碎、世俗的“原生”“本真”效果，具体到语言运用，则集中、典型地表现为反意象和口语化。在消减价值、瓦解意义的思潮中，基于公民意识与神性重申的新抒情主义的提出，“让诗歌回到诗歌”有了脱离困境的可能，尽管有评论认为新抒情语言实验可能造成理解门槛，但这需结合具体作品深入分析。新抒情主义的新语言实验为新诗书写打开了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一直被遮蔽、掩盖着的世俗生存、日常生活，形而上与形而下，都在静等着公民视角与神性光辉的智慧审视与照耀。
2025.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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