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培，1962年生于江苏江阴。诗人、散文家，江苏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无锡市作协副主席、民刊《北门杂志》联合创始人。曾获1995年刘丽安诗歌奖、1997年柔刚诗歌奖、2007年《滇池》文学奖、2007年《诗探索》奖、2018年孙犁散文奖等。著有诗集《四分之三雨水》《数行诗》《写给梦境》，散文集《五种回忆》《旅馆》《帕米尔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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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陈渠珍已经不在了。西原也已经不在了。藏族姑娘西原，1912年冬月殒命于西安旧城。我怀疑她的名字和西安城名差不多相谐音，是陈渠珍后来的意思，后来故意安排，皆因行文方便时另取的。她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一切都已经石沉大海，太多的过往真相都其实已经没有真相——1912年，距离我们也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手上只剩有《艽野尘梦》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这本写于1936年的小书，作者写它时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是年，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书房名“寥天一庐”，刚刚接受湖南省主席何键的收编，辞职（屯务处长）离开湘西，去了长沙一个叫作做“麻园岭”的地方，在一幢旧的四合院暂居下来。“寥天”语出《庄子·大宗师》“安排而化去，乃入于寥天一”，意为道家与天合一、安于命运、忧虑尽化的虚无境界。终生喜欢《庄子》的陈渠珍把他在各地的住宅全都命名为“寥天一庐”。《艽野尘梦》一书，就诞生在长沙旧城区这样一个不为世人熟知的角落。人们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名人旧居，但却从未看见过“陈渠珍故居”。当年何键授予陈渠珍的职务是：长沙绥靖行署部参议、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这一年，戎马一生的传奇男儿陈渠珍五十四岁。读书无数，杀人无算，保境安民，出生入死五十四载，习得一手好字，写得一手好诗文。这一年，距离陈渠珍在统领部办公桌上的一大叠公告中，发现写得同样一手好字的士兵，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当时他立即命秘书长陈慕素去部队找寻写字的人究竟是何人（沈从文），之后，又马上安排后者做他的办公小秘书。一度是其手下勤务兵的作家沈从文，传世名作《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同年正式出版。他俩还是湘西凤凰县城里的老乡。俩人的家庭可谓世交，其各自的曾祖父就都在当年曾国藩的湘军行列里并肩作战过，而陈渠珍儿时所读私塾亦曾归从过沈从文的姨父。或许，以《艽野尘梦》一书作者的眼界，不一定看得上作为新文学运动之翘楚之一的《边城》的小说文字，但是我们禁不住还是想问一句：晚（自己的小老乡）两年才得闲写出自己的回忆文字的陈渠珍，有没有可能在着手自己的书稿之前，读过其同乡晚辈小生的红极一时的作品《边城》呢？答案差不多是肯定的：没有。因为，以旧文言文呈现的《艽野尘梦》篇章、气质上绝对秉承了中国传统旧式韵文、散文的心理格式，读时，能够十分亲切而强烈地感受到后者的存在；感受到作者创作它时一丝不苟、心无旁骛的呼吸节奏。另有句古话：“抟气致柔”（老子）。似乎，《艽野尘梦》的口吻、语调，传承自当时闻名天下的“桐城派”行文理念，好像写书的日日夜夜里，桌上另外叠放着公公正正的几函《老子》《列子》《史记》《朱子语类》《东坡竹枝词》《曾文正公文集》……那么，沈从文和陈渠珍，他俩之后是否再有过什么私人间的交集？他们后来见过面吗？彼此阅读过对方的书吗？陈渠珍1936年出版《艽野尘梦》之后，是否再有可能在闲暇读一读自己的小老乡的书？《边城》或《从文自传》？一个是新文学，一个是旧文言文，——俩人何以同乡、同时代共同写作，不同命运？
读者心知肚明：《边城》一纸风行，甫一问世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作者本人虽中年后遭遇世变，一度湮没无闻，但小说自问世以来，即已稳居“现代中文小说一百位名作”前五位，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名著的座次，从一开始就在世界文学的崇高范围广为传播，畅行于中国文学的主河流域。
《艽野尘梦》则不然。从一开始就落寞世间，被归入“私小说”“私家笔记”“藏地秘传”“私人回忆录”的偏僻位置；如同书名本身所暗示，“艽野”，语出《诗经·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意为远荒之地，即书中出川进藏，又离藏返乡的曲折故事；“尘梦”，尘世上的梦，一阵风吹过的尘世上的梦幻离合，意指书中所描写的、梦幻般久远的往事。
这是一部洪荒之书。仿佛长江流经了通天河、金沙江、重庆宜昌、武汉三镇之后，终于到达江淮平原的开阔恢宏地理景观——快要到达如此蜿蜒磅礴的一条大河的下游了——下游的丰饶美景，已隐隐在望。“千里江陵一日还”，“日出江花红似火”。仔细读来，你会发现，这样一部六七万字的小书，它不可能出在中国的南北六朝。它没有跻身于繁华唐都的富丽福分，它同样也不会出现在“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宋朝。它在元代萌芽尽催。而中国小说四大名著一时俱出的有明一代，它贫瘠的人性之光的种子才刚刚被播种；而紧接着又是广袤冻土带的清朝——只有晚清、民国，或者说在这个陈渠珍生活（1882.09.22—1952.02.08）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民国、晚清相杂糅的离乱年代，才有可能诞生出同样乱离毕现的作品篇章。一个鲜明的时代铭记，时代的烙印，被深深刻打在《艽野尘梦》一书薄薄的书脊上。书本身并没有打开，一拿到手上，就有一种隐隐的不安的气息，如像本书最后一章西原的人世弥留，所谓“……室冷帏空，天胡不语……泪尽声嘶……肝肠寸断矣。”（陈渠珍语）一整个年代，一个时代，也已“室冷帏空”。“驻景恨天千岁药，送行唯有小乘禅。”（苏东坡悼王朝云诗句）——如是，陈渠珍是它——这块帝国沦丧的土地——最后的守墓人。
说西原，可说及中国所有的过往。因西原的女性形象，事实上，跟史上传说中的一切贞女烈妇、一切儿女美人，仿佛都是同一相貌、同一个人，跟貂蝉、虞姬、郗璇（子房）、花木兰、王昭君、苏小小、绿绮、柔奴、啭春莺……都一样。甚至跟《西厢记》里的崔莺莺，《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其音容笑貌皆相类似。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这位“虞姬”，来自向来为中国古代文明所忽略的高原苦寒之地的青藏大地，这是个十九岁的藏族姑娘——这一点，跟意外屡出的那个时代一样，深深震撼了所有读者的内心。
书中并没有用较多的笔墨去抒发、去描述西原作为女性的形象。作者行文之余，甚至没有费心去作任何一处的停留，将惜墨如金的笔触单单要去停留在西原身上，例如：“……她的眼睛”“她的笑语……”一切古典的、浪漫的描写手法，尤其是，陈渠珍身处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中西体用”“西潮东渐”之后的那些新异西法，作者都一概不予采用。我们不必妄加猜揣，认为可能是因为作者当时常年身居偏地，孤陋寡闻所致；唯一的可能仅仅是，写作《艽野尘梦》一书，从头到尾，作者手里的那支笔自始至终托命于天意、天命、天道，跟他为人行军、治理一方乡里的良苦用心、侠骨儒道如出一辙。他写书，跟他平时走路，每天早晨早早打太极拳一样。他看如在梦境的青藏高原，亦跟看眼前湘西的十万大山、青山绿水一样，作者即书，书即作者。他和他的早年从军苦旅的经历早已经事实上地血肉相融，道成肉身，所有书中章节文字，都已在骨头缝里、血管呼吸里朝夕相处、同生共死了多少年，可谓日日夜夜在心头铭记，“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韩愈）全书十二个章节，加“总叙”十三段文字，再加后来的一篇“自序”、一篇“要例”，总十五段落，早已融化在他那饱经沧桑、年岁渐长的相貌神情里，似乎是作者身体内部的十二个月，一年四季，二十四个节气。该书之所以一气呵成，全篇干净利落未作什么修改，盖因于此。一方面，西原的形象、西原故事之凄切动人，也全是西原自己舍命挣得来的，作者并没有丝毫渲染和着重要去突出。整部《艽野尘梦》，亦皆是集体从羌塘草原冒死返乡的一百一十五名士兵搏命挣出来的。这书里面，至少有一百一十五条人命（援藏两年历次大小战役士兵之死难不曾计算），故形成本书如此峻急隐晦、天地隐要的风格语调。某种程度上，陈渠珍呈现给读者眼前的，是他早年从军经历的一部个人灵魂忏悔录，他是在把当年事变事实的经过，一一陈列在案，以还其本人历史的清白。整本书，都没有某一情节依赖另一情节去转换，以达文学效果，或某个人物，依靠另一人存活等等。这是一定意义上，专属于“援藏冒险”士兵们、具有纪实和史实意义上的《录鬼簿》——作者不仅对于自己的爱人西原，也对手下每一名愿意生死相随的湘黔滇籍士兵负责任，作文字上的悉心交待。“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L’nomme n’estrien—I’oeuvre est tont”（人是无关紧要的——作品才是一切），福楼拜如是说。出川时，他们所有人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剿匪平乱，衣锦还乡。”但是，最终覆灭的大时代湮灭了凡人的良苦志愿和用心，一百一十五人齐刷刷上马，向着家乡的方位出发，穿越荒天旷野，绝粮迷道，风雪肆虐，翻越唐古拉雪山，长江之源通天河，九死一生，最后到达兰州时，生还者仅剩七人（一说十一人）。而两年之后的1914年，在袁世凯治下，陈渠珍还被诬告认为是军中起乱、杀害师长罗长裿的凶手，被从湘西押解到京城，后经法庭正式认证庭审，最终才无罪开释。重新振作起来的陈渠珍于1918年护法战争中，成为代理护法军第一路军总司令。1929年前，陈渠珍以“湘西屯边使和独立第十九师师长之职，掌握着四个团的基本部队，加上招安部队共约一万五六千人枪”（王尚质：《何键解决陈渠珍经过纪略》/《湖南文史资料（第七辑）》[内部发行]，1964年12月，第146页）作班底，自行自理广袤的湘西地区，并使该地区（包括后来的张家界）几乎达到人人夜不闭户，耕者有其田的高度自治区域。事实上地实现了同时代梁漱溟先生乡村自治运动中，在山东邹平县乡村未能完全实现的理想景观社会。至此，湘西十县风气大开，人文蔚然，“弦歌之声遍及苗疆”。而他也被世人公认地熟读经典，善于斡旋应对，折冲樽俎，一个集军人、乡绅、读书人、诗人、隐士于一身的乱世枭雄。一名二十世纪“小曾国藩”，顶天立地的湖南汉子。七岁入读私塾，十四岁就学于管理极其严苛的儒家学堂——聂简堂学馆（陈渠珍十四岁，即为1896年），十六岁再读于芷江明山书院，十七岁（1899年）考取秀才。1899年，远在俄国、阿根廷的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双双诞生。这一年，诗人艾略特十一岁，在美国“认得出大约七十种不同的鸟类”（《不完美的一生——艾略特传》）。这一年，即将和本书作者的命运有交集碰撞的、远在西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二十四岁。
中国有句成语，叫“深明大义”，往往用在国家内乱动荡、敌我形势莫测之际。窃以为，陈渠珍将军身上之经世才用，其最深刻深切者在于此。而《艽野尘梦》一书，一定程度上也是那样一个逝去年代的“深明大义之书”，是乱世中的忠义、侠骨书，是一本荒原上的仁学书。“与常人不一样，陈有底子，常人没有，他的底子是在西藏打的。经历了《艽野尘梦》那种大难大厄的人，要么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去；要么有常人难有的毅力和品格，成常人难及的事业。”这是著名艺术家黄永玉对陈渠珍的评价，话说得有点轻飘了。窃以为，“陈的底子”，第一还不是青藏高原，第一是其家乡的湘西十万大山。他这种男人蛮性子，一旦成熟至儒家温柔敦厚，又兼墨家自力更生，真的是至情至性的旷世奇才了。这才成就了后来此书在民间的第一推广者、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评语：“余一夜读之竟，寝已鸡鸣，不觉其晏，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比之《鲁宾逊漂流记》则真切无虚。”
需要稍作纠正的是，不仅“为康藏诸游记最”了，早已经不止了。而理应成为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一切世界各地的游记文字之最了。问题在于，本书内容早已超出了一般游记文学的内涵，它也从未想过自己要成为游记的，虽然其间有非常风景的雪域高原，绝地生还者的追记中不可多得的人间珍罕，但它更是对中国《诗经》《史记》文字的一次虔诚的礼拜，一种隶属大江大河奔涌般长久的仁人志士的注目礼。
另一方面，上世纪初，湘西十万大山的野旷风情，培育了陈渠珍身上更多的墨家兼爱。这是他身上最深刻有别于同时代有大志者人的地方。他仿佛是乡土地方的“小桃花源”夙愿的实践者。他事必躬亲，一生勤勤恳恳、勤俭朴素、绞尽心力，他也同时并重农业和手工业，以为民富而后可教，而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的抱负，力保其治下一方之平安。他是湖南湘西的王阳明，他是二十世纪中国乡间的“小华盛顿”。
当詹姆士·希尔顿在《失落的地平线》小说中，向西方世界描述了一个想象中原始淳朴的偏远山区小世界美景时，人们没有想到，生活早已超越了文学。现实生活的存在远远高于文学世界中任何可能的“香格里拉”——因为，真实的“香格里拉”秘境，在“湘西王”陈渠珍这样的奇人身上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神似的影子。洞天福地，无须虚构，1920年代的湘西、凤凰古城，大致就是现实版的东方神秘之地：香格里拉。它的主人之一：陈渠珍，正是当地文雅温儒的小说世界中的“酋长”。讽刺的是：这名“酋长”能够写作出一流的小说，一流的文学作品。你能说他不置身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吗？
“一切严重的剧情，则如飞鸟掠空，不留痕迹。实则其感人深处，仍会常留在心坎，这真可谓是存神过化，正是中国文学艺术之最高境界所企。”（钱穆：《从中国戏剧看人生哲学》）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荀子·礼记》《王制》，页231，103-104。）
最终，《艽野尘梦》所拥有的读者，肯定会超过一度风靡世界的希尔顿小说，更何况，现在又有了这本书的白话通读本。
对此，我是有信心的。
我有一个愿望：英国绅士詹姆斯·希尔顿或许可以跟中国的土匪乡绅陈渠珍俩相对话，虽然他们置身在过去年代，早已经不在人世——好莱坞之所以很多年没有出产出全球轰动的大片、大制作了，原因恐在于此。
——一场应许已久的东西方对话，仍在充满期待的沉默和沉寂之中。
——《艽野尘梦》。这本书就这样被写在了亚洲的原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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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测陈渠珍闲暇之余，手头须刻不离的读物大抵是些清代黄元吉《道德经讲义》一类的书，此书在他那个年代，坊间传读本，还称《道德经精义》。与此之际，令其手不释卷的枕边典籍，可能还有《四书》《史记》《读史舆要》一类，杂家、兵书。“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李贺）陈渠珍，祖籍江西，后全家迁至湖南麻阳，之后，再迁入凤凰。而《道德经讲义》作者，亦为江西丰城人。
陈渠珍（1882—1952），原名陈开琼，字仲谋，号玉鍪。玉鍪，是陈渠珍在读长沙军校时自己取的别称，意即玉做的武将头盔，出自《淮南子·汜论训》中的“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一语。如此，其周围熟人朋友常亲切称呼他为“玉鍪公”。他于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任职于湖南新军。当时，英俄列强日夜觊觎西藏和东北多地。西南局势动荡，英国更是悍然派兵，致使达赖仓惶北走，并向清政府求援。1909年夏天，七月，陈渠珍所属部队奉命出川，援藏抗英平乱，而他被任命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管带（相当于营长），由昌都、江达、工布，至波密地区，一路作战平乱，屡立战功。驻藏期间，他同当地的藏民、官员和喇嘛来往密切，还和英姿飒爽、十八岁的藏族少女西原结婚。
两年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部队立即震乱无序，进藏川军中的秘密会党哥老会积极响应多方活动，借故杀死统帅罗长裿。陈渠珍当时实为同盟会员，深知形势之危殆，于是团结策动手下湖南和贵州籍官兵一百多人结伴返回内地，无奈时令已近冬天，天寒地冻，路途迢遥，再加上线路不明，一行士官从江达出发，取道荒天席地的羌塘草原，翻越举世绝寒的唐古拉雪山，过三江之源的通天河，再经昆仑山口，入青海无人区，余路皆封，行者必亡。大家一路上跋山涉水，断粮断水，茹毛饮血、九死一生，最后勉强存活到达兰州者，仅余7人。陈渠珍万般无奈，只得就地遣散部众，与藏女西原进入西安城，其时家书未致，穷困不堪，仅赖救济度日。不久，生死相从的西原不幸猝染天花病逝。二十四年之后，陈渠珍追忆这段经历，以惊艳绝才之笔，写就《艽野尘梦》一书。其间垂死的呻吟，枕藉的白骨，早湮没在了风尘弥漫的西陲的沙雪之中。
书中，作为藏族女子，西原不仅是豪爽大气的“女汉子”，更具备一名女性天生所具有的温柔和善良。我找到了西原在《艽野尘梦》篇章中的先后七“哭”。这些哭泣没有一次是为她自己，全都是为陈渠珍。前三次哭，都是在波密兵变中时刻担心丈夫安危不由自主地哭；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因为决定与陈渠珍一起离藏东归，为与自己家乡的亲人可能是永远的诀别而哭；第六次是在过通天河时，面对两日断炊，面对陈渠珍最好的战友多日未归，面对倔强的丈夫不肯吃她仅有的最后一小块救命肉时，她放声大哭；第七次哭，是在到达内地之后，每当丈夫出外，她就因为害怕而哭泣。那个勇敢的女子怎不见了呢？不，她还是她，只是这时候，某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占据她孤单无望的身心，与其说是对丈夫的担忧，不如说更多的是对丈夫每时每刻深深的依恋而惊恐绝望。
西原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并不多，但每至关键时刻，总能出现在丈夫身旁，而陈渠珍也同样流露出对西原刻骨铭心的爱。幸运的是，陈渠珍在《艽野尘梦》中以点滴入微式的记录，一一写下这位女性在男人圈中疾风暴雪的荒野上展示出来的人格和敢勇。
岁月蹉跎。
陈渠珍的女儿陈元吉回忆道：“当《艽野尘梦》书写到最后一段，父亲放声大哭。性格刚强的父亲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哭过。”
暂存在西安小雁塔旁的西原棺椁并没有被陈渠珍所遗忘，他在成为“湘西王”之后，亲自嘱托好友董禹麓自西安将西原灵骨重新发掘，送回湘西，“深怜低语”（纳兰容若语）。当遗体到达凤凰时，陈渠珍率部队亲迎于湘西首府保靖城十里之外，军队排枪齐发致哀。是夜，为其守灵的陈渠珍还亲自撰写了西原的墓志铭（见本书附录）。
1942年1月25日，《康导月刊》第三卷第十、十一期合刊出版，任乃强在全文连载完毕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陈君原著，有祭西原文，及西原归骨湘西后，陈君手撰墓志，并极哀感可读，报社录稿者遗之。校对本拟增入。因事匆匆赴雅，但携钞稿自随，忘取原书，及是校讫，竟无凭以补录。亦一憾事。1942年1月22日。”
1913年正月，历经九死一生、孑然荒原的陈渠珍返回故乡湘西，此刻这里还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旧湘西，这里正迎来辛亥鼎革后的全新地方长官田应诏。陈渠珍依靠自己的才华成为他的高级幕僚，为其创办军官训练团——湘西“黄埔军校”。日后，其在湘西拥有稳固的军事地位，与他那时候建立的良好师生情谊有着一定的因果。
回首七十有余年，
人间是非饱看破。
往来迹幽深夜雪，
一柱线香古窗下。
日本诗人良宽的临终绝笔《草庵雪夜》，颇能概括陈渠珍跌宕一生的心迹。
陈渠珍，属马。蔡锷也属马。“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算起来，他比卡夫卡大一岁。后者生于1883年7月3日，卒于1924年6月3日。他比蒋介石（1887.10.31—1975.04.05）大五岁，比胡适（1891.12.17—1962.02.24）大九岁，比刘半农也大九岁，比陈寅恪大八岁，但比鲁迅（1881.09.25—1936.10.19）小一岁，比徐树铮（1880.11.11—1925.12.30）小两岁，比另一位儒雅的将军吴佩孚（1874.04.22—1939.12.04）小了整整八年。他跟冯玉祥同庚。冯玉祥（1882.11.06—1948.09.01），在其最鼎盛时期，号称拥兵四十万人。1928年7月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
陈渠珍在湘西的一方治理，其麾下军队亦可称其为“私人军队”，最精简整编时，仍拥有完整人员编制的四个师。1937年淞沪会战，由师长顾家齐率领的国军一二八师（由陈渠珍手下三十四师改编而成），还在著名的嘉善保卫战中充任主力师，有重机枪五十挺，轻机枪两百多挺，汉阳造等各式新旧步枪两千余支，短枪三百多，和日军连续浴血拼杀整整五昼夜，部队伤亡两千八百多名湘西子弟兵。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求这支部队至少死守四天，可他们硬是战斗了七天七夜，方才撤离，而日军方面，光飞机轰炸，每天就达到四十架余次。
沈荃，沈从文的堂弟，时任128师上层军官（团长），也参加了著名的嘉善守卫战。
七昼夜不吃、不睡。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血战的结果，四个团长受伤，四个团副死了三个伤一个，十二个营长死七个，伤五个，排长战死三分之二，负伤三分之一。出发时的七千湘西兵，死伤达部队三分之一。其中有过半数军人当年都是经老首长陈渠珍调教收编过来的山中悍匪。之后，这支部队还参加了抗战中著名的“长沙会战”。
一九三七年年底，何键被蒋介石调离湖南省，陈渠珍这才重新出山，被任命为湖南省难民救济处处长，同时委任他为湘西屯边处处长。又设置省政府沅陵行署，陈渠珍为首届主任。其时，整个湘西十万大山深处，有大小土匪势力两三百股武装力量，统统听命臣服于“湘西王”陈渠珍；回乡仅半年，陈渠珍运筹帷幄，不费一枪一弹，不伤一兵一卒，一举收编了包括“苗人王”龙云飞等在内的二百三十三个大小土匪武装集团两万多人枪，制止了骚乱，安定下了整个湘西，包括后来的张家界，解除了所辖境内的匪患和老百姓的痛苦，并带头创办地方实业多项。我们粗略推算，陈渠珍一生所见识过，遭遇过的成建制的“土匪”团伙，至少有一千股之多。据史料记载，陈渠珍在湘西地界推行创办的实业计有：
派田奇镌带地质勘探队，到会同、溆浦、桑植、沅陵……等地探矿。
派谭天培到洪江办造纸厂。
派朱鹤楼、向敦五，到凤凰、乾城办理棉纺纱厂。
派黄其镇到麻阳老家办糖厂。
派熊兰波管理畜牧、园艺方面的实验，植树造林，绿化乡里。
派杨文衡负责煮酒造酱。
从湘潭地方请技术员来办沼气池，用以点灯照明。
写作《军人良心论》，全面整顿军队。
创办《湘西合作通讯》报刊，加强对于农业合作生产的指导和深入管理；向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一百万，帮助各地大小农业合作社渡过资金难关。
在沅陵新办中学一所，油漆学校一所；并在乾城、永顺、芷江等地，创办多所师范学校。
亲自着手编写《植棉浅说》，发放各地，令湘西各县乡居民人手一册，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并划定乾城、凤凰、麻阳老家，为当年的种棉示范区。
……
“必求身死之后，有不死之精神，不与此身而俱埋黄壤。”（《陈渠珍日记》）
“予以环境所迫，出而治军。从此二十余年，日处戎马倥偬之中，有志（指书法）未逮。今年老，遂不能再学书矣。幸予于此中（指《艺舟双楫》一书）颇得三昧，故今日督教两儿即依法教之应制。子望有成，亦足以弥吾之缺憾也。写字为从军而误我固大，然因从军而误我读书尤大。目前友人来缄，有‘公如读书，早已大成’。此真知我者，今每一念及，未尝不深自悔恨也。”（《陈渠珍日记》）
“我宁以诚而失败，不以伪而成功。”（《陈渠珍日记》）
“为改不得其人，犹树之不得培育，蒲芦之繁茂不得地宜也。非尽人皆可为改者，必取其能修身而有仁德者。”（《陈渠珍日记》）
“……凡事预则立……故‘仁’为此章之主眼，‘诚’则为行化之功夫。”（《陈渠珍日记》）
“人类……有同胞共母之关系，有骨肉手足之相亲。古人说‘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等语，就是此意。所以相互扶助是人道的要求，也就是仁的全体大用。仁者利己利人，能利人利己者是良心。……不但要利己利人，还要进一步杀身成仁。……有良心的人拿枪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是土匪。我军必须对于人民，宜亲之如家人，爱之如骨肉。保护湘西一片净土。”（《军人良心论》）
“西原与我生死与共，为我排险解难。没有西原，就没有今天你们的爸爸，千万不要忘记西原妈妈。”（陈渠珍谈话）
“人生只要得到一种相当而能稳固的生活，便能生存生活之外，不会再有甚么目的。……衣食住行是人类共同相需相尚的，必须共同相安，而不相害，如大道一般，大家共同遵行，而不相妨碍，然后生活才能稳固。”（《军人良心论》）
“十年生息，十年建设，励精图治，则可将百孔千疮之湘西治理成富庶之邦。”（《军人良心论》）
——本文中出现的湘西，实在是有作一解释的必要。湘西一词，在1912年以后方有，是因为设置了中华民国湘西镇守使一职。百姓口中的湘西，是指地理意义上的湖南雪峰山以西，俗称：“上湖南”，范围包括了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化、麻阳，吉首，还有常德、邵阳市的一部分，所辖区域几乎是今天的湖南省版图的百分之四十四，差不多有半个湖南省境。至于湘西一词在1930年代突然流行开来，与官方当时的使用频率和沈从文笔下的文字传播，包括凤凰名人、清末翰林熊希龄等被外人广为熟知有着极大的关联。湘西偏安一隅，自成军事体制。而陈渠珍自藏地历险归来，回到家乡重整旗鼓、保境安民等一系列举措，恰好跟现当代历史上“湘西”一词在地理学传播上的渐进过程同步，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巧合。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仅仅是当年陈渠珍治理下湘西境域的一小部分。
真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
著名军人张治中，曾在《张治中回忆录》一书中，提及陈渠珍这名老朋友，昔日军界同仁：“他在湘西二十三年的历史以及其中不少的曲折艰难和委屈，归结到‘怨由丛集’，但他一再讲起良心，这里面自然是含蓄着一种精神上的苦楚。”
1922年，二十岁的沈从文来到了“湘西王”的军帐下，成为一名文书。耳濡目染恩师的文教修学，触发其内心无声而剧烈的精神追求。在沈从文为数不多的涉此文字中，仰慕陈渠珍的心声溢于言表。
那一年，陈渠珍四十岁。
“……陈渠珍的书房有大量的明清典籍字画，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十几箱书籍，由此而萌生的治学心绪使我大为欣喜，这样的际遇从此奠定了我的文化基础与底蕴。”
“军官的文稿，草字极不容易认识，我就从他那手稿上，望文会义的认识了不少新字。但使我感动的、影响到一生工作的，却是当时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处置一切他总敏捷稳重。”
——沈从文《从文自传 学历史的地方》
当沈从文准备前往北京读书，并将想法报告陈渠珍时，他迅速写下“手令”，在额外批给他三个月薪水的同时，说了下面这段叮咛的话语：“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沈从文没有回来。
再回来已是十五年后。1937年的沈从文，早已不是陈渠珍身边的小书记员了，他成长为中国知识界鼎鼎有名的作家学者。
作为陈渠珍的昔日文书，沈从文返回到偏远的湘西老家，为湘西做抗战动员。试想，这些活动如果没有陈渠珍的默许和支持，怎会有如此畅通的舞台？于是著名的长沙会战之际，沈从文在长沙写下《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希望湘西军人在抗战的时代洪流中舍身报国。
“救国是每位国民的应有之义，湘西百姓血液中本有不畏强暴、英雄本色、仗义济人的豪放，且以得人敬重为荣，只有团结一致，动身抗日才是最好的用途。”
从西藏返回湘西，从辛亥首义的1911年到大江大海的1949年，这三十八年时间，他对于自身的传奇只字未写。
请看黄永玉亲书陈渠珍的墓志铭：
“国内军阀混战时期，由于先生的精心维护……湘西百姓得以享受30余年安宁太平日子。抗日战争初期，上万湘西优秀子弟浴血献身……都是先生几十年一手培养的骨肉勇士……先生生活简朴，博学渊雅，见解宏阔，无愧人称山水精英。”
——有什么比这种荣誉更能让历史永记？
吴竞成在1920年代对陈渠珍曾有此命算：
“此命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穷不死，饿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气不死”。
而1930年代的前五年，已经担任湘西屯边使和独立第十九师师长的陈渠珍军事势力达到顶峰，他个人的影响力根本远远不止于湘西，周边的湖北、四川、贵州边区三十多个县域，都有他统领下的部队驻扎，再加上军事受其节制的部分川军、黔军，其鼎盛时期，他横跨军政商三界，总兵力达到三四万人。
但他倾心于义无反顾的保境安民、乡土自治，竭力效仿阎锡山在山西的自治方法，倡导湘西十县联合，并专程聘请到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帮他逐一起草湘西地方的自治条例，着重用心办学校，在教育上勇猛精进，对湘西教育的现代化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甚至还发行出了湘西独有的纸币，抵制国家货币进入湘西。
苏轼（1037—1101）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说：一个国家的存亡，“在乎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苏东坡续集》卷十一）
《边城》一书作者，著名作家沈从文，与陈渠珍、熊希龄并称“振奇之杰”“凤凰三杰”，军中担任过陈渠珍的文书兼中士勤务兵，日后曾这样回忆：“……平时极爱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在他的军部会议室里，放置了五个大楠木橱柜，柜里藏有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绘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丛刊》……。”
“人类的历史充满意外、偶然和机遇。但是，敢不敢迎击宿命是由人来决定。”（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
据传，不仅是读书和文学爱好，日后沈从文对于古代文物的鉴赏收集，其最初的启蒙，亦来源于在其官长身边的耳濡目染。
提笔写作《艽野尘梦》，作者曾坦言，赴藏之前，曾化费功夫“搜求前人所著西藏游记七种读之……由藏归来，复购近人所著西藏政教及游记八种读之”，可见在写作之前，一生行伍的陈渠珍为此做了沉渍日久、细心充分的准备。
饶有趣味的是，《艽野尘梦》在后人的眼里，似有一个完整牢固的叙事结构，全书每章，都以部队进驻或到达的一个地名为标题，详尽记叙了作者从成都起程，至西安生还的两年多军旅史实，几乎每一处都有山水风光和人文习俗的清新讲述，可谓条分缕析，字字珠玑，静中惊雷，含蓄感人，仿佛一架高度清晰的纪录大片的摄影镜头，事无巨细，一一纪录在内；又似“一山行尽一山青”的古代传送帝都文书的骑手，一一途经中国的南北各省驿站。每一章节都像一个供人和马匹休憩的皇家驿站。这样的写法，既简约又硬朗，可谓画中有诗，刚柔齐济，行云流水，娓娓可听。
陈渠珍一生的仕途，历经风起云涌的清廷、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四个时代，终其一生也不屑于去磨砺棱角，圆滑处世。
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苟全性命于乱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陈渠珍生平首次携家人离开湖南省境，跋山涉水，徒步走了十一天，到了贵州的印江，去邻省贵州休养生息，寓居于印江县城萧氏公馆；那里没有匪患，生意顺当。陈渠珍办理工厂，白手起家，和旧部好友一起创办了“三一棉蔴纺织厂”，以圆其本人一直以来对民族工商业振兴的梦想，除了弹花纺线，开发新机械和棉麻产品之外，还潜心研制弹花机、纺织机、灌田机等高端手工机械。他本人动手能力很强，也向社会招收了工人两百多名。
陈渠珍一家，在印江一住两年。
苏东坡的《答李端书》，大概可以透露一二他当时的心境罢：“……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对于这段迁徙外省的生活，他有两首诗感叹：
其一云：
蜀道崎岖不易行，
溟濛云雾绕川城。
羁身迢迢千里外，
藏剑夜夜匣中鸣。
其二：
锦绣河山虽已碎，
兴亡事业未卜中。
倚栏纵目穷千里，
慷慨悲歌壮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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