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实际上的开始都是第二时刻。
诺瓦利斯《施里弗滕》
对于深圳十诗人来说，我相信我的引述是合适的。而且，它仅仅是一种开始，并不意味着结果；它仅仅是一条道路，谁也不能确定它是不是方向，至少目前看来是如此。
从一块土地到另一块土地，从故乡到异乡，从梦想走向现实又从现实回到梦想……归根结底，就如诗人安石榴一直试图在他的评述文字中所表达的主题：生存背景与写作背景。两者互为作用，各有路向又互相补充。它几乎不是文字所能涵盖的。最初它的意义并不明显，最后也是。但它处于中间的阶段性和决定性影响谁也不可以视如不见—它甚至可能是致命性的影响。有心的读者可以在十诗人的诗中触摸得到。
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但我对一个问题始终固执：如果一个人不能自食其力，它就丧失了所有的生存背景和写作背景。生存，独立自主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是因；然后才是人格独立的写作，才会存在一种可确立的背景，而它始终是第二位的，是果。我不相信一个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解决的诗人可以写下传世的不朽的诗篇，正如我不相信那些自以为弄点什么鸟事出来就可以在当代诗歌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诗歌活动家。位置的确立首先是人格的确立，然后是文本的确立，而不是其它。对于诗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文本本身更重要？
我乐意写下我所知道的深圳十诗人，他们的第二时刻，又何妨不是我的第二时刻？
我与你，从来都是二个字；
腐烂与不朽，从来都是二个词。
过日子就是游长城，从来就不是一句话
潘漠子《长城》
这个几乎不写短诗的家伙，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是几百行的长诗，而且发表在诸如《大家》此类的刊物上。我想这跟他内心的节奏有关。
认识漠子因为王顺健，那时我刚到香港《大公报》属下一家杂志社工作。阿健直接开车把我带到了华侨城旁的东方花园，漠子的沧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就设在一幢别墅里。后院面朝大海，不知漠子有没有在这里朗诵过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漠子不大的公司里藏匿着三位诗人。除了漠子，还有黑光及女诗人陈末。公司主要是搞雕塑和一些文化活动的策划。漠子是科班出身的画家，雕塑是他谋生的手段，写诗纯属爱好。漠子就在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环境里喜怒哀乐。
漠子特瘦，若我；一头长发扎在背后，比我的更长。他是一个认真而且稳重的人。
最近漠子特忙，为深圳某房地产集团忙着一个住宅区的雕塑群，起早贪黑，没有节假。我已经许久没有看到他。但又有什么要紧呢？知道兄弟们在忙着安身立命，就已经足够。
你能忘记自己是异乡人吗？
黄俊华《这就是生活》
俊华1995年到达深圳的时候我早就离开了那座城市，回到故乡的城市编一份报纸。当我再度经过深圳作短暂的工作逗留时，我们相遇。时间在我们相遇的霎那消失了，即便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见。
那天俊华酒喝高了，我们一班人回到了他位于清水河边的家，继续喝。在外资公司做白领的俊华令我想不到的豪气，不断地往楼下士多店打电话，啤酒就这样一箱箱地搬上来。这样的场面多年前我常经历，近年来就甚少参与了。一些时候，人必得有所节制。———那天大家都喝得兴高彩烈，连开车的阿健也喝了不少。
俊华的诗以前我读得不多，最近读了不少。印象中，俊华断句时造成的“硬伤”过多，增加了阅读的障碍。我的朋友黄巍非常喜欢他的诗，甚至说是十诗人中最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俊华在关注当下现实的同时，保持了某种抒情特质的缘故。当然，好与不好没有绝对的标准 ，各花入各眼罢了。
俊华近两个月一直在广州工作，我动手写这篇文字时他已经返回深圳的公司总部。他忙，我也忙，两个月来我们只是见了几次面。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和我、安石榴在我办公室喝啤酒，他喝到酩酊大醉而归。
当巨大的时间之轮转向隐没的发现
合起来的书页也将抛弃在自由之地
王刚《途》
王刚是深圳十诗人中惟一不受环境影响的。作为传媒的一分子，可以想象的匆忙；作为诗人，可以看见的从容。在诗中，看不到深圳对他的影响，他的灵魂仿佛不在这里，而是在别处。
人与诗的分离是否王刚刻意为之，我不得而知，我没有问过他。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写得很少，拿出来的也少，发表的更少。除了身边有限的几个朋友，知道他写诗的人寥寥。也许，这也是他可以让诗文本不沾人间烟火的原因之一。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都隐含在诗行间。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反对诗歌与生活完全脱离的，因为记录时代是诗歌的使命之一。而王刚这样写总有他的理由。每个人都有其独立的、个性化的方式拥抱生活，干嘛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姿态？
认识王刚时我在安石榴上沙的家。那天石榴约我去吃饭，我说到饭店的话不去，除非在家里自己动手做。石榴答应了，于是我就去了—却见石榴在厅里看书，在厨房里忙活的是另一个人：王刚。我对这次见面印象深刻，而完全忘记了当时的饭菜是什么样的味道。
除了姓名之外
我还能用什么来称呼自己
被石榴村遗弃
我还能承担怎样的名声
安石榴《献给石榴村的歌谣》
石榴最近写就的《献给石榴村的歌谣》令我击节：那内在的节奏，那种语调，那简洁的语言所带来的忧伤也是透明的。
在深圳十诗人中，我认识石榴最早，见面也最早。深圳的诗人都是石榴介绍我认识的。我与石榴有某种程度的相同经历：我们都是少年离乡并开始写诗；我们都在传媒浸淫多年；我们都是尘世的旁观者，在边缘默默生存，和写作……所以，我与石榴间有种天生的亲近感。
石榴的长相极像艾伦·金斯堡，但也仅此而矣。他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共通的。作为生命和生活的记录及传播者，我们天生的抒情品质甚至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知道，石榴愿意这样，本来就这样。1996年底，他与几个栖居深圳的诗友合出了一本诗集《边缘》；1998年6月，他与漠子等创办了在圈中颇有影响的《外遇》诗报，他们几个甚至自掏腰包给在上面发表作品的诗人发稿费……石榴他们在干着他们愿意干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这样生活，这样写作。
石榴是一个背着家在行走的人。短短一年来，他就搬了6次家，有一次竟搬到了一个远离市区的半山的一套房子里。我去过一次，安静、漆黑，仿佛与世隔绝。两个月不到，他又搬回曾经住过的上沙。我问他为什么？石榴说，那地方太合适写作了反而写不出东西来。
车祸并没有使道路扭曲转向
在异乡，母亲的溺爱拧得更紧
王顺健《都在》
我不能确切地知道，是什么促使阿健在中断十年诗歌写作后重新拿起笔。我只知道，若论及对诗歌的狂热，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阿健仿佛就是为诗歌而生！
我这样说并不过份，整整一年，阿健就躲在梅林水库旁的家里写诗，连生意都不去做了。朋友们一直都在劝他要做点事，日子不能这样过。最近见到他时，他正在上步路新租的办公室忙来忙去，我比谁都高兴。——诗不能当饭吃，当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自理，诗并不能把他拯救。阿健知道我的态度。我可以原谅一个人不写诗，我不原谅一个人生活不能自理，依附友人而活。
深圳十诗人中，阿健的年纪最大，最稳重也最固执。我曾经与阿健在肇庆蓝带作家山庄一次诗会上为某个观点吵过一架。如果我在这里写下来，他肯定还会找我吵架。朋友之间，能吵吵架也不错。
近年阿健在《山花》、《四川文学》、《作品》、《诗刊》发表了不少诗作。2000年6月间在广州见到北京诗人沈浩波，他说阿健是深圳写得最好的诗人。虽一家之言，也足见阿健的作品是引起了诗人们的注目。
我曾于某年春节期间在阿健家的书房住过几天，享用过他家的美食。本来计划那些天写完一篇名为《从故乡到异乡—七十年代诗歌论稿》的文字，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没有完成。不过，意外地，我目睹了一个痛苦的女诗人的一次醉酒，是阿健令她最终安静下来。
我想尽快走出这座城市
到达那片森林
耿德敏《城市猎人》
德敏辞工后我才见到他。我来往广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见到他，因为德敏担任机械工程师的那间外资企业，从来就没有节假日。德敏无从从工作中脱身，我们就无从一见。
德敏终于解放了，那是以辞掉工作为代价的。人总要不断地为生活和生命付出代价。德敏不善于言，这位贵州诗人才华都显现在他的诗中，在现实的屋檐下深深地向内，直至抵达想像的屋顶—他不可能不自卑，他不可能不歌唱，而他的每次歌唱都心怀故乡。
1989年德敏已经开始诗歌创作，他是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成名较早的一个。在“第三代”大行其道的时候，他的诗就屡屡出现在《诗人》、《诗神》、《星星》等刊物上。近年德敏发表少了，写得却不少。虽然生存的压力很大，只要还在坚持，就是诗人另一种生存的证据。
德敏的工作目前还无着落，就住在石榴暂借的家里。酒少喝了。在夏天的深圳，一位诗人奔跑在烈日下，寻找现实必须的生存。
下午将是一场更为空旷的故事
就像这座无人看守的后花园
最先困倦的
是那虚弱已久的灵魂
金鹏科《午后》
鹏科之所以从事诗歌写作可能源自于他对音乐的热爱。这个昔日的乐队鼓手今日栖身于广告与策划界，为兴趣，也为谋生。
这样没什么不对。深圳十诗人甚至可以说南方诗人与别的地方诗人所不同的，我想就是对生存的态度—他们都是将诗歌建立在某种生存环境之上—他们愿意付出足够的代价，为生存而挣扎—然后再回到热爱的诗歌。鹏科自不例外，也不可能例外，谁又可以例外？！
再见到鹏科是在广州一次诗歌活动之后，我与郭玉山老师等请深圳来的诗人吃饭，在场的深圳诗人还有我的把兄、诗人陈正略，女诗人、网络界强人谷雪儿。鹏科那天因喝了不少啤酒，喝着喝着就唱起歌来。他与谷雪儿都有一把好嗓子，让我等五音不全者羡慕不已。
而初次见到鹏科应是一次饭局，在深圳。阿健、石榴等在场。大家都喝白酒，喝得兴高彩烈，不知所云。我独饮着啤酒，大部分时间只是倾听，那是多么愉快的倾听。
这样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东忙西忙，什么闲情逸致？什么美景良晨？仿佛皆是虚设。
劣质烟和巴黎香水融合在一起
只有色情保留了故事的高潮
余丛《生活在南方》
我先听到了余丛的声音才见到余丛。其实我最早看到的是他的诗，不过没有什么深刻印象。近几年来，我几乎只读朋友的诗，有些有印象，有些没有。但这是正常的—人阅读的时候常常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不管正确与否。
那时余丛找我帮忙出版一本他编的关于深圳足球的书，其时他已离开深圳到中山，但还常往深圳跑，除了跟深圳的老朋友会面之外，还有一个目的是看足球。因为牵涉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却又可预期的法律问题，书未出成。那时他还在中山市一间广告公司工作。
现在的余丛是一个有半个家的自由人。欧洲杯打得昏天暗地的时候，我曾见过他和符马活，从中山来广州。他没说他最近在做什么，我也没有提及。我不担心他的谋生能力，也就没多问。
我想：余丛这些年客居过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他会知道该怎么寻找生存的机会，该怎么写，该写什么……
余丛对诗歌的热爱是难得的。在漂泊无定的生活之中，仍然给诗歌留下了足够的位置。就像他那张大床，为命定中的女人留下了足够的位置。
而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我早就一无所有了 赤条条的
空着脑袋 一把捏碎全是黄水
黑光《变异》
印象中黑光非常沉默。我在漠子的公司里看到他的时候，他与我打了个招呼便在一旁坐着，听着我们说话。有时笑一笑，更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忽略他的存在。
这个来自安徽怀宁农村的诗人毕业于安庆师院艺术系，当过教师，来深后一直从事油画创作与艺术设计，现在是漠子的得力助手。黑光说：“写作只是一种说话而已。”所以，黑光常常以写作替代说话—也所以，他的诗相当内敛。默默的汲取营养，默默的挥发养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沉默的。他不愿意浪费青春、热血与激情。他的诗歌就是明证。
我不了解黑光。因此，我不能说出什么。我们没有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们有的只限于通过作品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是有限的。不过，这种有限却增加了某种交谈的可能性。潜在的交谈者未必是合适的，却是必要的。它的显现仅关乎一个人内心的温度。
两个爱说话的人在一起
他们都在说话 最后
谁也没听清谁说了什么
谢湘南《口腔科疾病》
见到湘南那次是因为《创世纪》主编杨平从台湾来。我们约好在广州诗人祥子开的“蓝调共和”酒吧碰头。那天酒吧里有个诗歌朗诵会，由凌越（广州）和黄灿然（香港）主持。时，廖伟棠、郑单衣、萧开愚等一干诗人都在场。湘南朗诵时，台下杂音四起。湘南激动得满脸通红：因为几乎没人在静听他的朗诵。也许他不知道，这种场合上，通常都会这样。但也难怪湘南会这样，对诗歌，不知道他的人绝对想像不出他的热爱程度。
再见到湘南的时候，是他从湖南老家处理一些棘手的事务后路经广州。我记得刚好是晚饭后的时间，他从火车站给我打电话，说想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告诉他乘车的路线—到达时已是9时许。我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在火车上吃了。当时我在忙一个事情，也没太理会，一直到近12时才与他去宵夜。到那时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吃饭，他只是不想麻烦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还为此事而愧疚。
就在那天晚上，我谈到了一些对他诗歌的一点看法。大致的意思是：单纯的描摹生活原生态是不够的，当失去题材的优势，它就只是机械制造；如果能从生活的原生态中提炼出生活的真相，提升到某种思想的境界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路向……同样的看法我与顺健、石榴都说过。湘南反应非常决断，他坚持原来的看法。我没有与他争论。我觉得不必要争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未必对，可贵的是坚持—不管什么样的际遇下的坚持。
湘南写得很多，我看到的也不少。由于某些观点相左，我不准备再说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湘南所走的肯定的一条道路，虽然目前还不能断定是不是方向。
任何实际上的开始都是第二时刻。
诺瓦利斯《施里弗滕》
深圳十诗人早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时刻。我说的已经太多，几乎抓不住一个词。最重要的一个词。对更多的人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事实上也如此。
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存境遇，深圳十诗人给我的感觉其实只表明了一点：他们还活着，有些活得还不错，还在坚持写作，还在重塑他们自身的背景。他们是狂风过后的沙子。在风中，他们甚至已经写下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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